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离合与中共在东江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

1943年初,国民党顽军在东江地区发起新一轮摩擦,中共的斗争策略由防御转向主动出击,并在广九铁路全线沦陷后大量发展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1944年上半年后,在延续以往对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共还以日伪为打击对象来达到反摩擦的目的,并时刻警惕日、伪、顽勾结的三面进攻。这一阶段,由于国共双方在前线和后方抗日的差异性,因而配合盟军也成为中共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中共在东江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与这一阶段国共军事力量对比的“失衡”相关联。抗战后期,由于广东军政龃龉和国民党中央缺乏对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控制,加之粤汉铁路南段的打通和国民党军队实力的下滑,中共及时调适战略部署,实现了发展壮大,彰显了国共离合下中共战略调适的多重面相。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而战后的新形势和日益临近的宪政对其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协会议上,蒋对中共和中间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政协决议对国民党宪政设计的更改,在国民党内激起轩然大波,蒋发觉事态发展已出乎自己预料之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对宪政的态度暗中转变。在蒋的默许下,国民党虽未公开撕毁政协决议,但政协决议事实上已不能为国民党所执行。会后,蒋介石受党内强硬势力影响,对宪政的态度从温和的积极一变而为强硬的积极。中共态度也随之强硬,最终国共两党在宪政问题上分道扬镳。

试论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与民盟改组的政治发展路径

中国民主同盟[1](以下简称民盟)是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能与国共两党一起商讨抗日建国大事的政党[2]。作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建立的一个政党,其成立和发展有一个随着政治、社会环境变化而动态变革的过程,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就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学者梁漱溟与国共关系之调处

梁漱溟是著名的文人学者、民盟成员,时刻关心国内政治局势。抗战胜利后,他作为民盟代表积极调处国共关系,即政协会议上对军事问题的调处、对东北问题的调处以及全面内战暴发后的调处。由于梁漱溟的文人身份,不了解国共内战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调处过程中所提的方案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天真与幼稚,但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平天下"的忧国情怀。

抗日战争时期江南地区的国共关系

本文阐述了抗战时期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的时代背景 ,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 ,以及这种关系在江南地区的特殊性 ,指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坚决抗战路线得民心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反人民的路线失民心。

开罗会议及其研究中的中共因素探讨

开罗会议前,中共敌后战场的积极作战及制止内战的努力为开罗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有利条件。会议期间,中共本身成为中美之间政治问题讨论的重点。会后,中共就《开罗宣言》内容作出回应,并就会后抗战形势作出预测,对中共外交的形塑及抗战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整个开罗会议前后,无论是主动对会议的背景、决议施加影响,还是被动成为会上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共因素都是开罗会议绕不开的重要话题,也是研究开罗会议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战后政权接收视域下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

考虑到美、英急于要求自己在欧洲战事结束后向日本宣战与实现自己"二战"胜利后的远东战略,苏联顺利与美、英在1945年2月初签订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国家利益。在苏联与美国的压力下,尤其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的威胁,8月14日国民政府在失去相当国家权益的基础上与苏联正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基本上认同"雅尔塔协定"规定的条款,同时也获得了从苏联全面接收东北主权与不支持中共的承诺。苏联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一度支持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合法受降权以及限制中共武装发展而走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解决路径,但随着不久后美苏之间矛盾日益凸显,尤其美国与国民政府之间关系密切且威胁到其远东战略与在华特权,苏联逐渐调整对华政策。虽然从名义上仍认可国民政府的合法接收,但对国民政府在东北接收过程中采取了较为强硬的压制态度,同时暗地加大了对中共武装进入东北的支持力度,打乱了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计划,从而使其东北接收出现较为复杂的局面。国民政府即使明知苏联的对华用意,并尽力与之协商,但根本无法解决美苏之间在华的利益冲突,于是坚持与美合作而对苏采取较为疏远态势,并严格督促苏军按协定必须早日全部撤出东北,从而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更趋加深。

“弹劾共产党案”述略:以谢持为中心的考察

谢持对容共政策的态度始终受到国共合作进程中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对中共党员加入后的及时观察引发了其对中共党团活动的担忧。为寻求预制,他联名张继、邓泽如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但弹劾案旨在寻求通过纪律解决国共纠纷,并不反对容共政策。鲍罗庭强硬地为党团活动辩护,拒不答应取消党团,不但宣告纪律解决的破产,而且促使谢持最终走向终止容共政策。

中条山会战中国军队战力及其制约因素分析

中条山会战是1941年华北抗战正面战场上国民政府军队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役。此次会战,国军战力方面存在器不如人、道不如人、智不如人、制不如人等弊病,以及地理、政治等制约因素,呈现了国军在战略、战术,情报系统、后勤补给、通讯联络、敌情警侦及军民关系等方面的若干面相,其战事失利绝非偶然因素所致,个中缘由或可成为解读战后国民党在与中共的对决中强弱易位,而不旋踵即失去大陆的锁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