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rean Lacquer Art Technique Korean Lacquer Craft of Goryeo to Joseon Dynasties

韩国的漆艺文化已有两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堪称已经渗入到内房和厢房等生活文化当中的代表性艺术品。目前，韩半岛上的主要生漆生产地为北韩平安北道泰川和南韩江原道原州，占整个半岛生漆产量的大部分。韩国产生漆的品质很好，生漆的主要成分漆酚（Urushiol）的含量高，酶的活度相当好，生漆涂层的干燥时间很短，硬度也很强。但是，南韩原州产高品质生漆的产量较少，价格也比日本产的贵，因此主要依靠中国进口。从史前时代至三国时代，韩国漆艺文化的主要技法是在生漆底上施以颜色绘制纹样，统一新罗时期开始变化为在生漆底上用螺钿、琥珀、青玉、金、银等宝石材料加以装饰。其后，高丽和朝鲜时代螺钿装饰成为漆器上所采用的主要技法。高丽螺钿在中国的宋朝也得到了高度评价，其卓越性被认可，直到现在高丽螺钿也被视为韩国的代表性艺术品之一。

17-18世纪朝鲜王朝委巷文人诗社考辨

委巷文人是一个与两班文人相对的概念,构成较为复杂,既有来自朝鲜朝中人阶层的译官、医官、画员等,也有来自于最底层的奴婢、胥吏等。学界认为,17-18世纪委巷文人诗社主要有:枕流台诗社、三清洞诗社、洛社、松石园诗社,但以上并非皆可称为诗社。其中枕流台诗社当改为枕流台唱酬;三清洞诗社当改为三清洞诗会;洛社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诗社,但是初具诗社的雏形,可以继续沿用该名称;松石园诗社是朝鲜王朝第一个正式的委巷文人诗社。委巷文人通过社集的方式联络感情、寻找阶层归属感,亦编撰了委巷诗人诗选,委巷文人社会力量的壮大与社集密不可分。

朝鲜王朝时期文人李敬舆次韵李白诗歌探析

李白对中国后世诗歌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影响了不少朝鲜时期的文人,李敬舆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敬舆今存的40首五言古诗中,有14首是次韵李白的诗歌。这些诗歌从题材内容和思想意涵上均受到了李白原诗的影响,但同时又具有“学李而不囿于李”的特点。本文将以这14首次韵诗为出发点,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探究李敬舆次韵李白诗歌的特点及原因。

“雅音古节,嗣响唐贤”:论朝鲜朝诗人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

李尚迪作为朝鲜朝晚期的杰出诗人,以其卓越的诗才与高尚的人格赢得了中朝文人的赞誉。他的汉诗作品往往遵循自然天成的创作观念,具有古典韵味与清丽格调,体现出诗人对唐诗风格的借鉴与模仿。此外,李尚迪的诗歌认识也与唐代诗学关联密切,可以说,唐代诗学对李尚迪的诗风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探究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可以揭示朝鲜朝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与继承,为认识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学发展关系提供重要线索与独特视角。

文本细读、文献考辨与“文心”前置:朝鲜杜诗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以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为中心

杜诗学作为朝鲜古代诗学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单一的文本分析很难挖掘出杜诗在朝鲜文坛接受、传播与变化的丰富状貌,只有多维度阐释才能达成整体性的学术关照。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以文本细读作为研究基础,重视文献考辨。该书秉承旧文献新用、新文献智用的研究原则,将义理阐释与文献考辨相结合,体现出“文心”前置的鲜明特点,进一步丰富了东亚汉文化圈的杜诗学研究空间。

《朝鲜王朝实录》对李舜臣的历史书写

朝鲜王朝《宣祖实录》与《宣祖修正实录》对李舜臣的历史书写有较大差异。前者成于光海君时期,材料来源于状启与廷论,由于编纂匆忙,多是记述相关史事,并未有意塑造李舜臣的形象;后者编纂于仁祖和孝宗时期,选择《惩毖录》和李芬《行录》作为史源,将李舜臣塑造成完美的将领,从官方立场确立了赞颂李舜臣的历史书写基调。《宣祖修正实录》重新书写李舜臣涉及多重因素,包括加强仁祖合法性与维护“西人”形象、史官对《惩毖录》的偏爱、朝鲜的尊王攘夷与反清意识、李植与李舜臣家族私交等。在《宣祖实录》和《宣祖修正实录》不易见的情况下,《宣庙宝鉴》与《惩毖录》的广泛传播,使凸显李舜臣战功与品格的历史叙事深入民间。

《明纪编年》与朝鲜英祖朝经筵

《明纪编年》十二卷,题钟惺撰、王汝南续补,或是假托钟惺之作。《明纪编年》在清初被刊刻后,获得广泛传播。乾隆帝修《四库全书》时,《明纪编年》遭到禁毁。该书传入朝鲜王朝后,成为肃宗和英祖时期的经筵教材。尤其英祖时期,君臣于经筵中研读和讨论《明纪编年》,内容包括选贤任能和改革弊政、阐述为君之道、讨论朝鲜王朝弊端和评价崇祯君臣等,目的是以史为鉴。《明纪编年》在中朝之间影响的差异是当时中朝不同政治状况的反映。

朝鲜王朝时期燕行使与清朝篆刻交流探究

文章通过整理相关文献,探讨了以朝鲜王朝时期金正喜交际圈为代表的燕行使在朝鲜王朝与清朝篆刻交流中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印章图样对比分析了朝鲜王朝篆刻与清朝篆刻的异同,揭示出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印人篆文修养不足和篆刻创作动力不足等问题,以期为国内学界了解朝鲜王朝时期篆刻的历史发展和中华文明海外影响力提供新视角。

当代韩国学者论朝鲜时代的苏轼传播与接受

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朝鲜时代历时五百余年(1392-1910)。当代韩国学者在本土发表的论朝鲜时代苏轼传播与接受的论著,主要涉及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朝鲜时代《赤壁赋》的接受与“赤壁船游”研究、朝鲜时代的苏轼著述版本考证几个方面。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研究,发轫于1964年,2010年以降形成高潮。其中,曹圭百和柳素真分别着眼于文人群体和文人个体的苏轼接受,贡献尤为突出。对于《赤壁赋》接受以及“赤壁船游”的研究,始于1975年,2010年以来渐入佳境,因“赤壁船游”而产生的一些重要的唱和诗文集,如《壬戌泛月录》《蚕头录》等,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韩国现存的苏轼作品集为数不少,大部分为朝鲜时代刊印,或直接从明清两朝引进。1985年以来,零零星星地出现了一些版本介绍或文献考证的论文;2009年后,成果数量有较大增长,但始终未能形成较大规模,研究主题也较为分散。

朝鲜王朝对明朝先皇宾天的礼仪回应与外交表达

朝鲜王朝建国后主动纳入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册封体系,对明朝“至诚事大”,礼仪一遵中华正统,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认同与自觉,先皇宾天服丧礼仪谨遵明朝丧礼服制。朝鲜王朝为永乐帝服丧期间,确立了“闻丧即举哀”的礼制规则,修订举哀、成服、举临、释服的基本仪注。但在后世遵行期间,为避免明朝对朝鲜获知大行消息渠道的外交误会,往往在讣告公文到达王京日才行“举哀”礼,体现了“礼仪从权”的外交考量。朝鲜王朝祭奠明帝丧礼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洪武至正统期间,朝鲜朝对明帝宾天的祭奠是草创成文与规范遵行,取法中华礼制,履行藩国义务;成化至正德期间,朝鲜朝对明帝的祭奠是流于程式、偶有敷衍,力图弱化明朝影响力,王权自主性意识增强;嘉靖至天启期间,朝鲜王朝在“宗系辩诬”和“壬辰倭乱”中获得国家利益,对明朝先帝的祭奠政治色彩浓厚,更重外交表达。朝鲜王朝对明帝的祭奠思想文化,根源于程朱理学在朝鲜朝的逐渐独尊,朝鲜朝士人视明朝为理学之正源,“士林派”在祭奠明帝宾天中的文化认同感逐渐增强,最终汇流为明清鼎革后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

朝鲜王朝后期户籍所见“职役”论析

职役是传统王朝国家征兵调役的依据,与赋役制度有密切联系。朝鲜王朝赋役制度下,职役又称“国役”,包括官职、军役、乡役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役种。户籍大帐通过登记个人职役,设定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职役体系体现了王朝国家对人丁的控制方法,不管是“良人”还是“贱民”,原则上都要载入官修户籍。随着职役征调运作的体系化,朝鲜王朝的人丁管理逐渐出现中央集权化倾向。呈现在官修户籍大帐上的户籍数字反映了国家财政、劳役需求与地方社会内部秩序之间逐渐出现的平衡关系。

略论《元史》在朝鲜王朝的影响

明官修《元史》东传至朝鲜王朝,不仅成为明、鲜两国“宗藩体系”正式确立的重要象征,且朝鲜君臣大多自觉从中获取资治之道和理政经验。《元史》客观上对朝鲜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技、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一定影响。通过反观朝鲜王朝对《元史》“受容”和“回应”的“过程”,有助于对中国典籍在朝鲜半岛传播的方式获得相对深入的理解。

范祖禹《唐鉴》在中朝之流传与影响

《唐鉴》是北宋范祖禹编纂的以唐之史事为北宋皇帝提供鉴戒的史著。受党争影响,《唐鉴》在北宋被列为禁书,未能发挥鉴戒作用。南宋至清,《唐鉴》曾用于经筵,并受到儒士称颂。《唐鉴》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朝鲜王朝君臣的重视,被用于经筵。尤其英祖时期,君臣在经筵中研讨《唐鉴》,以唐之君臣和史事互相勉戒,由此进一步讨论朝鲜王朝的现实问题。《唐鉴》在朝鲜儒士中也有一定影响,他们仿《唐鉴》编纂史书、刊印《唐鉴》,并借《唐鉴》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唐鉴》在中朝之流传和影响,是中朝史学交流和不同政治文化状况的反映。

浅谈毛文龙功过问题

毛文龙以百余人入辽东、先后收复沿海各岛,而后取镇江,镇江大捷使得四方之民纷纷投奔。此后毛文龙退入朝鲜皮岛招募辽民,编练军队以为牵制,给后金后方造成了威胁,缓解了正面战场压力。朝鲜对毛文龙所部提供了大量物资,但是由于辽民数目不断增多,最终难以供给导致辽民抢夺,给朝鲜带来了危害。毛文龙死后皮岛内乱导致其牵制作用越来越小,直至崇祯十年皮岛沦陷,明廷彻底失去后方的“海上基地”。从明、朝鲜、后金三方综合视角看待毛文龙,他功大于过。

朝鲜王朝陈献章“从祀文庙”之争考论

陈献章是中国明朝最具影响力的儒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朝鲜却遭到了学界的抵制与批评,盖因大多数朝鲜学者认为其学说杂糅了禅学,与陆九渊、王守仁的学说同属异端外道,而不予接纳。在其后朝鲜王朝关于文庙从祀人员升黜的讨论中,亦未效法明制,将陈献章列入文庙供奉。这反映中国与朝鲜两国学者对本国儒学发源的认同和对佛家思想的态度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的产生,是朝鲜儒学在地化的表现,亦促进了东亚儒学演进的多元化。

“他者”眼中的“馔飨”——论朝鲜《燕行录》所见中国的饮食文化与国家形象塑造之关联

《燕行录》中记载的中国饮食文化与作为“他者”的朝鲜使臣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之间存在关联。出使沿途所见明清中国的“馔食”,是朝鲜使臣对彼时中国形象认知的“透镜”;参加的各式“宴飨”,也是其与中国人交流的重要媒介。中国的饮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看作是在其他民族语境中建构中国形象的一种认知体系。从中国饮食文化的角度,使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朝鲜使臣眼中中国形象的塑造过程是非常有必要的。

貂皮贸易与明末建州女真的崛起

文章主要研究了明中后期东北地区的貂皮贸易,特别是貂皮贸易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及其对明朝、朝鲜和建州女真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历史文献,如《明英宗实录》《万历野获编》《明史》等,探讨貂皮贸易的起源和影响。研究认为,貂皮贸易不仅促进了建州女真的崛起,还对明朝和朝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朝图们江界河形成源流略考——以朝鲜王朝的东北方经营为中心

中朝以图们江为界河的状况,最早发生在公元14世纪末。由于朝鲜王朝继承高丽王朝实施北进政策,图们江便由此从下游开始了其最初作为界河的历史。15世纪中叶,因朝鲜王朝北设"六镇"等镇堡形成江防体系,图们江中下游界河完全形成。16-17世纪,又因朝鲜王朝在图们江上游南岸设立茂山镇,图们江上游也开始了成为界河的历史。18世纪之后的中朝勘界活动,更进一步确定了图们江上游"江源"段界河。显然,图们江历经五、六个世纪最终完全成为中朝界河,正是朝鲜王朝长期在其东北方积极开拓经营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主要是明朝的统治者们对此却始终处于"淡漠"甚至是"忽视"的状态。

朝鲜王朝礼书考略——兼论《韩国礼学丛书》在域外汉学中的价值

在中国礼学朝鲜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一大批礼经汉籍,这些礼书在域外汉学中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与价值,但却未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庆星大学校(KyungSung University)韩国学研究所近期编纂的《韩国礼学丛书》全面整理了朝鲜王朝从15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500年的礼学研究成果,洋洋大观,是汉学界迄今规模最大、收录最多且最富代表性的一次礼经汉籍的整理工作,不仅能为东亚礼学研究者提供取用之便,也可为重新认识东亚儒教文明提供充足资源。

一衣带水 异邦华服——从《明实录》朝鲜赐服看明朝与朝鲜服饰外交

《明实录》是官修有明一代的历朝实录,这部记录国家朝章政务的重要文献,记载有明朝与朝鲜王朝服饰往来条目五百余项,这些记录中的相关事件、服装品类与名称是进行明代纺织服装史研究的一手文献,极具史料价值。本文梳理了《明实录》中明廷赐给朝鲜的服饰(含衣料)情况,藉此探问史料背后的两国"服饰外交",解读明朝对外藩朝鲜服饰外交的礼仪规格,以及朝鲜对属国明朝服饰的接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