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近代歧说--对近代以来几种相关解读的辨析

中国传统天下观体现了古人对于内外秩序与理想道德形态的设想,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今天有不少重新审视传统天下观的论著,但要想深化讨论,至少需要明晰传统天下观在近代的命运。晚清以降,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中国,传统天下观受到了各种各样新的诠释。既有中国知识分子基于近代民族国家形态来反思传统天下观,又有近代日本东洋学家从为日本侵略辩护的角度,刻意扭曲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内容。而随着一战的结束,一些人士又强调传统天下观有超越近代民族国家的一面,因而值得提倡。但这番看法,似乎并未得到西方汉学家的认可,他们或是认为传统天下观体现了中国文化中“自大”的一面,或是强调中国古代对周边秩序的思考并无传统天下观声称的那般有道义性。辨析近代天下观的种种歧说,可为建立天下观的“正说”提供基础。

对费正清中国史观的理性考察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在半个多世纪里,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20世纪50年代,他提出了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用来作为其解释中西文明冲突的工具。多年来,史学界对此多有争论,对他的中国史观也褒贬不一。对费正清的中国史观以及他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的背景及其实质进行一些理性探讨,有利于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历史。

在“西方中心”与“中国中心”之间——论《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费正清的史学研究模式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虽然总体上是在费正清以文明冲突为核心的“冲击—反应”的研究模式指导下编著而成的,但是作为一部出版于1978年的著作,该书的研究模式表现出了明显的从“西方中心观”向“中国中心观”的过渡。

从《中国新史》看费正清的中国观

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的认识是认识中国的视角之一。费正清是公认的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他以历史学家的身份研究中国,并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从而形成了他的中国观。《中国新史》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中国观的总结。费氏的中国观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以考古学领域发现为佐证,强调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同一性;以中国历史为背景,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从美中关系的发展出发,强调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略论费正清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贡献与影响

欧洲,尤指法国是传统汉学的中心,"中国研究"则是以美国为中心。费正清是公认的中国学创始人,也是"中国学之父"。他打破了美国传统汉学的模式,研究近现代的中国从而确立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研究。本文旨在从4个方面探讨费氏对美国的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影响和做出的贡献:美国中国学研究由传统的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学研究过渡的领军人物;促使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形成学科化、机构化的特点;"冲击—反应"研究模式的特点和影响;使美中关系史研究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中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从中也可以略窥到美国汉学(中国学)研究发展的轨迹和特点。

从费正清的中国史观看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变革

对于中国与西方两种文明的冲突,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反应"的理论,这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中国史观也为我国近代师范教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视角。近代中国师范教育变革的过程,与西方文化的冲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也是在这种冲击下的一个不断内化的过程。

司徒雷登与费正清等往来书信四通考析

本文研究了藏于北大图书馆的司徒雷登与费正清等的四通往来书信,书信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司徒雷登1949年10月访问哈佛,与费正清及其主持的中国地区研究项目人员的交流情况;二是费正清对司徒雷登向其推荐郑友揆的回复,表示对郑友揆所著《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书稿很感兴趣;三是司徒雷登对美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问询的答复,说明驻华外交官梅尔比及其与费慰梅的关系均无损害国家利益之处。将司徒雷登与费正清的书信往来放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发展史中来看,可将其视为老一辈与新一代美国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研究转向之际的交流。司徒雷登为梅尔比所写的证词,揭示了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梅尔比等遭遇的不公正审查,蒙受的歧见和非难。

费正清的两岸关系论述及其台湾效应

冷战时期,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术界以台湾作为研究中国的基地,而费正清也积极地介入两岸关系与台湾事务。费正清的"大陆—台湾"论述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亲共",中期的"反共",与后期的"两岸共治"。费正清多变的面孔反映了美国不同时期基于美国国家利益而做出的对中国两岸政策的调整,而台湾对费正清体系的反应则体现了冷战时期西方同盟内部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矛盾,以及两种不同政治体制、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

论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的撰纂特点与学术影响

费正清是现代美国中国学巨擘,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作等身,对美国现代中国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其中,《美国与中国》是他的成名之作,是对其长期以来中国研究的集中总结,是历史研究与现实服务相结合的学术典范,有助于美国中国学研究事业和中美文化交流的新发展。

论“费正清时代”中国学研究在美国国内的影响

费正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完成了从古典汉学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并建立了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同时致力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他以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为核心的中国研究事业赢得了“费正清时代”的美誉,其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底蕴和巨大影响,对美国国内的中国研究事业产生了深远的推动作用,费正清时代的历史研究成果和科学方法值得探究和提升。

20世纪70年代费正清对中美关系发展的贡献

中美两国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由对立走向缓和,由缓和走向正常化,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于中美两国来讲都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作为美国中国学之父、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他本人对该时期的中美关系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促使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以学者的身份,促进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公民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认识。他提出的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对中美文化差异以及台湾问题的见解和重视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朝贡制度中建设性的自然秩序——对费正清中国传统世界秩序观的批判

与欧洲基于民族一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相比，中国的朝贡制度是一种封闭、落后的外交制度，必然会在代表主权平等的条约制度的冲击下瓦解，中国的外交因此得以进入近代国际关系网络之中。费正清的这种见解是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基本观点。本文通过分析朝贡制度和条约制度的实质，认为费正清将二者对立起来是欧美二元对立、线性社会发展的简约化思维逻辑。我们既要看到条约制度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其背后彰显的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既要看到朝贡制度保守落后的一面，也要看到这种长久形成的制度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就其实质而言，中国的朝贡制度是一种差序包容的互系性的外交关系制度，主张社会、自然、道德、精神的和谐与稳定，在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差序中主张主客包容、反对对立。因此，中国传统的外交制度，对于解决在欧美霸权逻辑和强权政治下产生的国际关系的紧张、对立、冲突，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儒学视角下费正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阐释——以《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为例

费正清作为美国中国学的奠基人,他的儒学研究虽然只是他中国研究的一部分,但是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着他的中国观。费氏本人一生关于中国研究的著作和评论颇多。他对儒家思想的基本认识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该书在经过修订和不断地补充之后,于1958、1971和1983年三次再版。在书中费氏清晰地勾勒和呈现出了他对儒家思想的基本看法,并且在该书的再版中增加了新的内容,尤其是儒家思想与近代中国以及发展中美关系等现实问题。本文以费氏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为分析文本,从儒学视角下探析费正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阐释,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差异和正确看待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中所遭遇的文化冲突;同时对于中国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传统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并起着一定的启迪作用。

费正清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儒学观之比较

对费正清中国研究包括其儒学研究的学术影响来看,费氏1932-1935年的中国经历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他掌握了汉语、收集了很多中国研究的一手资料并坚定了他对中国研究的学术方向;尤为重要的是他结识了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着海外的经历和本族文化背景以及儒学文化的深厚底蕴,费氏本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无限的向往。因此二者在交流上不仅没有语言障碍,就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及现状也都有着共同话题。鉴于二者的特殊关系,以二者对儒学的基本看法为视角从三个方面,即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儒学在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二者对儒学认识的局限性进行比较,进一步了解费氏的儒学观。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视角下晋商群体的形成与发展——与费正清的对话

在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商人群体的讨论中,费正清的"文化视角"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各类史志资料表明,明清时期晋商的崛起和发展更多地受到特定历史环境以及中国特殊社会结构的影响,而非费正清所言受制于儒家文化的保守和惰性。文章以晋商群体的产生和发展为例,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视角出发,指出晋商由政府主导的伞式社会力量和群体内源性蜂窝式社会力量共同催生和推动。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晋商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资源配置体系,这不仅使晋商在明清时期构筑了纵横欧亚大陆的市场体系,而且留下了大量结构性遗产,至今还具有新价值,并且发挥着新功能。

费正清“夷”字翻译的话语解读

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将"夷"字翻译为barbarian,从此该字在汉语语境中的原来foreign的意义遭到驱逐,体现了英国对清政府施加的强权政治。近100年以后,费正清在书写中国历史时再次使用了这种翻译方式,反映了他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集体无意识。

论费正清对儒家文化主义和中国人的体认观

费正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创始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在长期的中国研究过程中形成独特的儒家文化主义理念,并对历史中国人和现代中国人进行了相当程度上的体认。站在西方文化中心的立场上,他对儒家文化和中国人的透视难免有些偏颇,但他山之石的作用在于帮助当代中国人能够从中获得启迪,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论费正清及其中国学研究对中美邦交的文化贡献

费正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之父,终生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耕耘,著作等身,而且钟情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以中美为基础的和平发展。在冷战以来长达三十余年的中美隔绝年代里,他一直处在中美关系前景的学术探索和"以学干政"的政策建议实践之中,并逐渐得到了美国决策层的认可和接受,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正式邦交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几十年用心和用笔赢得的中美邦交,使得费正清不仅获得了政治荣誉上的得偿所愿,而且增强了中国学事业的合理性和贡献率,有助于两个迥异文化代表的国家走在一起,对实现文明共享的全球化事业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费正清思想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研究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美国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专家,一生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出版了大量涉及中国历史、政治、战争、改革、文化方面等重要话题的著作。他的思想推动了海外对中国研究由传统汉学角度向近现代中国视角转变,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从70年代开始,费正清著作陆续译入中国,国内学术界一直重视对其思想的研究。然而,翻译界对其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研究基本是空白。文章从翻译文化史的视角,从出版社、译者群体、翻译模式、副文本、传播与接受等多个维度切入,梳理费正清思想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推动费正清著作思想在国内的译介和接受研究。

论费正清与中国研究学科发展及其学术思想

费正清是现代美国中国学巨擘,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作等身。美国东亚区域学科建设肇始于战后美国与亚太区域关系的政治发展需要,包括费正清在内的亚洲学者为这一学科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费正清是以中国研究作为东亚区域学科建设的核心内容,并团结相关领域的学者们合力打造了东亚区域学科,成为美国文化教育事业的一项重大事件,为当前美国的世界文化交流和以中国研究为核心的东亚区域学科建设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