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的“戡乱动员”

1947年中,为了挽救其统治的重大危机,国民党被迫实行“戡乱动员”的应变之举,企图集中全力与中共一搏。其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其后方的控制与镇压,对舆论的钳制不断加强,异议声音的表达也日渐受限。但是,以严刑峻法为表征的“戡乱动员”,非但没有能实现国统区的社会稳定,反而凝聚了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之心,加速了他们对国民党统治之离心离德,最终亦未能挽救国民党统治之败亡。

马歇尔使华对中国内战的影响

二战以来,美国为了其在远东的利益,不断调整对华政策。继赫尔利在华调处失败之后,又特派马歇尔出使中国,调处国共关系,以图建立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以及中国复杂的政局,马歇尔调处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一事件对中国内战产生了特殊影响。马歇尔调处的前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内战的爆发,中后期的调处却助长了全面内战的爆发,使中国人民再次投入到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战争中。

《观察》对于国共东北争夺战的军事报道(1946-1948)

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反映它所处的时代。通过对媒体的解读,我们不但可以研究媒体本身,而且还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存在于战后1946-1948年的《观察》,记录了战后中国的种种面相,成为我们建构战后中国历史图像的史料。《观察》对于战后中国的重大事件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的倾向。国共内战是战后中国的主题,双方的争夺始于东北,《观察》对此给予格外的关注。其中既有对战争进程的实况解说,又有对战争发展趋势的预测,同时还有对双方得失的分析。《观察》所做的"观察"大都符合真实的事实,其分析与预测从整体来看也都准确。它与国共两党各自所属的媒体因为党派政治需要而进行的宣传所不同,这也是其难能可贵之处。这种报道的价值就在于它的超党派性,就在于它可以和国共双方所提供的资料相互印证,从而为我们建构当时的历史图像,还原历史本来面貌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法兰西内战》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

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法兰西内战》对资产阶级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深刻揭露,蕴含着丰富的人民主体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建设的精辟论断,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理想信念,为我们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保持党的清正廉洁提供了良好示范,对在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重要启示。

中英版本《法兰西内战》的修辞格对照研究

修辞格在政治哲学作品中的运用有助于增强表达效果,添加艺术感染力。但是修辞格的翻译需正确解码,运用创造性技巧以减少信息损耗。以《法兰西内战》中英版本为例,评析马克思的语义,结构与音韵修辞格运用及中央编译局的相应修辞格翻译技巧。中央编译局对《法兰西内战》文中的隐喻、拟人、反语、设问等英语修辞格的翻译处理较好。研究发现诸如头韵、典故和矛盾修饰等修辞格被译为汉语之后,原有的文体风格受到一定损耗。

全面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矿区内的“反把”运动述论

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矿业恢复和发展面临着极为恶劣的环境。在物质利益激励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矿区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把”运动,以调动工人阶级劳动的积极性。从实际效用来看,这场运动增强了工人的主人翁意识,转变了矿工的劳动态度,使矿工的劳动效率空前提高,从而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于她制定了正确的政策策略,同时,在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之际,能够勇于正视自身问题,始终以生产发展为衡量标准,注意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从而将群众的热情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赫尔利主导国共谈判作用论析

抗战后期,美国为了结束对日作战,实现在远东的各项权益,不断调整对华政策,积极推动国共谈判。总统特使赫尔利肩负着这一特殊使命,多次主导国共和谈。他在给中共以和谈希望的同时,又将希望之火无情的扑灭,使蒋介石坚定了专制独裁的信心,恶化了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内战的爆发,最终使美国对华战略企图走向失败。

二战后美国的在华军事选择

二战结束初期的中国 ,在国共两党剑拔弩张的对峙中 ,美国扮演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角色。这个角色企图对中国内部势力施加影响 ,企图“缔造”一个既能防范于苏联又能造福于美国的可靠“伙伴” ,因此美国对可能采纳的对华方案进行过种种考察和尝试。这其中 ,直接派兵参与国共内战、彻底解救美国在中国的困境的援蒋方案 ,美国政府对华决策者曾以极其微妙的心情多次谈及而后又多次予以否定 ;在这段历史的纷繁复杂的发展过程中 ,这一方案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 ,对苏战略的需要、对华军事实力优势、在华特权等因素曾一度刺激了美国人的冒险心理 ,然而 ,更为强大的来自中国、苏联和美国本土的制约因素却是美国政府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 ,最终 ,这一方案在两种相互抵触的力量的夹击下只能束之高阁 ,直到一个最佳时机的到来。

中共中央对战后中国和、战问题的盱衡与抉择

随着全面抗战胜利的到来,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两种力量的斗争,成为战后国内政治的显著特点。依据中国共产党七大对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分析,中共中央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战略方针,极力推进和平建国构想的实施。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追求和平、民主的真诚努力,揭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内战独裁的真实面目,极大地团结和教育了全国人民,从而把政治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最终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准备了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争取和平建国的斗争,也就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觉悟和国民党的彻底孤立。

重庆谈判的后续演进

1945年秋,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就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军队等问题进行谈判,签署了"会谈纪要"(亦称"双十协定")。由于国民党方面没有很好地执行这个协定,致使中国陷入内战。几经较量,国民党处于败局。在此窘境之下,国民党再次玩弄和谈骗局,派出张治中、邵力子等前往北平与中共方面进行谈判。由于共产党方面胜利在望,要求条件自然很高,而国民党方面不愿缴械,致使和谈破裂,由此出现了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局面。

中国内战时期美国在华情报工作研究(1945～1949)

中国内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情报工作,处在美国对外情报机构重新调整改变的过程中,其对华情报工作不能不受到影响。随着1947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式成立,多头领导对华情报工作的情况,才逐渐得以改变。但尽管如此,美国在中国内战时期的对华情报工作,因为没有系统深入的部署和工作,特别是对中共的情报工作缺乏基础,因此,其情报工作明显跟不上中国政治急剧变动的形势。当然,其建立在长期专业训练基础上的情报评估工作,通常还是能够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做出比较客观和准确的判断。这使得美国这一时期的对华情报评估工作,对其政策制定依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辽沈战役前东北国民党军撤留问题研究——以蒋介石、卫立煌的战略分歧为中心

辽沈战役前蒋介石与卫立煌关于东北撤军问题的战略分歧是国民党军战败的重要因素。蒋介石一再命令卫立煌撤出东北主力,但他屡屡抗命不遵。鉴于此,蒋介石利用廖耀湘、范汉杰分割卫立煌的职权,但此举并未达到战略意图,反使将帅愈加失和。同时,卫立煌亦别有所图,以“长期固守”之名整军备战,以待时局之变。蒋介石与卫立煌的矛盾既反映出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对战局的不同考量,亦体现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末期日趋严重的“弱势独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