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进士群体任官情况述略——以歙县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徽州科第兴盛,培养了一批进士,歙县进士数量为徽州六县之首。明代歙县进士在成化后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虽然其入仕起点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但仕途发展情况较好。他们任官期间秉持“治乱兴废,勤政恤民”的民本情怀“、直言进谏,持宪不阿”的政治担当、“秉公执法,惩奸锄强”的耿介作风和“调兵有方,骁勇善战”的军事品格,因此受民爱戴、名声远播,从而形成了明代徽州进士群体的为官之道。这种治政理念和行为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徽州地域文化中朱子之学和宗族组织的滋养。

明代海疆军籍进士的仕路探究——以福建高浦千户所郑陞为例

海疆军籍进士是明代进士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倭患加剧,海疆防御至关重要,海疆军籍进士崛起,被委以重任。在众多海疆军籍进士中,福建高浦千户所郑陞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具有笃定志向、锲而不舍,不忘本籍、认同军籍,扎根基层,百经试炼,兢兢业业、无敢懈怠等品质,取得了突出的政绩,不断获得擢升。基于家谱等资料,能够看出明代海疆军籍进士的福建特色,如重视科举风水、忠贞不二、以《诗》传家、突出家族组织的教育性等,这些特色对台湾地区或南洋郑氏后裔产生深远影响。

重教文化传承与创新型人才培养——基于进士与科学家、企业家空间分布考察

中国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各地的重教文化差异是人才培养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基于历史上的明清进士和当今科学家、企业家的空间分布考察,实证检验了重教文化传承对地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影响和机制,以及制度所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各地的科举进士密度对人均科学家数量和人均企业家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历史传承下来的重教文化对地区创新型人才培养产生了长期持续的影响,恢复高考、高考扩招等制度冲击所带来的公平竞争环境和教育机会可及性,激发了个体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和社会阶层的积极性,激活了地区的重教文化,显著影响了个人受教育水平和地区人才培养。

论晚明进士曲家的役籍、仕宦与戏曲编创之关系

晚明时期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又一高峰,大批具有进士身份的文人参与,是这一时期戏曲繁荣的重要因素。进士是文人集团的核心群体,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身份和审美能力,他们涉足剧本的编创和消费活动,使晚明戏曲呈现出独特的文体风貌与时代特色。对晚明进士曲家的役籍与仕宦这两个群体特征的统计分析,寻绎进士参与戏曲编创的原因,探析进士戏曲编创的规律和特点,可以更清晰地观照到进士曲家对晚明戏曲创作的独特贡献。

清末贵州进士石赞清殿试卷考述

石赞清是清末贵州名臣,为道光十八年(1838)科举进士,其殿试卷原件辗转海外,今完整保存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针对道光皇帝提出的风俗教化、积聚存储、指挥训练和选贤任能四项策问,石赞清在殿试策对中条分缕析,建言献策,体现其济世匡时的政治谋略。通过对石赞清科举殿试卷进行考察分析,挖掘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可以窥探清末时期的政治状况、经济政策、学术思想及教育水平,从而体现殿试卷珍贵的档案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

明代徽州进士家族科第繁荣原因探析——以婺源桃溪潘氏为例

明代婺源桃溪潘氏,从成化二十年(1484)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百余年间走出11位进士,从寒门转型为望族。文章以《登科录》等科举文献为中心,采用文献梳理、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以婺源桃溪潘氏为例,展现了明代徽州进士家族的科第盛况。研究表明:潘氏科第繁荣的主要原因为家族专经的传承、殷实的家族财力、良好的家族教育和注重家族声望的意识;与其他因素相比,专经因素是潘氏进士家族形成的重要条件。

八旗进士崇实在内蒙古及盛京诗歌创作谫论

清代后期,八旗进士崇实以科举入仕,历宦南北几近三十年。仕宦期间,崇实在内蒙古和盛京创作了与两地有关的多首诗歌,这些诗歌记录了其仕宦经历和当地的物候特点,不仅具有纪实性、景观性,还具有人文性,表现了崇实对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关注和思考。

元代唐兀进士余阙忠义观念研究

元朝是幅员空前辽阔的大一统政权,民族融合的广度与深度空前。元末战乱中,唐兀进士余阙孤军戍守安庆城,城破殉国。他的殉节行为受到元廷及其后世明清政府表彰、追封,亦得到元明清诸多士人的凭吊与赞颂。探讨余阙忠义观念产生的时代背景、具体表现,以期呈现元明鼎革之际士人忠义观念的历史特征及社会变迁。

明代安仁进士考

据清代的《安仁县志》所载,明代安仁县共考取了四位进士,分别是邓伟奇、欧阳复、陈铨、欧阳选。经考证,其中陈铨乃永州卫人,而非安仁县人。另外三位进士学界罕有研究,现结合各地的方志以及相关文献资料,为这三人编写简要的生平年谱,以进一步了解他们三人的行事,并考察安仁进士在明代的成就与贡献。

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

进士统计是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各种文献对明代进士录取人数记载不一,现在学者对此又缺乏必要的考证,以致不能得出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据。充分利用明代登科录、明实录、各科题名记等第一手资料,是获取准确数据的前提。在考证中,必须注意会试录取和殿试录取人数的不同,而进士统计必须以殿试录取为准。依此标准,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为24595人。

辽朝“进士”称谓考辨

在辽朝科举制度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乡贡进士、前乡贡进士、前进士、殿试进士等与"进士"身份相关的称谓。乡贡进士、前乡贡进士指获得礼部贡院科举考试资格而落第的士人;前进士指擢第之后释褐授官之前的进士;殿试进士指殿试合格的进士。

金代科举的女真进士科

本文根据《金史》和其他相关史料的记载,对金代科举女真进士科的创立、考试的内容与方式、录取与授官等问题作粗浅论述。

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

清代进士人数的增减 ,随历朝的科举政策而变化 ,也明显受时局的影响 ,总体呈不规则的W形 ,但读书人不断增长的数量和进士较低的中额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由于历史、经济及文化原因 ,清代进士的地域分布呈现持续不平衡状态 ,清中期以后 ,江南沿海地区高 ,内地边远地区低的分布状况有所改观 ,这是实施兼顾全国的科考政策的结果 。

从明代前后期云南进士地域分布变化看汉文化在云南的兴起

明代云南科举初兴,共有进士256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看,明后期云南进士人数和地域分布范围较前期都有明显增加和扩大,在下设府内部各州县情况也类似。明前期云南进士仅有60余人,集中于滇中的云南、大理、临安等府的部分州县、卫所。明后期进士分布范围由中心向边远地区扩散,但滇南、滇西、滇北的广大地区仍无进士分布。明代云南进士的地域分布在前后期呈现出的这种变化与该地区民族情况、学校及汉族移民等因素密切相关。通过对云南各府州县在明前后期进士人数的统计,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明代云南进士地域分布的变化,展现出明代云南汉文化逐步兴起的图景。

明代进士家族相关问题考论

进士家族即指五代直系亲属内有两名以上进士的家族,明代270多年间共产生这样的家族2088个,其地理分布十分广泛又很不平衡,尤以浙江、南直最为集中。一、二、三、四、五、六、七代进士家族分别为311个、1500个、209个、51个、12个、4个和1个,属于这些家族的进士共达4970名,占明代进士总数的20.21%;而真正出自进士家族的进士仅占明代进士总数的11.55%,反映了明代科举制度造成并维持了很高的社会流动率。一、二、三代进士家族分别占进士家族总数的14.89%、71.84%和10%;说明接近87%的进士家族不能传至三代,96%的进士家族不能超过三代,这也验证了古语所云"富贵不过三代"大致符合实际情况。明代进士家族发挥政治和社会影响大致在三四十年至二百年之间。

明代广西进士人数及其地理分布考述

明代广西进士共有201名,在明代各省直名列倒数第二,仅多于贵州。其在不同时段的数量分布则表现出前后低中间高的特点,洪武四年至成化二年的29科共考中进士55人;成化五年至嘉靖三十二年的29科共考中进士88人;嘉靖三十五年至明末的30科共考中进士58人。另外,进士地理分布也表现出极不平衡的特点,在广西所属的11个府中只有8个府有进士分布,其中100人出自桂林府,而思恩、思明、镇安三府俱无进士。

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

本文从地方教育建设规模和潜在考生数量两方面,对明代地区教育发展与科举成就之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学校与科举在主要职能上的区分,在部分程度上给学校脱离科举的羁绊而获得一定的独立发展空间提供了机会;地方科举成就更多地依赖于地方所能够提供的考生资源,与学校、书院等的数量无直接关系。学校与科举之间的关系也还有重新进行研究的必要。

清代进士历史地理分布研究

对清代进士历史地理分布进行系统的研究应当基于进士的准确人数、每名进士的确切科年与籍贯。江庆柏先生的《清朝进士题名录》为这三个方面提供了必要的研究基础。研究发现,清代进士的历史分布呈W型;省际之间的地理分布呈不均衡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代进士在省际之间分布的不均衡程度逐渐降低。

论明中后期铨选的“独重进士”

“独重进士”主要是指明中后期出现的铨选过于讲究进士出身的局面。其对当时政治产生了明显不良影响。形成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官源供求状况的变化和进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而其根源则是传统官僚体制下重形式而轻实际的痼疾。

清代会试中额与登科进士人数之关系

清代的会试中额,就是准备取中进士的数额。从会试中额到最终登科进士数额之间,先后有四个数字出现,即会试中额、会试实际取中贡士的人数、参加殿试的人数、登科进士的人数。在正常情况下,这四个数字之间应该是一致的。但由于士子本身的原因,以及清代科举制度中的一些特殊规定,往往会使每两个相邻数字之间发生一些变化,或增或减,最终使登科进士的人数与原定中额不一。从制度层面研究这一现象,或许有助于我们在考证、统计进士人数时做出更准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