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葫芦新品种俊丽3号的选育

西葫芦新品种俊丽3号是以国外引进材料中经多代系选而成的单株,再经连续多代自交分离选育出的优良自交系12-5为母本,以国外优良品系杂交后选出的单株,经多代自交分离、加代定向选择后育成的高代自交系G-5为父本,杂交育成的新品种。该品种具有高产、优质、密植、抗病、适应性好等特点,平均产量2 458.5 kg/hm^2;具有良好的区域适应性,是山西省中北部及西北地区不可多得的优良品种,于2015年12月30日通过了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再献疑——“吏”与“军吏”辨析

"吏户"论所指的"吏"是行政系统的"吏",但是在具体论证时,却常常以军事系统的"军吏"——如"将吏"、"吏士"、"吏兵"、"武射吏"、"武吏"、"文武吏"等有关资料作为证据,这不仅将行政系统之"吏"与军事系统之"吏"乃至士兵混为一谈,而且根据这种资料所作出的论断就很难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可见的左翼“十七年”郑君里电影的再探讨

郑君里最为重要的导演生涯是在1949年前后到1964年期间,这个时期他的电影作品与政治导向紧密关联,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郑君里是中国早期左翼剧联《最近行动纲领》的起草人,其作品在延续以左翼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理念的同时,又将政治规训自我内化,不断拓展电影在思想和美学的表现空间。通过梳理郑君里"十七年"导演的五部影片,佐证极"左"政治高压下对艺术创作主体的影响,乃至对艺术家的人身伤害;左翼文化有其积极的时代和社会文化建设意义,但当其要求电影艺术的美学实践依附在强势政治文化下时,也就失去了自身原有的价值和意义。对郑君里"十七年"期间导演的作品进行考察,也为我们今天对左翼文化在当下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维度。

张君劢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以“科玄论战”为例

以张君劢为个案 ,考察张君劢的“问题谱系”及其对“科玄论战”的总结 ,揭示了“科玄论战”的问题意识 ,从科学与玄学的关系 ,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的批判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张君劢“欲提倡宋学”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张君劢的“问题意识”

张君劢好心的意外结果——关于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的新一种解释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他与张幼仪的婚姻,是研究其生平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历来几乎所有的徐志摩传记作者及其研究者都认为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是由于林徽因的出现,使徐志摩做出了与张幼仪离婚的决定。而恰恰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即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正是张君劢的好心,催促帮助张幼仪出国与徐志摩团聚,才导致了出乎张君劢意外的结果,即徐志摩与其妹的离婚。而根本原因则是徐志摩对封建包办婚姻不满,要有"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男人"的"挑战""传统习俗"的叛逆思想。

现代之风,乡土骏逸:郑军里的水墨人物画

1982年前后,郑军里的工笔画已经很明确清晰地具有了自己的风格特质和专长取向,但1985年中期以后的郑军里,却忽然转道了,改画水墨写意人物,而且是一种疾风劲草、狂飙突进式的大写意。关于水墨人物画的现代性思考及创作,郑军里是有备而来,一切均源于自己宽阔的文化视野,以及贴近自己心性的艺术追求。桂西少数民族的民俗生活与风情,现在已成为郑军里国画人物的中心题材,在美术界已建立了稳固的风格"标识"。

论郑军里少数民族人物写意画的和谐美

郑军里的少数民族人物写意画体现了中国美学的和谐美。他以广西少数民族及其生活场景为表现对象,通过浓淡相宜的笔墨描画少数民族天人合一、物我相生的生存状态,营造出一种和谐的意境美,体现了少数民族恬淡朴实、乐观知足的性格,以及艺术家对人与自然诗意栖居的向往。

从张君劢看中国近现代政治自由主义的误区

作为"中国宪法之父",张君劢虽一生志于民主宪政理想且为之不懈奋斗,最终却不幸走向了自由民主的对立面,这一历史悲剧无疑是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者们的缩影。究其缘由,主要是由于他们对传统文化与政治自由主义关系的误识、对科学与民主之异化的敏感以及对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错位所致。

置换与想像——追记郑君里导演

本文以实证研究方法梳理郑君里作为演员、导演、理论家的三位一体的复合形象的意义与价值,论述了郑君里在百年中国电影历史与文化流变中的创作活动、思想轨迹和特殊地位。

俞君立的文献分类思想

俞君立是我国当代的文献分类学家。本文探讨他从事文献分类学教学、文献分类法编制工作和文献分类学研究活动中形成的文献分类思想。参考文献14。

文以载道 书可净心——读郑军里的书法

郑军里以创新的心态立足传统,将绘画的造型规律及点、线、面技法,特别是中国画独有的线性造型,融入书法,形成一种既有传统书法章法、墨润,又具绘画张力的现代书法。他的作品用笔苍劲而不失秀雅清幽,大气而不显狂野,呈现出清雅、脱俗的艺术格调。

题材的拓展与形象的转化:郑军里人物画的创新探索

郑军里以独立的创新精神,賦予中国人物画笔墨、色线以鲜活的个性,显示出在法度之中自由创造的革新意识。他多次变换采风地点,选择不同民族写生,就是为其造型创新寻找一条新的个性化笔墨探索的路径。他一方面通过笔墨创新来增强写意形象的艺术韵味,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生活和现场采风摄取鲜活的人物形象。

郑君里:“南国”学艺的前前后后

1928年,17岁的郑君里考入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由于年岁尚小,他并没有像当时南国社文人那般由“文学”而“革命”再“文学”的经历,却也受到了田汉和整个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社艺术氛围的深刻影响。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浪漫、唯美的纯艺术观念,而这也影响了他的诗歌和小说创作。可以看出,其诗歌和小说作品在诗境的生发、人物情绪的拿捏、故事的叙述、结构的建构等方面已经具备“蒙太奇意识”。此后,他和南国社文人一样,从唯美转向革命,继而从“化妆室”进入“摄影场”。

苏联戏剧理论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舞台剧

本文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剧作家在动员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戏剧实验中与苏联戏剧和理论的接触。笔者探讨了苏联戏剧理论与戏剧表演的融合如何推进左翼剧作家的议程,并为后来的现代话剧和电影改革奠定基础。文章研究表明,1943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作品被首度翻译成中文之前,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30年代中后期即在章泯的指导下让苏联戏剧理论参与到上海戏剧作品的排演和制作之中。该剧团的演员们将波兰导演、教师兼演员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理查德·波列斯拉夫斯基的作品译成中文,并撰文将自己比作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暴风雨所诞生的》中的卡特琳娜,以及费奥多·瓦西里耶维奇·格拉德科夫的作品《水泥》中的达莎等角色。本文通过探索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与中国现代戏剧的联系,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作出贡献。

论“十七年”时期的表演话语与政治认同——以郑君里等人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接受为例

在1949到1966年之间,国内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理论的接受呈现出由全面学习到全方位批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斯氏理论的歪曲和误读自有一套稳固和悖反的说辞,形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表演话语和政治认同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颠倒了斯氏从自我出发的“体验表演”,要求演员在表演正面人物时从角色出发进行自我改造,另一方面则要求演员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去批判性地饰演反面人物。这种“同构化”的表演政治观不仅挪用和曲解了斯氏的演剧理论,也导致许多演员现实自我与舞台自我认同关系上的混乱。

张君劢论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的复兴

张君劢从现代与古代是不能完全割裂的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心知或思想方法这两点认识出发 ,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障碍 ,相反可以导致一种新的思想方法 ,这种新的方法能成为现代化的基础。因此 ,我们今天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 ,就必须从复兴儒家思想入手。换言之 ,复兴儒家思想是中国现代化的途径 ,而儒家思想的复兴又主要是宋代新儒学的复兴。复兴儒家思想的道路是“自力更生中之多形结构” ,亦即“以儒家为本 ,而沟通东西思想”

“修正的民主政治”之政治哲学观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家社会党将"修正的民主政治"与民治主义相结合,创立了一套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哲学。"修正的民主政治"实现了"效率"与"个性差别"之间的平衡,根据效率的科学以国家权力集中为核心特征,根据个性差别的科学偏重对个人自由的保护。这一政治主张建立在"唯实的唯心论"哲学基础上,以唯实的唯心论解释权力与自由的关系,并将二者统一于民治主义的精神内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