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全国《镜花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8月17日至18日,第五届全国《镜花缘》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灌云召开。会议围绕《镜花缘》作者生平交游、文本生成、审美创新、《镜花缘》与的中外比较,以及小说与地方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展开。

试论许祥龄与李汝珍之交游及其对《镜花缘》的评点

许祥龄"客游"海州盐运分司克福庭,得以结识李汝珍,二人"情义交孚,遂称莫逆";许祥龄的《镜花缘》评点侧重揭示出《镜花缘》的救世用心、女性命运以及叙事技法,其评点也印上了乾嘉学派的影子。

“才学小说”《镜花缘》的小说学意义

李汝珍的《镜花缘》是清代四大"才学小说"中将"才学"在小说中的呈现进行得最为彻底的作品。其在文本的实践层面,贯穿了明晰的"才学本位"意识,而在叙事过程中亦致力于展示"才学"的道德性及寻求适宜的叙事法则,从而为"才学"作为叙事对象提供了价值前提和美学可能。考察其处理"才学"和小说文类规则关系时的实践呈现和理论意义,有助于客观评价其作为小说新类型在小说学上的贡献,并以管窥豹,探讨清代嘉道时期小说文体的新变及其对中国小说史进程的影响。

《镜花缘》中武则天星象“心月狐”小考

《镜花缘》中的武则天是天星心月狐下凡,她的命运与这颗星宿紧密相连。"心"、"月"、"狐"三个因素共同构筑了武则天的文化意象。"心"指心宿,代表中心地位,指明了武则天乃帝王之尊。小说家以此彰明"君权神授",用天命肯定人事。"月"主阴,指女性,暗示武则天的性别身份,指责她错乱阴阳,僭越篡位。"狐"体现了人们对武则天审美态度的变化,从正面到反面、从阳刚到阴柔、从高蹈的人君堕落成异类。从"心"、"月"至"狐",展现了武则天从"神"、"人"到"妖"的转变过程。

《镜花缘》才女群像新论

旷世奇书《镜花缘》以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朝代为叙事背景 ,尽情描写百名才女的胆识贤智、才能技艺 ,构筑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罕见的才女形象群体。小说对才女“才”的抒写较明末清初的佳人及红楼女子均有进步一面 ,超越纯属个人素养修为的闺阁闲技 ,展现了更多的知识学问、实学强技 ,从而具备更广的社会内容和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独立人格的确立 ,摆脱了男性附庸的屈尊地位。作者塑造武则天形象虽表现出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 ,但对其雄才大略、爱才重贤的“才”性予以了高度褒扬。作品从人格独立、女性解放的角度 ,对巾帼奇才群体形象充分礼赞 ,倾注了无比的热情。

试论《镜花缘》题材内容的三个特点及其意义——兼及仅以《镜花缘》为“才学小说”的偏颇

胡适论《镜花缘》题材内容特点实有三个方面:一女权,二俗弊,三才艺。鲁迅虽有承胡适之论,但总体归《镜花缘》为"才学小说",而致偏颇。《镜花缘》是中国第一部女权主义小说,在世界女权主义文学和女权史上都应该"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其以"才学"为小说,既是时风使然,又是小说穷则思变的结果,而集中写知识女性的才艺生活,实亦别开生面,又新颖之致。

中药复方元气精华增强体能(耐力)的实验研究

对小鼠常压耐缺氧实验 ,结合对慢性疲劳大鼠血中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含量测定 ,观察中药复方制剂元气精华对小鼠体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中药复方制剂元气精华 ,具有较显著的延长耐缺氧小鼠死亡时间 ,提高动物红细胞以及血红蛋白含量作用 ,从而增强体能 。

花样全翻旧稗官——稗官文化视域中的《镜花缘》论

李汝珍自称其《镜花缘》"花样全翻旧稗官"。《镜花缘》的新创,在于以笔记改造章回,融摄章回之形式与笔记之体性,形成了章回体的"著书者之笔"。《儒林外史》是思想家的小说,《红楼梦》是诗人的小说,我们不妨讲,《镜花缘》是学者的小说。衡量《镜花缘》新创之合理与否,其标准不是现代人的现代小说观念,应该是以古代小说文化的视域,将其放置在中国古代小说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评判。

女儿国度 镜花异彩——《镜花缘》与《西游记》“女儿国”之比较

《镜花缘》与《西游记》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作品,都写到了"女儿国",但它们对《山海经》中所描述的"女儿国"的承继关系、女权意识及女儿国在两书中的权重和描写手法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镜花缘》较《西游记》中"女儿国"的描写、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抨击更具讽刺和批判性,这与李汝珍所生活的时代和当时社会人文思潮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胆识与贤智兼收,才色与情韵并列——从女性关怀的视角看《镜花缘》

《镜花缘》以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朝代为叙事背景,描写百名才女的胆识贤智、才能技艺,构筑了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女性形象群体。李汝珍在作品中对女性的赞美超出了《女戒》的樊篱,将女性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场域予以观照,多维度、多层次地表现她们的各种才能。

简论《镜花缘》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与文化价值

《镜花缘》作者身份及创作意旨的多元性、创作特征和文化价值三个方面,决定了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镜花缘》的思想艺术总体成就虽不及《红楼梦》、《水浒传》等书,但在不少方面有独到之处,是小说史上一部理想与现实结合,融知识性、奇幻性、趣味性于一体,具有较大创新意义的"别开生面"之作。

“色”、“刀”或是“巴刀”——从关联翻译理论看《镜花缘》四关关名之译

《镜花缘》中的四关名称,饶有趣味,又蕴含深意:一则对应五行,二则反映四关的内容和本质。根据关联翻译理论,林太乙与张心沧对四关名称的翻译都没有达到充分的语境效果。由于中英文字与文化的差异,翻译四关名称时,完全展现其中的文化意象实属理想,但是获取最佳关联性,是可以做到的。

天朝女试:李汝珍的理想科举

《镜花缘》中的天朝女试是李汝珍理想的科举:不以八股取士,而以诗赋选才且不论官职,考生博学多才,考官清廉识才,考规宽厚优遇,充满人性化的色彩。女试以康熙朝博学鸿词科为蓝本,表现出作者对博学鸿词科的向往和呼唤。

中国海洋古籍英译研究综述

为了解近40年来中国海洋古籍的英译及译介研究情况,以1984—2023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135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以Cite Space为研究工具,绘制可视化科学知识图谱。由图谱可见:近40年来,研究论文数量基本呈上升态势,发文作者间因师承关系后续虽有合作,但机构间的合作仍有待拓展;论文载体大多为普通期刊,但近年来权威、核心期刊开始关注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译介;研究主要围绕《山海经》与《镜花缘》的英译展开,主题为整体翻译策略与方法、各种名称翻译、译者/译本比较、文化语境与英译、英译史与文献综述、英译传播与接受等;研究趋势为海洋强国、“一带一路”背景下海上丝路行记的英译、传播与接受、文本中呈现的国家形象及跨文化意义等。建议加强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副文本研究、多模态翻译研究、译本传播与接受研究,以及国家形象研究。

从小说的“才学化”看《镜花缘》的叙事结构

《镜花缘》的叙事结构受到"以小说见才学"的创作方法的影响,呈现出段落化、碎片化的特点。通过分析现有研究对《镜花缘》叙事结构所作的分类,结合对小说叙事逻辑的推演,可将其叙事动力分为"叙事情节推动"与"才学知识推动"两个类型。小说前半部分主要借鉴了传统章回小说推动情节发展的模式,将才学知识巧妙地嵌入情节推动的关节处;后半部分则表现出对各类小说的模仿,并以大量与人物性格和叙事逻辑无关的才学知识敷衍成篇,损害了小说在结构上的完整度与可读性。正是"情节"与"才学"这两种叙事推动力之间的相互纠缠构成了《镜花缘》叙事结构的复杂性。

略谈《镜花缘》与《笔生花》中女子家庭生活的描写

《镜花缘》和《笔生花》的作者均充分肯定女子的才能,才女们在外都高中科举,并参与平定叛乱。两部作品对女子的家庭生活都有描写,如才女们的家庭教育、婚姻状态、日常生活等方面,并显示出各自的描写特点。

幻想与现实的交融——浅析《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的荒诞手法

《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都是杰出的游记体小说。两部小说的作者通过大胆、丰富的想象,虚构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幻想讽刺的手法刻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们描绘的幻想世界是以现实为基础,在幻想世界中更为集中地突出现实的矛盾。两位作者相似的生活经历及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促成他们采用类似写作手法的原因所在。

从目的论看《镜花缘》四关典故的翻译

《镜花缘》中的"酒色财气"四关构思巧妙,由一系列与酒、色、金钱和怒气相关的典故编织而成。林太乙的译文尽量淡化典故信息以吸引普通读者,张心沧的译文为满足专业研究者尽量捕捉典故踪影。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在于其翻译目的的不同。

论《镜花缘》中的科举描写

李汝珍在其《镜花缘》一书中对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弱点,世风的弊端都有独到的针贬,其中对科举制度所衍生出的种种现象也有诸多论述。也许李汝珍也是科场的失意者,但他并未像有些小说家那样对科场的腐败进行猛烈的抨击,而是用调侃的笔调对科举中的一些弊端进行委婉的讽刺,并在书中描绘了他理想中的科举。第一、李汝珍用科举串联全书。第二、李汝珍用诙谐的笔调描绘了科举制度中的种种弊端,如贿赂、谎报年龄和籍贯、作弊、冒名应考、随意调换名次、对生命的禁锢等。第三、李汝珍在书中透露了他的科举观及其对理想科举的构想,提倡社会各个阶层和不同性别的人都应该读书。

“海国新奇妇有髭”——晚清域外游记中有关妇人生须的“观察”与跨文化想象

在晚清域外游记中,有一种对西方女性的“观察”,即认为西方女性是“生须”的。这一记述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记述者都是“亲眼所见”,而且这种描述并非孤例,散见于许多文献之中,如张祖翼的《伦敦竹枝词》、王以宣的《法京纪事诗》、张德彝的《三述奇》、袁祖志的《瀛海采问纪实》等。西方文献中有关于女性生须的记录,多以神秘、畸形和猎奇的态度记述之。中国史籍中有关妇人生须的记载史不绝书,或用以描述蛮夷之貌,或用以暗示灾异之兆,或用以呈现报应之果,或用以彰显祥瑞之象。总之,中西文献中女性生须的记载都可归为本文化中“异质”因素。在晚清中西交通之后,出洋的中国人将对于本文化“异质”要素的理解转化为对于“异文化”的观察。有关西方妇人生须的“观察”,虽为记述者之“亲见”,但“观察”之结果是由观察者的文化立场所决定的,其中包含着大量想象的成分。何天爵在《本色中国人》中所记述的一则误解事件,则足以证明这种对异文化的“在场观察”,根本上也受到了跨文化“想象”的影响。文化观察的结果,并不因观察距离的拉进而改变,异文化的形象,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