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敬宗奏请《切韵》窄韵“合而用之”考辨

许敬宗奏请《切韵》窄韵"合而用之",一直被认为是出于科举考试规范用韵的需要。但史料比勘与初唐诗文用韵的统计分析表明:许敬宗对《切韵》的改革,并非为科举制定官韵,而是为宫廷诗歌创作提供用韵依据;其时间也可上推至唐太宗贞观年间,而不是通常认为的高宗、武后时期。

史籍屡屡奚落谴责封德彝揭秘

史籍屡屡奚落谴责封德彝 ,揆诸实际 ,皆是不实之辞。这是许敬宗借修史之便 ,对封德彝挟私报复所致。许敬宗能售其奸 ,是借了唐太宗的东风。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 ,杀兄屠弟 ,逼父让权 ,才夺宗称帝。他想留下好名声 ,就定调子修改当代史 ,由许敬宗具体操作。许敬宗对已有稿本凭爱憎曲事修改 ,乘机对已故的封德彝造谣中伤 ,特别以所谓反对太宗当政来激怒太宗 ,最终将封德彝打倒搞臭。因此 ,廓清迷雾 ,弄清史实 。

《文选·奏弹曹景宗》发覆

任昉的《奏弹曹景宗》一文在萧梁至唐初影响甚大,但后人对此文的理解与真实的历史背景有一定的偏差。就史源因循来看,《梁典》、《梁书》中关于"曹景宗被弹"一事的记载和感情倾向,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文选》所收之《奏弹曹景宗》。如果将其与《魏书》中的相关记载详细比较,前者显然是不够客观的。梁武帝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君主,他成功地利用任昉的正直,以徇情的方式,使曹景宗对其感恩戴德,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此文之所以能入选《文选》,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因为曹景宗家族在梁大通年间的彻底败落,二是因为南朝上层社会流行尚文黜武的社会风气,三是此文在文章分类方面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奏弹曹景宗》的文学意义与历史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翰林学士集》题名职官与诗歌编年新考

《翰林学士集》所录诗作皆标明职官,为考其编年和诗人生平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学界对该集题名职官、成诗年代等尚存争议。对其中争议较大的《四言曲池酺饮座铭并同作七首》、《五言七夕侍宴赋得归衣飞机一首应诏》、《五言侍宴延庆殿同赋别题得阿阁凤应诏并同上三首并御诗》、《五言奉和浅水源观平薛举旧迹应诏令同上五首并御诗》进行考辨可知:四组诗歌分别作于贞观二年九月、贞观四年七月、贞观十七年十一月、贞观二十年八月;《翰林学士集》的题名职官基本属实,不可轻易否定;许敬宗绝非《翰林学士集》编者。

朝鲜朝仁祖至景宗时期宗唐诗风论析——以士大夫诗人群、委巷诗人群为中心

朝鲜朝仁祖以后汉诗新变的原由除了对仁祖前后宗唐诗派出现的弊端之反思,还归因于诗评家对宣祖期间辞章派的萎缩与道学派的壮大而导致汉诗创作衰退的关注和思考,中国明清诗坛的宗唐风尚也是重要的外部推力。朝鲜朝仁祖至景宗时期宗唐诗风的具体呈现主要在于以金昌协、洪世泰等为代表的士大夫诗人群、委巷诗人群以唐诗为宗、注重“性情之真”“天机之发”的诗学观。与之相应,此时士大夫诗人群的“性情之真”说剥离了朱熹“心统性情”说的道德与理性因素,尤为强调自我与真情实感的抒发;而一生贫贱的委巷诗人群则有意在汉诗中凸显自己不为名利所累的豁达,且形成了不事雕琢、自然天成的诗风。

辽景宗的情感世界与辽朝中期政局

辽景宗的情感世界对辽朝中期政局的稳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应历十九年(969年)景宗即位,面对辽朝混乱的政治局面,景宗开始重振辽朝,对萧思温为代表的后族进行拉拢,册封萧燕燕为后,使萧燕燕得以参政。景宗逝世后,遗命韩德让辅立梁王继位,萧太后摄政。在萧燕燕与韩德让共同辅佐圣宗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二人产生了私情,这种私情是在政治互利的过程中产生的。

辽景宗的治国思想与实践

辽景宗耶律贤是我国北方历史上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他顺应时代潮流,审时度势,在继承皇位后,在皇后萧绰的辅佐下,革除旧制之弊端,推行新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治国思想,并付诸实践。主要表现在继承传统,射猎尚武;平定内乱,安抚诸部;安边修好,与宋议和;厉行法治,整顿吏治;重用人才,用人不疑;减免租赋,改革税制;纳谏求言,信赏必罚。他的治国思想及采取的措施收到了一定成效,为圣宗之兴奠定了基础,对辽代社会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论许敬宗的辞章理论与《文馆词林》的编纂

唐太宗中后期至唐高宗前中期,唐初文场由重经义向重文辞转型。以许敬宗为代表的颂声制作,作为政治变革的辅助,在权力的博弈中获得执政者的认可,逐渐成为文坛的主流。与颂声制作相伴而生的辞章理论,既有对儒家传统文论观的继承,又有对南朝以来宫廷文学写作观的延续与新变。文道观念上,提倡以文扬道,意在将颂声纳入“天人合一”的系统。文辞审美上,以雅为审美核心,提倡丽则,崇尚宏奥的文风。音声观念上,整合韵部,完善格律,注重音声和谐。其理论客观上赋予了应制类辞章在唐代文学发展中的积极意义。而《文馆词林》的编纂则与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政治变革及许敬宗本人的辞章理论具有一致性。

清华简《楚居》所载楚早期居地辨析

楚人最初活动于丹江流域,周初,楚归附于周,常居宗周佐事周王,鬻熊等所居"京宗"即指西周都邑镐京宗周之地。周成王时,因楚先祖佐周王有功,封熊绎居丹水之阳的"夷屯",楚正式建国立都。熊渠之后又沿汉水数次东迁,至西周末熊仪徙居丹淅之会的"鄀"地。春秋初,楚进入宜城平原之诸"郢",开启了东周时期在江汉地区的大发展。过风楼类型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轨迹与《楚居》所载的楚先祖居地迁徙路径正好相吻合。

清华简《楚居》所见楚人早期居邑考

清华简《楚居》记述楚人起源及其都邑迁徙,多为文献所未见,学者所考异说纷纭。今从简文■山、乔山、京宗等地名所涉地域看,季连部落当起源于中原洛阳一带。其后北迁殷商腹地方山,盘桓楚丘一带,与殷王室保持着密近关系。殷商末年,为避祸殃,楚人的一支在穴熊带领下,沿黄河西进,复归故地京宗,暂作开拓江汉的据点。待周初熊绎之时,楚人南迁丹水之阳,立国江汉,终成真正代表芈姓楚族的南方大国。

“京宗”地望辨析

《楚居》中的"京宗"之地,楚先祖季连始居,历穴熊至熊狂,时代从商代晚期到西周初年。古代地随人迁,因此《楚居》中的"京宗"很可能不是一个地点,而是楚传说时代末期居地的统一名称,其含义与后来楚都名"郢"相似。"京宗"的本义是兼指政治中心与祭祀中心,二者合一,即古代之"都"。

关于清华简《楚居》的思考之二——楚族起源及其地域变迁

本文对笔者此前所撰《关于清华简〈楚居〉的思考之一》作出新的补充和必要修正,论述'楚族源于长江上游和中游广义的南方土著说'。史前时期楚族可能起源于四川西部岷山、若水地区;史前后期东徙,由川入鄂;楚先祖季连部落在夏商时期就已定居在湖北荆山及其周围地区,楚初都丹阳在今宜昌至沮漳河流域地区。

中国农业博物馆征集唐彩绘陶俑年代考

中国农业博物馆从洛阳征集了15件彩绘陶俑及墓志一合,墓志显示墓主人为康子相,墓志为初唐著名宰相许敬宗所撰。本文通过对比研究这批彩绘陶俑,认为它们的年代应为盛唐时期即715年左右,和墓志显示的时间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