抗战时期产融结合的脆弱性探析--以金城银行投资天字号企业为例

抗战前国内银企关系始终若即若离,但在抗战特殊的环境下,内迁企业的资金困难和后方银行的投资需求构成有力的资金供需组合,产融结合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金城银行与天字号企业的合作就是其中的典型范例。产融携手后,银行与企业原先管理团队的矛盾让人始料未及。银行与企业创办人对经营权的争夺,企业生产热情与银行投机阴谋的冲突,甚至政治立场的不同,在战时都成为原则性的问题。资金供需的合拍引发了银企合作的幻想,双方长期目标的不同打破了"合作愉快"的脆弱表象。种种矛盾最终导致银企合作分崩离析,折射出战时特殊环境对企业决策的误导和影响。

太平保险公司初期发展研究

太平保险公司是由金城银行首创,后数家银行入股,共同经营的一家近代著名的大保险公司。在金城与其他银行的共同经营下,几年之内即发展成国内首屈一指的大保险公司,给经办行带来利润的同时,也为中国早期保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种银行与保险一体经营,相互扶持,互壮声势,互促发展的混业经营模式,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金城银行集团化经营研究

金城银行是我国近代著名商业银行,其总经理周作民早年受到日本财阀经营模式影响,在经营金城时,有意效仿,广泛投资运销、保险及工商实业,企图形成以金融资本渗透工商实业的集团经营模式。但在千疮百孔、战乱不断的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不具备自由发展空间的,在日本侵华战争破坏和官僚资本剥夺下,金城银行的财阀梦想最终破灭。

金城银行与北洋政局

辛亥革命后中国银行业蓬勃发展,金城银行更是其中的佼佼者。通过分析金城银行的幕后背景和其与北洋各派的复杂关系,揭示了金城银行与北洋政局的关系,其股权结构亦与北洋军阀各派的消长有密切关系。

金城银行与“永久黄”团体的银企关系

金融、实业存续相依,范旭东和周作民相互投资于对方的事业,其中不乏煞费苦心的精心布局。私人友谊成为培植和发展银企关系的沃土,公私兼顾体现了东亚社会建立在人际交往基础上的独特社会运行机理。因周作民对范旭东的信任,"永久黄"团体成为金城资金重点投放的企业集团,化学工业也因此成为金城工矿业四大重点产业扶持之一。金城对久大的投资曾带来了惊喜,但永利的股息和红利常令股东不满。1934年,永利增资扩股,范旭东以资本增值代替股息收入,成功吸引金城等银行大规模投资永利。

基于历史建筑价值特征的保护修复设计——以天津原金城银行大楼为例

介绍天津原金城银行大楼历史性保护与再利用设计情况及基本保护理念,指出该项目结合其特有的价值特征与具体的客观条件做出复原、修复和内部整饬等不同保护措施都是这一理念的反映。

金城银行公债经营与风险管理(1917~1937)

金城银行是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结构中商业银行和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其成立之初,受制于政治需求与超额利润,金城银行将相当比例的资金运用于购买政府内债与借款,虽然银行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和优厚股息,但其经营者们深知这种过分“与政府结缘”的资金运用方式潜藏着巨大风险,并与现代商业银行的持续性、稳定性经营理念相悖。但固于政治与社会因素,作为“北四行”之首的金城银行仍持有相当比例的政府内债,因此对于政府内债买卖始终持谨慎态度。金城银行通过设立丰大号实行“一级多头”式内债制度管理,并另设“证券科”作为代理内债经营的中间业务机构,以实现对公债经营风险的有效规避。同时,金城银行利用自身分支行覆盖广的优势,收集多地市场中有关于政局、军事、金融市场等消息,以便对购入内债进行实时、严格的风险监控及管理。虽然操作中不乏投机色彩,但金城银行在政局变动频繁时期能够稳定经营并实现收益增加,这对目前资管新规过渡期内的理财子公司的设立与经营、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与规避和银行稳定性经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