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进士群体任官情况述略——以歙县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徽州科第兴盛,培养了一批进士,歙县进士数量为徽州六县之首。明代歙县进士在成化后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虽然其入仕起点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但仕途发展情况较好。他们任官期间秉持“治乱兴废,勤政恤民”的民本情怀“、直言进谏,持宪不阿”的政治担当、“秉公执法,惩奸锄强”的耿介作风和“调兵有方,骁勇善战”的军事品格,因此受民爱戴、名声远播,从而形成了明代徽州进士群体的为官之道。这种治政理念和行为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徽州地域文化中朱子之学和宗族组织的滋养。

明代海疆军籍进士的仕路探究——以福建高浦千户所郑陞为例

海疆军籍进士是明代进士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倭患加剧,海疆防御至关重要,海疆军籍进士崛起,被委以重任。在众多海疆军籍进士中,福建高浦千户所郑陞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具有笃定志向、锲而不舍,不忘本籍、认同军籍,扎根基层,百经试炼,兢兢业业、无敢懈怠等品质,取得了突出的政绩,不断获得擢升。基于家谱等资料,能够看出明代海疆军籍进士的福建特色,如重视科举风水、忠贞不二、以《诗》传家、突出家族组织的教育性等,这些特色对台湾地区或南洋郑氏后裔产生深远影响。

重教文化传承与创新型人才培养——基于进士与科学家、企业家空间分布考察

中国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各地的重教文化差异是人才培养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基于历史上的明清进士和当今科学家、企业家的空间分布考察,实证检验了重教文化传承对地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影响和机制,以及制度所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各地的科举进士密度对人均科学家数量和人均企业家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历史传承下来的重教文化对地区创新型人才培养产生了长期持续的影响,恢复高考、高考扩招等制度冲击所带来的公平竞争环境和教育机会可及性,激发了个体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和社会阶层的积极性,激活了地区的重教文化,显著影响了个人受教育水平和地区人才培养。

论晚明进士曲家的役籍、仕宦与戏曲编创之关系

晚明时期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又一高峰,大批具有进士身份的文人参与,是这一时期戏曲繁荣的重要因素。进士是文人集团的核心群体,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身份和审美能力,他们涉足剧本的编创和消费活动,使晚明戏曲呈现出独特的文体风貌与时代特色。对晚明进士曲家的役籍与仕宦这两个群体特征的统计分析,寻绎进士参与戏曲编创的原因,探析进士戏曲编创的规律和特点,可以更清晰地观照到进士曲家对晚明戏曲创作的独特贡献。

明代徽州进士家族科第繁荣原因探析——以婺源桃溪潘氏为例

明代婺源桃溪潘氏,从成化二十年(1484)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百余年间走出11位进士,从寒门转型为望族。文章以《登科录》等科举文献为中心,采用文献梳理、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以婺源桃溪潘氏为例,展现了明代徽州进士家族的科第盛况。研究表明:潘氏科第繁荣的主要原因为家族专经的传承、殷实的家族财力、良好的家族教育和注重家族声望的意识;与其他因素相比,专经因素是潘氏进士家族形成的重要条件。

八旗进士崇实在内蒙古及盛京诗歌创作谫论

清代后期,八旗进士崇实以科举入仕,历宦南北几近三十年。仕宦期间,崇实在内蒙古和盛京创作了与两地有关的多首诗歌,这些诗歌记录了其仕宦经历和当地的物候特点,不仅具有纪实性、景观性,还具有人文性,表现了崇实对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关注和思考。

明代安仁进士考

据清代的《安仁县志》所载,明代安仁县共考取了四位进士,分别是邓伟奇、欧阳复、陈铨、欧阳选。经考证,其中陈铨乃永州卫人,而非安仁县人。另外三位进士学界罕有研究,现结合各地的方志以及相关文献资料,为这三人编写简要的生平年谱,以进一步了解他们三人的行事,并考察安仁进士在明代的成就与贡献。

重庆历代进士举人高官考

重庆历代进士、举人中,官秩二品以上的有宰相1人,六部尚书23人,翰林承旨1人,左右都御史15人,布政使、巡抚27人,两江总督、总兵、提督、都督、副将13人,民国参议院参政、国务院秘书长2人,均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作出了贡献。

“一门四进士”:北宋包拯长婿王向父子生平及事迹考论

颍州人王向是北宋名臣包拯的女婿,因其英年早逝,事迹罕有所闻。1973年出土的《包拯墓志铭》揭示了包拯与王向间关系的历史线索。王向之父王平,其兄王回,其弟王囧先后进士及第,在《宋史》有传,父子四人都擅长文学,与曾巩、王安石等人交游密切。特别是王向王回兄弟与苏轼苏辙和曾巩曾布在嘉祐二年同榜及第,形成了可媲美“三苏”的“一门四进士”“兄弟同登科”的儒林佳话。王平与包拯同在御史台为官,因其刚直家风与包氏家风同声相应,进而结为姻亲,王向作为包拯长婿,是包拯家族的重要成员。对王向父子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和细化包拯研究,补充和拓展阜阳历史人物研究。

明代殿试策与进士阶层的经史素养

明代殿试策的写作,面向朝廷大政,而以“依经傍史”为基本准则。所谓“依经”,包括策问儒家典籍所包含的义理、方法和具体知识;所谓“傍史”,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常有一条明晰的纵向叙述线索,从上古三代开始,直至本朝;二是陈述历史事实、评论历史内容构成了殿试策的两种重要论述方式;三是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和评议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依经傍史”的导向要求考生具有深厚的经史素养,有助于明代读书人知识结构的完善。从王肯堂读书笔记和袁黄备考策论的心得等事例可见,熟读儒家经典和重要史部典籍,深入钻研《文献通考》和《大明会典》,是明代进士必备的经史素养。

晚清名进士薛时雨行状及相关碑铭考略

薛时雨秉承尊儒崇道的民本思想,为官躬不知劳,为循吏。诗词文章有很高造诣,是晚清词作大家。掌教书院,培才若渴,诲人不倦,张謇、冯煦、刘寿曾、顾云、袁昶等众多弟子皆于寒畯中一决而为通品。晚年以退废之身募资重建醉翁亭,使千古名亭再现神州。其学高德馨,被时人尊为名进士。醉翁亭、全椒故里、南京惜阴书院旧址留存和新发现薛时雨及其弟子一批碑铭题刻。薛时雨秉承中华文明美德、出类拔萃的耿介行状,对今天创建精神文明仍然具有借鉴和示范楷模作用;所遗存宝贵的碑铭题刻,为传承和研究科举文化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实物。

庐陵进士文化对祠堂建筑空间表达的影响研究

庐陵是今江西吉安的古称,有江南望郡的美誉。庐陵代际传承的科举取仕传统,使得庐陵宗族内文官大臣辈出,名人的影响力又促进后人不断进取,这催生了庐陵的进士文化。而进士文化反之对庐陵地区的社会风俗又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也体现在建筑上,尤其是在宗族的中心建筑祠堂上,往往能看到进士文化影响的痕迹。庐陵地区的祠堂大多保存完好,可以从中探寻庐陵进士文化的踪迹。

丽江市域明清中式进士述论

明清两代丽江市域共考取进士12人,其中,永胜县6人,古城区和玉龙县6人,华坪县、宁蒗彝族自治县没人考中进士。总体来看,丽江市域明清中式进士人数较少,原因在于地理位置偏僻,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少数民族群居杂居,汉文化影响滞后;融入全国科举晚于全国全省,科举文化积淀浅薄;科举考试本身很难,难以晋升。永胜科举成就高于古城区和玉龙县,原因在于永胜接受汉文化影响早于两地,无论是汉文化普及的广度还是深度都超过两地;洪武调卫,大批中原军士进入永胜,优化了永胜人口结构;屯垦制度推动了以农耕文化为精髓的汉文化的传播。“改土归流”以来日趋浓厚的儒学教育氛围是生成进士的重要前提。十二位明清进士为代表的科举人才是丽江儒学教育结出的硕果,彰显了边疆少数民族融入汉文化的历程。

宋代进士科举制度改革对律赋的影响

宋代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四位皇帝对进士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从而深刻影响了宋代律赋。仁宗于天圣五年(1027)下诏提高了策论的地位,而律赋地位却开始下降。神宗接受了王安石的建议在进士科举考试时候罢了律体诗赋包括律赋,而代之以经义、策问等体例的议论性文章。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禁止士人写作律体诗赋,如有违反,“委御史台弹劾。”因此律赋成为了徽宗褊急性格的牺牲品。高宗考虑到党派平衡,权力制衡,于建炎二年(1128)采取律体诗赋、经义并取的策略。经过改革以后宋代律赋的地位相较唐代律赋的地位有很大下降,而且数量和质量相较唐代都有很大下降。由此可见宋代皇帝对进士科举制度改革对律赋的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

唐代进士群体的时空分布研究

基于考据学、统计学及CHGIS等方法,对唐代进士这一精英群体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探究,发现唐代进士科录取人数在唐代近三百年间呈现出波浪形发展态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唐高祖太宗两朝为恢复发展期,高宗至玄宗朝为规模扩大期,肃宗至哀帝朝为持续稳定期。从唐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看,北方明显多于南方,东部远多于西部,进士较为密集的区域集中在关中京畿地区、黄河中下游沿线的中原及华北平原以及长江下游的江南吴越之地,呈现出两条分布带相交的“丁”字形分布态势:一条分布带呈东西向,指从关中地区沿黄河而下这一地带,另一条分布带呈南北向,指苏州、杭州、湖州、润州到福州这一区域。长江中上游地区、岭南地区以及西域、东北关外则只有零星的进士分布。唐代进士的这种地理分布状况,是政治区位优势、经济条件、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明代普安地区进士举人总数考辨及科举兴盛原因

关于明代贵州普安地区进士举人总数的研究大多依托单一文献,缺乏系统考证。据明清多种文献考证,明代普安地区中进士十一人,举人一百二十人,进士举人数量均居于贵州前列。既往研究倾向于从经济文化角度探索地区科举兴盛原因,既显笼统,也不全面。从新的视角研究,普安地区士子专《易》、军事移民众多、地理位置优越是明代普安地区科举兴盛的重要原因。

顺治戊戌榜武科进士小考

《顺治十五年武举会试录》和《顺治十五年武进士登科录》,是现存清代武科较为完整的试录文献。依据是科试录文献,考察清代初期武进士的外场成绩、籍贯分布、年龄构成、仕途发展等问题,对于研究清代武举制度具有一定的意义。

元代右榜进士诗歌的“壮游”意蕴考释

元代右榜进士的诗歌是他们际遇、思想、心态与个性的真实写照,这一点从他们常歌“壮游”可见一斑。具体来说,“壮游”书写的内容包括体察民情、陶冶情性以及感怀寄兴,蕴含着右榜进士对元代大一统疆域的激赏和对汉文化的钦慕。右榜进士们以积极自信的大朝心态去游览祖国的河山与古迹,最终达到了人、景、情融合的境界。

明代浙江一甲进士群体构成与社会流动分析

明代浙江作为科举大省,一甲进士群体计有52人,其空间分布广泛,但各地区之间分布存在不平衡性,反映出浙江各府、州、县之间科举实力的强弱。在影响浙江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各种因素中,人口水平、经济交通、文化教育等因素成为主要推手。一甲进士群体中户类分布广泛性与不平衡性,也与明代进士群体户类分布特性相一致,对实现不同特点人才的优势互补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明代浙江一甲进士群体家庭中多有为官背景,形成数量众多的科举家族,平民出身的一甲进士数量也在逐渐下降,科举考试也成为平民进入官绅阶层的唯一途径,成为社会各阶层之间实现流动的重要方式。

从大定府进士群体看清代黔西北的儒学教育成效

清代大定府儒学教育成效显著,共产生进士71人,是黔西北儒学教育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在清王朝加强军政管理和推进儒学教化的过程中,大定府的文教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其进士人数在时间上主要集中于“乾嘉”两朝,在地理空间上以毕节地区为主。清代大定府进士群体虽官职整体不高,且多数异地为官,但对于国家治理以及促进地方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儒学教育的发展为大定府培养了大量进士,丰富了地方人才资源,推动了地方文化教育不断发展;加强了地方与中央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