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的良知观

在康德伦理学中,良知是一个充满着诸多争议的问题。对康德而言,良知属于理性还是情感?与此相关,它属于理性慎思还是直觉性反应?就此,学界大体上可以分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两种立场。其实,良知应该属于一种道德直觉,其中蕴含着理性与情感的交融。就产生根源而言,良知在康德那里是一种判断力,也属于一般性的实践理性,但仍然主要呈现为一种道德情感,包含了理性与情感两种心灵状态。作为道德直觉的良知最好从一种自然主义的角度加以理解,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它既有敏锐性、瞬时性的优势,但也由于各种原因而会导致模糊的、歧义的判断。

行政判决理由效力的解构与重塑

行政判决理由效力在实践中存在裁判观点分歧,主要有既判力、争点效、预决效力、拘束力四种观点。与民事诉讼不同,行政诉讼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判决、概括性的履行判决、答复判决等属于典型的“无色判决”,判决主文通常仅宣示裁判的结果而未完整包含审理和裁判的具体内容,因而必须通过判决理由中的判断才能明确判决效力的客观范围。行政判决理由效力的构建应摒弃“全有或全无”的二元确认模式,以防止程序空转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目标,在分解判决理由要素的基础上进行区别化塑造。行政判决中的事实认定产生预决效力和既判力的遮断效。对于法律适用理由,撤销重作判决的理由具有法定的既判力,其他判决类型采用一体的既判力说作为解释基准,契合我国的诉讼结构和司法实践,即判决理由中对诉讼标的构成要素作出的判断产生既判力的拘束作用。

论作为说理方式的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给予和索取理由的规范实践。法律话语的意义是由其在法律实践中的推论角色决定的。因此,法律解释不应当仅仅被当作探求法律意义的启发式方法,更应当被看作为司法判决提供证成的说理方式。文义、历史、体系、客观目的、主观意图等要素,与其将它们看作解释方法,不如看作支持或反对解释决定之正确性的解释理由。法律条文往往有多个意义选项,解释者需要选出其中的正确选项,将其作为适用于当前案件的个案规范。法律解释实质上是围绕解释决定的正确性,而对不同解释理由进行衡量的理性论证过程。

道德困境之困境——情与理的辩争

道德判断是人类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评价性活动之一,但道德判断中情与理的作用争执不休。从休谟和康德的哲学论争到发展心理学家对道德推理的关注,直至现代社会心理学家对情绪的重新审视,道德判断的决策机制已经演变为多种模型相互竞争的局面。在回顾和分析道德判断各种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情绪和推理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认为今后应当更多地关注道德推理的实际作用,并当运用更为先进的操纵手段,同时注重情境的影响来考察道德判断中情与理的问题。

道德理论的新进展——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式

道德判断的研究一直遵循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理性主义模式 ,但随着人们对认知双重过程论的逐渐认可 ,传统的道德判断理论受到了挑战。本文介绍了道德判断的一种新的理论模式———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式。该理论认为 ,道德判断是由迅速、自动的评价 (直觉 )所导致。

判决理由改革论

裁判文书改革的重点是判决理由的改革 ,它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制度问题。应明确判决理由作为判决合法性证明的功能 ;重视对改革过程中对司法独立等相关制约因素的分析 ;通过判决理由的改革 ,以抑制司法腐败、提高法官素质并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

案例指导制度下的类案参照方法论

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实质上相似,是参照或援引指导性案例裁判的重要前提。然而,如何实现以上判断是实践中遭遇的一个根本难题,如果不从方法论上扫除这一障碍,案例参照活动就无法有效展开。类案判断活动依赖于以待决案件的关键事实、法律争点与裁判要点作为比较点,同时以相关法律规范作为判断的参照标准,通过事实要素的细致比对可获得初步判断。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是否属于类案,仍有待根据判决理由对比较点在法律上的重要性进行评估。在判决理由或裁判要点本身不确定或存在实质缺陷时,应依靠其它理由进行通盘考量,以形成相似与否的终局性判断。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实证研究——以276份民事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转化为法律语词,构成了民法的基础规范。对裁判文书统计分析表明,核心价值观在民事裁判说理中的适用呈现逐年递增、区域级差、层级下移以及简易程序适用、独任制适用、家事案例适用等特点。通过类型化分析发现,适用方式有单独适用和复合适用,适用功能有价值宣示、教育说教、补强说理和说理依据。规范缺失导致适用方式混乱、功能定位不清,甚至出现裁判说理向核心价值观这类一般条款逃逸的问题。核心价值观适用的正当性源于法律与政治的双向塑造、核心价值观的法律规范转化以及裁判说理中凝聚价值共识的客观需求。在适用过程中,只有坚持依据次序化、目的解释明晰化和语言修辞通俗化,通过裁判说理将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才能使核心价值观条款助益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对涉外定牌加工商标侵权“合理注意义务＋实质性损害”判断标准的解读--以“东风”案为例

近十余年来,对涉外定牌加工商标侵权问题的研究从未中断过,且伴随热点案件引发阶段性热议。通过梳理我国涉外定牌加工司法实践,分析该领域裁判标准及理由的变化及成因,提出单一性裁判标准难以妥当解决涉外定牌加工商标侵权争议,极易导致商标法适用的困境。"合理注意义务+实质性损害"裁判标准,符合综合考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知识产权保护公共政策属性的要求,并能够体现商标法适用与司法保护政策的妥当融合。

判决理由的融贯性——从《孝经》判案说起

对于援引《孝经》来裁判案件,出现了一些质疑的观点。但是,从判决理由的融贯性角度而言,这种做法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融贯性的基本含义是强调各个法律命题之间的协调一致、相互支持。作为一种目标指引,融贯性有助于加强判决理由的说明和论证。我们可以从利用多元法律渊源、掌握多种法律方法等方面在司法实践中贯彻融贯性。

道德判断中的情绪因素——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进行探讨

道德判断中的情绪与认知因素是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对近年来社会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中有关情绪影响道德判断的研究发现和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介绍了外源性情绪影响道德判断的行为研究证据,大脑情绪功能障碍者在道德判断中的异常表现以及道德两难任务所对应的大脑激活模式,着重探讨了情绪因素影响道德判断的神经机制和道德判断中情绪加工与认知加工相互作用的过程。揭示了情绪是道德判断的必要因素,道德判断是情绪加工和认知加工协同作用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该领域未来发展的设想。

判断基准的可变性与面向判断的性质逻辑

感觉和知觉是人类思维的基础，基于某种有意识记忆模式的识别或判断，可认为是人脑有意识思维的事实上的基础．判断基准可随外部条件和思维者认知结构而变的现象，是人脑感知与判断产生一系列不确定性和矛盾性的最基本原因之一．传统数理逻辑以推理为其研究的主要对象的倾向，忽略了判断不确定性及其变化规律的研究．从而提出从基准变换入手，去研究各种判断不确定性的逻辑方法，给出了判断和基准的一致性、相容性和矛盾性的逻辑定义，并利用基准变换的数学表示方法，为人类思维的某些智能化特征，如可理解性、模糊性、非单调性和灵活性等效应，提供了一条新的逻辑解释和刻划途径．

刑事司法裁判中的利益衡量

在刑事法官的裁判中,利益衡量是一种重要的裁判方法。之所以刑事法官在裁判中与民事法官同样适用利益衡量方法,因为二者在面临的问题、所欲实现的任务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同之处。对于利益衡量这种带有很强的法官主观性色彩的裁量方式,无疑是对我国传统的法条主义裁判原则或者罪刑法定原则的挑战。针对我国法官在刑事审判中的利益衡量问题,应当采取的规范性对策主要包括:法官处理规则的既定性与利益衡量的能动性的基点应当立足于法律框架中;即使在特殊的利益衡量中,刑事法官的利益衡量也应当遵循公共理性的要求,并以此作为衡量的边界;刑事法官在判决中应当说理,等等。

青少年偶像崇拜行为透析

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着“偶像崇拜”行为,对于处在身心过渡时期的青少年来说,这一行为的出现有其原因,我们应该对青少年的偶像崇拜行为进行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合理进行引导,注重教育方式的选择,成功榜样的树立,规范大众传媒的报道视点。

“教育是什么”的哲学追问

无论是"做"教育,还是"思"教育,都需要明白"教育是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吊诡的是,这种不言而喻的"教育是什么"却总是让人困惑不已,究其根源在于"教育是什么"并不是一种事实判断,而是一种价值认识。对"价值认识"的"教育是什么"的探寻需要转换路径,用实践理性取代理论理性,并基于实践理性寻求其多元统一。

逻辑思维能力在英语专业四级写作审题中的作用

英语写作是一项能反映作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活动。英语写作中的各个环节,如审题、构思、写作、修改等都和逻辑思维密不可分。文中运用逻辑思维的三个组成部分——概念,判断和推理对英语专业四级作文审题的作用进行论述,旨在指导英语学习者在应对英语专业四级作文时能做到有的放矢,避免跑题和偏题。

民事判决理由效力的法理基础

民事判决的理由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具有何种拘束力,这一问题属理论盲区。在民事判决数量持续激增、系列案件频发及裁判文书要“释法说理”的大背景下,回答这一问题具有紧迫性。在实然和应然角度,民事判决理由效力的正当性存在着预决效力、争点效力和参加效力等解释路径,分别反映不同的制度目的,对应于不同的程序保障标准和价值判断空间,体现不同程度的正当性。预决效力可通过免证事实机制缩小证明范围,能够提升诉讼效率,但保障证明权是其适用的前提条件,对后诉事实认定的拘束力较弱,难以为判决理由效力提供正当性支撑。争点效力与民事判决理由效力的关联最紧密,可与既判力形成合理分工。既判力原则上只及于判决主文,而争点效及于判决的理由,借助于价值判断机制落实诉讼诚信原则,阻断生效判决认定的争点事实再次被后诉当事人争执,维护裁判统一。参加效力立足于责任分担理念和诉讼担当法理,为判决理由向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及案外第三人扩张提供正当性法理基础。以此为基础的类型化分析,则可廓清判决理由效力适用范围,扩大判决理由拘束效果。

从“无理”的判决到判决书“说理”——判决书说理制度的正当性分析

由于受到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 ,我国判决说理并没有被制度化 ,甚至长时间囿于是否需要制度化的讨论中。笔者通过分析认为 ,在中国现有的司法语境中 ,判决说理具有急需正当化、制度化的内在需求。一是 ,判决说理是法官权力公开化的必然 ,同时也是一种法官自保的策略性选择 ;二是 ,判决说理是司法职能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力求通过判决说理达到当事人从内心“服判”的司法追求。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进一步指出了说理主体。

中国民事裁判说理:路径选择与实现方式

现实生活中,司法裁判承载着纠纷解决、社会行为规范、社会价值引导等多元功能。因此,裁判文书应当充分发挥其说理特性,将案件争议、事实、证据与法律规则之间的关联及其相互影响进行精确的分析和阐释。裁判说理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说理能力、说理环境以及说理载体。现阶段,我国应当将完善说理载体作为加强裁判说理的首要路径。完善说理载体,不应盲目采取司法移植的路径,而应当在参考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说理载体的"构件"进行拆分,并以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和裁判说理的规律为指导,对拆分后的"要素"进行重组,继而准确定位重组后各"构件"的功能,创制出有利于说理的文书载体形式,提升我国裁判的说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