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穴汇解》引录《医学入门》内容探析

日本原南阳《经穴汇解》是专门考订腧穴的专著。书中引大量文献,并标明出处,其中引录旴江医家李梴的《医学入门》多达205处。本文从引录分布、引文标志、引文条数、征引方式、针灸禁忌、腧穴定位、腧穴别称等方面入手,对《经穴汇解》引录《医学入门》的内容进行分析。透过《经穴汇解》引录的原文,反映出引文注重针灸禁忌、重视腧穴精准定位、罗列穴位别称的特色,从而突显《医学入门》在日本的广泛流行。

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经学——兼议克服对中国哲学的历史主义的理解

作为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世界哲学”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代表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地理的”概念(外国哲学),另一个是“逻辑的”概念(普遍哲学)。而后者还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定义:(1)名义上的弱意义上的世界哲学;(2)事实上的弱意义上的世界哲学;(3)名义上的强意义上的世界哲学;(4)事实上的强意义上的世界哲学。本文将要在概念分析与历史分析的基础上论证如下命题:当“世界哲学”在(1)或(2)的意义上使用时,“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哲学”这一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中国经学中所体现的语言哲学可以是“世界语言哲学”,我们根据汉语言语实践所做的语言哲学可以是超越汉语而普遍为真的。

中国首次小鼠的轨道飞行实验

利用我国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搭载装有２只小白鼠的生物舱，在近地球轨道上飞行８ｄ，初步观察飞行因素对小白鼠的影响。实验前对动物进行选训，挑选出体格健壮、对环境适应能力强的２只昆明种、雄性、成年小白鼠进行飞行。飞行前，对舱内仪器、设备和动物均进行消毒检疫处理。小白鼠在轨道上存活了５．４ｄ，由於失重原因，飞行后小鼠的骨形成率有降低趋势，力学特性无明显变化；小鼠脑、肺等组织残留了动物死亡前发生的血管性变化和细胞坏变。并对飞行小鼠的死因进行了分析，为我国的航天生物医学研究积累了科学资料与经验。

井穴放血对大鼠脑梗死缺血再灌注损伤的脑保护作用

目的分析井穴放血治疗对大鼠缺血再灌注损伤的脑保护作用。方法雄性SD大鼠90只中15只为假手术组,其余经线栓法建立脑梗死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随机将建模成功的75只大鼠分为模型组、井穴放血0、1、3、6 h组。假手术组麻醉后仅仅分离右侧大脑中动脉,不将线栓插入;模型组麻醉后,向右侧大脑中动脉插入线栓,血管堵塞60 min后将线栓拔除,血流恢复,制备模型成功;井穴放血各组在建模成功后分别于再灌注后0、1、3、6 h给予井穴放血治疗,并在治疗24 h测定各组神经功能评分,经三苯基四唑氯化物(TTC)染色测定梗死面积,经免疫组化法检测缺血半暗带相关细胞与蛋白表达。结果假手术组脑组织无梗死病灶,无神经功能异常与肢体瘫痪;模型组与井穴放血各组均有不同程度的梗死病灶,出现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缺损症状,其中模型组Longa评分最高、梗死面积最大,后由高至低依次为井穴放血6、3、1、0 h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假手术组大脑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阳性细胞、Caspase-3阳性细胞、CD11蛋白表达均最低,Neun阳性细胞表达最高;后依次为井穴放血0、1、3、6 h组,模型组GFAP阳性细胞、Caspase-3阳性细胞、CD11蛋白表达均最高,Neun阳性细胞表达最低,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井穴放血治疗能够减少脑梗死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梗死面积与神经功能损伤,促缺血半暗带小胶质细胞及星形胶质细胞活化增殖,大鼠神经细胞凋亡减少,特别是在再灌注后早期给药,获益更高。

人体十二经脉井穴电阻比值与疾病相关性研究

经络诊断是中医经络理论与现代电子技术相结合的一种中医诊断方法,具有较为广泛的应用价值。目的:测量健康人两侧同名经井穴电阻比值的范围,并将其作为标准,研究经络诊断在临床上是否存在一定的意义。方法:应用电阻比值测定仪对60例健康受试者的十二经脉同名经井穴电阻比值进行测定,并以其作为标准,与20例病人及3例更年期患者的测定结果进行统计学t检验及信息熵分析。结果:通过对健康受试者的测定,发现其测量值正常范围在1.15～0.77之间;与病人及更年期患者的测定结果进行比较,经统计学t检验及信息论中信息熵的分析,发现其与健康受试者存在显著性差异。结论:通过对人体十二经脉井穴电阻比值的研究,可以认为经络诊断方法在临床诊断上存在一定的意义。

今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以康有为、崔适、梁启超和夏曾佑为考察中心

在促成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中,近代今文经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今文经学家康有为斥古文经为伪经,提出孔子作"六经"说,不但动摇了传统经学的根基,而且对史学的近代化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崔适不但扩大了古文伪经的范围,促使经书权威进一步动摇,而且采取由经及史的研究方法,直接开启了由经学而史学的转向;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梁启超和夏曾佑,则是真正受今文学影响、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开创近代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氏《新史学》初步构建起了近代新史学的理论体系,而夏氏《中国历史教科书》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新式通史。

薄皮甜瓜新品种‘京雪5号’的选育

‘京雪5号’是以地方薄皮甜瓜品种经过多代分离系选而成的‘BO415’为母本、以薄皮甜瓜‘白玉’与农家品种选育出的材料‘BO-104’杂交后分离系选而成的‘BO346’为父本杂交选育的新型薄皮甜瓜杂交品种。该品种早熟,全生育期95 d,果实发育期30-33 d,果实梨形,果皮白色,单果质量350-400 g,果肉白色,肉厚2.2cm,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可达13%以上,口感清香脆甜,适于农业园区种植和采摘。2014年7月通过北京市种子管理站品种鉴定,鉴定编号：京品鉴瓜2014007。

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

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中的一组经学文稿,是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晚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原稿。这部《经学家法讲义》手稿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与得失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和评述,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其中的新见卓识,更显示出这部隐秘至今的经学遗稿的学术价值。皮锡瑞还在稿中自道其"郑学"研究,有助于今人全面体认他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术品性,确证他决非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

朱熹理学与经学

朱熹集宋代理学和宋代经学之大成,以说经的形式,论证并发展了理学之天理论、格物致知论和心性论。既创新发展了理学,又创新发展了经学。朱熹理学的特色集中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特色,而与陆王心学有别。

经学衰微与汉赋的文体升华

在汉代历史上 ,赋作为一种代表性文体 ,虽然曾经长期充斥文坛 ,但由于受到经学的制约 ,以散体大赋为主要体式的汉赋的文学性状并未得到充分展露 ,而很大程度上沦落为经学话语的附庸。只是到了东汉中叶以后 ,伴随着经学的衰微 ,汉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才开始真正走上文学回归之路 。

皮锡瑞《经学历史》并非经学史著作

《经学历史》的"十个时代",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皮锡瑞所分中国经学史的"十期",并因此将《经学历史》视作中国第一本经学史著作。然而细读《经学历史》,可见书中分十个时代所作的论述,并非是对经学史的分期与评述,而是着力宣扬"尊孔"、"崇经"的思想,体现出皮锡瑞"信古"、"宗汉"、"主郑"的经学取向。因此《经学历史》绝非经学史书,而是一本借史立论的经学论著。

项部横向刺法治疗脑卒中后手功能康复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项部横向刺法与单纯体针治疗脑卒中后手功能恢复的疗效。方法:治疗组采用项部横向刺法,用风府、百会、风池、完骨等穴,对照组采用常规体针。两组均配合点刺井穴。结果:治疗组基本治愈率和总有效率均优于对照组(P<0.05),且治疗组患者痊愈时间也比对照组短。结论:项部横向刺法配合点刺井穴对脑卒中后手功能康复有较好效果。

《孟子》由子学到经学的变迁

《孟子》最初以子学的形式出现,历经汉、唐至宋,由子而传而经,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为“四书”,最终取得了经学的形式。其地位的变迁,从政治层面看,是后儒息邪说、尊孔子、立道统的需要;从学理方面看,是由于其和后儒的诸多理论观点颇有相合之处。

马一浮对《论语》的现代诠释

马一浮是现代新儒家中"新经学"的代表。马一浮将"四书"纳入"五经"系统,提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观点,充分肯定《论语》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见性"是诠释的前提和根据,认为六艺统摄于一心,从心性层面以中判西,论证中西文化的义理融通和价值归致。"横说"与"竖说"则是他采取的两种诠释方法。"横说"即以佛解儒,运用佛学思想资源来深入阐发儒家六艺要旨;"竖说"即以经摄子,基于儒家道统源流以文本互证的方式揭示《论语》中蕴藏的六艺之道。马一浮的《论语》诠释彰显其现代"新经学"的思想性质和体系定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侯外庐先生经学研究的特色及意义

通过对侯外庐先生经学文献研究资料的实事求是分析,揭示侯外庐先生将经学文献(包括经学元典和经学研究作品)作为考察社会状况和思想意识的主要依据,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开创了经学研究的新路,特别是利用《诗》《书》等,结合出土金文和流传的历史学文献(如《左传》《国语》等)概括和论述先秦社会政治和思想观念的演进,独获良多,特色鲜明,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蕴含着不少对开拓和深化经学研究的宝贵启示。

哲学与经学之间——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史》的贡献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20世纪初期,经历了一个从经学范式到哲学范式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作为整体的经学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解体和边缘化的趋势。但是,离开对经学的深入研究,很多哲学问题不能得到准确的把握和理解。朱先生的《易学哲学史》,从易学出发研究中国哲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哲学范式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宋代的《古文孝经》学

《古文孝经》在宋代复出并得到广泛注意和研究,宋代《古文孝经》学成果较多,为其他朝代所无。本文通过对《古文孝经》在宋代的流传与研究历史之考察,清理了《古文孝经》的真实面貌,纠正了南宋以来关于《古文孝经》的错误认识,为澄清历史上和现实中《古文孝经》真伪问题作了论证。

经学大师舍蕴善若干问题考述

舍蕴善是清初杰出的伊斯兰经学大师,其在经堂教育、汉文译著、遵经改俗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结合河南襄城县有关舍蕴善的遗迹、传述及家族经学传承等材料,对舍蕴善的若干基本问题予以考述,有助于澄清谬误,全面、系统地认识其生平史实、经学地位和历史影响。

权变: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经学阐释的特点是通经以明理。中国传统经学的“权变”思想是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正是以此为思想基础 ,综合汉学与宋学 ,创新儒家经典 ,从而形成了新儒学———理学。

《五论“新子学”》笔谈

《汉书·译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是诸子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所勾勒的子学图景影响了古人对子学的基本印象,在当代,它已然暴露了许多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它,毕竟刻意忽视传统而希望另起炉灶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对于《汉志》这一重要的思想遗产,我们必须正视它、审视它、反思它,进而超越它。关于《汉志》的批判性思考自近代以来成果迭出,近年兴起的以“全面复兴诸子学”为目标的“新子学”研究在这方面又有许多实质推进,如近期方勇教授发表的《五论“新子学”》围绕《汉志》对子学原貌的掩盖、割裂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这为进一步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引发了学界讨论的声音。故本刊邀请该领域的部分专家就“新子学”与《汉志》的问题各抒高见,以飨读者。欧明俊教授《经学与子学关系论之我见:方勇先生〈五论“新子学”〉读后》一文宏观地把握了古今经、子之学的升降之势,倡导子学与经学在当今实现平等理性对话,认为应反思“尊经卑子”传统观念,同时又要警惕子学消解经学的倾向,警惕另一种“话语霸权”,其持论可谓审慎中和。张涅教授《“新子学”应翻过〈汉志〉这座山》认可《汉志》文献学地位,但反对以此作为价值判断及思想划分的绝对标准,认为“新子学”继承了胡适开创的子学研究传统,其对《汉志》的反思符合子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见解颇为通透深入。杨玲教授《〈汉书·艺文志〉的局限与子学研究的整体性视野》则在反思《汉志》的基础上,主张“经子一体”的观念,并列举实例说明了各家间思想的相通性,进一步伸张了“新子学”关于子学整体性的诉求,其论述理据充分,是“新子学”理念在研究上的宝贵实践。李华副教授《由“经尊子卑”到“经先子后”的回归及其文化意义》反思了《汉志》关于“经尊子卑”的价值设定,认为“新子学”中“经先子后”的提法是基于时间顺序,更为合理客观,同时又指出《汉志》仍是溯源诸子学原貌的必由途径,“新子学”研究绝不能放松对《汉志》的探讨,其关于“新子学”与《汉志》的思考颇为辩证,给人以新的启迪。陈志平教授《后〈汉书·艺文志〉时代的“新子学”》提出了“一代有一代子学观”的命题,认为《汉志》只是反映了汉人的子学观,“新子学”则代表了当代人对周、秦子学真相的探寻,而这种探索仍要坚持以书目文献为基础,这种观点立足于对历朝子学观及子部编订工作的细致梳理,让我们更真实地接近历史,继而更客观地认识当今“新子学”在子学发展脉络中的价值与地位。袁朗博士《〈汉书·艺文志〉对典籍的结构化过程》一文分析了《汉志》对诸子各家的思想归类、价值排序及源头追溯等操作之间的前后逻辑关联,反思了《汉志》对诸子典籍的结构化处理方式,并认为“新子学”应该在结构化方面进行新的探讨,此说颇有新意,以“结构化”来概括《汉志》关于诸子典籍的整理工作很准确、很传神,“结构化”也很可能成为“新子学”日后新的理论增长点。诸篇文章针对经子关系、家派划分、典籍整理、子学研究方法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观点多样,立场鲜明,相信这将为“新子学”对《汉志》的反思开辟更多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