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化东渐与书籍之路开启

在中国语境里,六朝以文学著称。然在当时的文化交流中,东亚各国,尤其是地处边缘的倭国(日本),尚未充分具备摄取、接纳、消化六朝时期最辉煌文学精华之能力与条件,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工具器皿等,络绎被日本社会所吸纳。大概出于上述原因,"六朝文化"的术语在日本学术界更为通行。六朝时期正值日本文明开化之初,日本文献往往以"吴"统称六朝,说明促成日本摆脱野蛮社会的大陆文明,具有明显的江南地缘特征。从这个角度观察书籍之路通往日本列岛的过程,可以描摹出如下线路图:具有浓郁江南特色的六朝文化,首先传播到朝鲜半岛,然后通过百济延伸至日本;最早传到日本的书籍,应该是《千字文》之类的童蒙读物,然后才是《论语》之类的儒教书籍;百济派遣王子及博士为日本皇室启蒙,带有百济特色的六朝文化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文明进程,遂于5—6世纪之际,日本列岛呈现"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的文明景象。

奈良贵族的都城意识与国家观——藤原宇合汉诗出典研究

以迁都平城京为开端,日本正式进入奈良时代。奈良贵族以汉诗为外交手段,通过赞美王都平城京来歌颂天皇权威,继而宣扬日本作为律令制国家的"东夷小帝国"地位。藤原宇合作为奈良朝的高级军官和贵族文人,以拜副遣唐使入唐为契机,开始其官吏生涯及汉诗创作,以《怀风藻》所收藤原宇合汉诗为例,考察宇合诗歌中与"都城"相关的词汇出典问题,不仅可以探讨8世纪东亚外交关系中奈良贵族都城意识的产生,也可借此考察古代日本的对唐观与自同意识。

试析日本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汲取——以《怀风藻》《万叶集》为例

在研读《怀风藻》《万叶集》两部诗歌集的基础上,通过与中国古典诗歌对比,运用演绎分析、举例证实等方法,探究日本在由小国变成大国的过程中,日本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联及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汲取。从字词的迁移运用、文体的借鉴、诗型建构、意象表现、历史典故等作了比较分析。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长屋王汉诗研究

长屋王是日本奈良时代的皇族、朝廷重臣,他爱好汉诗,是奈良时代重要的“文化赞助者”。现存其四首汉诗,分别收于《怀风藻》和《全唐诗》。其汉诗具有日本汉诗发端期的典型特点,文学价值虽然不高,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承袭了中国“诗赋外交”的传统,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论《怀风藻》汉诗对曹植《洛神赋》的接受

曹植《洛神赋》随《文选》在近江奈良朝广泛传播,成为日本知识阶层熟稔的文学文本,进而对古代日本文学、文化发出了强力辐射。本论文通过中日诗歌原典的考辨,梳理、论证《怀风藻》对《洛神赋》中语象、意象的接受。《洛神赋》中的"洛神"原型、"洛浦"意象对古代日本"人神恋"叙事范式的确立和发展,"神女"系神话、"仙境"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洛神赋》承载的美感心理、情感模式以"符号"的形式进入日本文化,并不断被改写、重构,成为其不断传承的大陆"文化因子"。

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汉诗诞生——以《怀风藻》的“明德”与“天真”为例

本文从汉字文化圈的视角考察《怀风藻》如何受容中国古典文学而建构日本文化的精华：＂汉字文化的自觉＂。

仙境的摹写——论《怀风藻》吉野诗

《怀风藻》吉野诗的作者通过模仿、比拟、联想等方法将原本没有关联的中日神仙传说建立联系,成功借用汉诗文的表现形式,在宫廷这一政治空间范围内,将吉野塑造成仙境。但由于吉野诗作者立场的局限性以及吉野诗的公共性质,对所模仿的中国游仙诗的精髓——隐逸思想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共鸣,只是通过隐逸心境的摹拟表达了对隐逸的憧憬。不得不说《怀风藻》吉野诗尚停留在对中国仙境的摹写阶段,吉野的仙境化即是吉野诗的主要创作目的,这与中国游仙诗所表现的隐逸主题还有很大距离。

《怀风藻》的山水与道教文化

综观日本汉诗集《怀风藻》中关于山水的描写,其思想倾向、审美情趣、遣词造句等方面随处可见道教文化影响的痕迹。投影在《怀风藻》里的神仙意象和吉野仙境观,都体现了奈良贵族对充分满足人间享乐生活的心驰神往。在道教消极遁世、慕仙向道的观念作用下,《怀风藻》诗人总是强烈地抒发徜徉山水之趣,流露出崇尚自然的情愫,这是日本固有思想与中国老庄玄理的遇合,也是奈良贵族游览山水时在诗里若隐若现的思想背景。

日本汉诗集《怀风藻》用韵研究

根据宋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日本汉诗集《怀风藻》中汉诗的韵部可系联为16部,其独用同用情况大致符合《广韵》的独用同用例,且不同韵部的押韵限制在同摄之内;三等与四等相押;元韵与臻摄魂、痕韵同用。《怀风藻》的用韵基本在《王三》音系的框架内,与隋初唐诗文有着共同的用韵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