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儒学中的蜀地思想翘楚

蜀学之确立缘起于宋代四川苏姓父子三人,他们分享了中国文化“唐宋八大家”之美誉。从完整的中国学术谱系来看,蜀学之独领风骚则分别以汉代的扬雄、宋代的苏轼和近现代的尹昌衡为其标榜。扬雄的赋和拟经论著,苏轼的词、赋和文论,尹昌衡的汉字哲学及咏史诗,均达到了他们各自时代中国学问和思想的高峰。虽形式上三位思想家皆以地域性学问名世,实质则为具有中国时代特征的公理化思想,是“学术乃天下公器”和“自由乃思想之生命”的划时代见证。

《郑风·将仲子》古代解释史流变及其原因

自《诗序》到当代,《诗经·郑风·将仲子》在学术界的主流解释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由“美刺”的“谏书”,到“为戒”的“淫诗”,再到纯粹的爱情诗。它经历了由经学化过渡到理学化、最后回归文学化的漫长过程,是《诗经》爱情诗研究、《诗经》研究乃至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个缩影,极具代表性。该文围绕《将仲子》原文,重点梳理郑玄、孔颖达、朱熹、崔述、方玉润等古代学者对《将仲子》的解读,厘清其在各时代的变化和差异。在此基础上,该文分析了这种变化和差异反映出的政治背景、社会环境、主流价值观、“《诗》学”研究、文学审美与文学批评的演变。最后,该文得出结论,影响《将仲子》解读的因素有很多:政治需求与主流意识形态是最关键的因素;其次是《诗经》本身“经”的特殊性质;部分学者的创新和突破也不可或缺。

“红学”成因之辨

自现代学科立场亦即一般意义上观,"红学"应属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具体领域,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即使从特殊角度考察,《红楼梦》研究也难以成为具备自主性品质的专业学问。"红学"成"学"之因,必须从华夏固有的经学本源中探索,从"脂学"及其学统形成的历史脉络中追寻,这也是一门旧有之学实现学科重建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再谈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

如果将经学研究纳入到现在的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中来,尤其是让经学中的相关"义理"内容也进入到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其实这些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只在于,如果我们对于经学与哲学的关系没有一种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对于这二者之间的"疆界"和本质区别不清楚的话,让经学进入哲学的实质还会只是用经学去扩充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范围而已。

《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的编纂与文化传承

《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是明代非常重要的大书,对于传承、弘扬宋元儒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为主要的是,《大全》借助统一儒家经典及思想诠释的形式,实现了文化传承,统一了当时的全国思想,极大地赢得了儒士大夫们的文化认同,有效地实现了统治阶层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

章学诚与袁枚的“妇学”论争及其经学背景

袁枚与章学诚之间关于"妇学",尤其是妇女应否写作问题的争论,从五四以来被赋予了"女性革命"先声的意义。但从史实和学理来看,这场论争的本质应该被看作不同经学思想的斗争。袁枚沿袭了王学末流将"道"一变而为"情"的思路,将之再变为"欲"。章学诚的经世史学则把形而上的天理自然之"道",转为形而下的政治制度、人伦日用。所以,二人所持的女性观只有在各自的经学背景下才可以得到解释。

范式突破: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

经学和理学是儒学的两大基本学术形态,经学自是经学,理学自是理学。唐宋之际,在儒学复兴的旗帜下,儒学经历了从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的范式革命。为研究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在此变革中,张载不但较早讨论了太极、性与天道、义理、心、性、动、静、天理、人欲等理学重要概念,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而精辟的哲学命题,建立了包括知天之学、为圣之学、外王之学在内的完整理学体系,对理学方法论也作了全面的探索和阐述。研究表明,作为一位创新意识最强、用功最刻苦、源流最为纯正的宋明理学奠基人,张载在理学脱离经学而成为一种新儒学形态的学术变革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所创立的话语系统和不同于经学的方法论对后世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困学纪闻》看王应麟的经学特点

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以札记的形式对诸经进行阐发、议论、考证、整理,开辟了独特的治经之路。在经学上,他不拘于门户,汉宋兼采,百家兼综,经史并重,实为一代通儒。

唐代鸿儒——孔颖达

孔颖达是隋唐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其学识渊博,尤以精通五经称于世,奉敕编撰的《五经正义》,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思想和文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又因屡兼教育要职,其丰富的教育思想对后世教育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论王质《诗经》学“因情求意”的经学本质

王质是南宋“废序言诗”三大家之一,“废序”突出表现于主张“因情求意”,反对汉儒附会生说,故其《诗》说的最大特征是浓郁的情感性。现代文学理论认为,情感的审美是文学最核心的属性,因此,它常被认为是文学性《诗》说。该文通过探索“因情求意”的解《诗》体系,展现它对汉唐经学的传承因素,揭示“因情求意”的弊端与工具性,指出王质《诗》说的本质是经学的,而不是文学的。

实用经学视野下的《草堂说诗》

《草堂说诗》是刘应秋在实用经学思想指导下的一本解《诗》论著。其论诗立论新颖,讲解结构清晰。解《诗》既有对《小序》《诗集传》的继承,也有反对,但更多的是从实用立场突出《诗》的实用价值,具有清帝国统一初期鲜明的时代特色。

國圖藏清陳澧《學思録》稿本初探

國家圖書館藏陳澧《學思録》稿本由原北平圖書館而來,是高隱芩所藏陳澧稿本中的部分文稿,該稿本包含有陳澧論陶淵明、清朝學者、《周易》、《論語》、朱熹等總計五部分内容。學界一直對高氏所藏此部分文稿的下落不甚明了,所以國圖藏陳澧稿本《學思録》的價值不言自喻。

韩藏《类说经学队仗》为南宋佚籍考

《类说经学队仗》是我国中古时期经学史上难得一见的通论性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国内久佚的南宋时期的经学著作。《类说经学队仗》又名《经学队仗》,旧题朱景元或崔致远著,目前最早版本为韩国所藏的朝鲜世宗二年(1420)庚子金属活字本,学者多判定为明清时期的普通科举书目,或托名崔致远的伪书。论文提出四项证据,指出作者朱景元是南宋著名的永嘉学派巨擘陈傅良的弟子,是书为浙东永嘉学派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部学术著作,亟待回传整理研究。

新出土简帛佚籍与中国教育史研究

半个多世纪以来 ,简帛佚籍不断出土问世 ,其中包含有不少重要的教育史料 ,这些史料给中国教育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领域 :第一 ,有望促成《老子》一书现其历史真面目 ,并使先秦黄老道家学派的著作与思想体系渐趋明朗 ,从而极大地推动关于先秦道家教育思想体系的确立与完善 ;第二 ,极大地丰富了研究孔子及其后学八派教育思想的史料 ,使加深对孔子教育思想的认识 ,弥补从孔子到孟子之间儒家教育思想长期存在的研究空白成为可能 ;第三 ,对于明确先秦两汉经学教育的细节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四 ,重要字书《仓颉篇》的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