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对唐朝正统史观与礼制的影响——也谈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

唐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深受道教的影响,在祭祀对象、祭品、祭祀地点三个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同类祭礼。祭祀对象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为开端,是用道教古史观重构中华正统脉络的历史起点,与道祖老子皇室始祖的身份相配合,共同彰显唐朝统治权的神圣性。祭品“洁诚”而不用传统的牲牢,采用了道教醮仪中的祭品要求。将“历代帝王肇迹之处”作为祭祀地点,与“自古得道升仙之处”相对应,是将先代帝王与道教神仙等同看待的结果。总之,在天宝年间崇奉道教的历史背景下,先代帝王祭礼集中体现了唐朝正统史观与国家礼制中的道教因素。

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状况析论

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的确在增长,但增长状况并不平衡,节度使行使权力受到中央的有力约束。唐中央通过频繁调动和限制兼统,有效防止绝大多数节度使专擅一方。安禄山的权力状况属于特例,其形成过程及发动叛乱有复杂的原因,不宜简单归结为当时节度使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

清代邱之稑《律音汇考》关雎琴谱试弹及其关联

邱之在 1 835年出版的《律音汇考》一书是一本有关诗经乐谱的著作 ,它除了对宋传《唐开元风雅十二诗经乐谱》进行了一字多音的实验性总结外 ,还在书中附有律吕谱和琴瑟演奏谱。是今天研究诗经乐谱的重要文献材料。但是由于邱氏在书中根据康熙《律吕正义》的律吕命名体系来改写乐谱 ,使得律名与音名的关系变得相当紊乱 ,无法用传统的观念进行解释。本文旨在厘订邱氏律名与音名的对应 ,从而明确古琴定弦法。另外 ,笔者还对邱氏对诗经乐谱的润腔以及传统诗经乐谱的演唱方法进行了评述。

开元盛世音乐教育状况述略

唐开元年间的音乐教育创造了我国古代音乐教育史上的一次高峰,这一高峰的出现有赖于统治者的音乐政策与具体措施。但当时的音乐教育仅仅为统治阶级娱乐消遣而设,在地位上还远远不能与经学教育相提并论。加上它单一的课程培养模式,致使受教育者的文化素质不能提高,从根本上来说,这一时期培养的音乐人才,主要作用仍然是为统治阶级的娱乐消遣服务。

唐代册赠使关联问题研究——以《大唐开元礼》所记策赠礼为中心

以《大唐开元礼》所记策赠礼为中心,对唐代的册赠使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唐代针对特定的册赠对象,派遣不同的使者进行册赠。册赠使一般有2人,其中主使为1人,副使人数不固定,但二者均有品级限制。册赠使者的品级高低与死者被赠官的品级有一定关系,但并非一一对应,有很强的灵活性。册赠王爵、尊号、太子号者都要求特定身份的人参与,而对册赠使的品级要求不是很明显。唐前期多由太尉参与册赠,肃宗以后则多由真宰相参与册赠。另外,吊祭使与册赠使是两种不同的使节,赙赠一般是由吊祭使完成,册赠使并不承担这一责任。

边地大曲对开元天宝诗歌风格的影响

开元、天宝年间,大量诗歌谱入边地大曲传唱。边地大曲的传辞受乐曲特质影响和制约,多选用七言绝句的形式。这些诗作择韵响亮,选题刚健壮阔,情调苍凉悲慨,均体现出鲜明的边地大曲特色。边地大曲的诸多音乐要素共同作用,对盛唐诗风产生了影响。

黄河蒲津渡唐开元铁牛及铁人雕塑考

铁牛和铁人都是唐开元蒲津桥的遗物。铁牛两眼圆睁,形象逼真,牛尾均有横轴一根,用于连接桥索,每头牛旁边均有一人作牵引状,四牛四人形态、表情各异,均达到了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为研究唐代的民族关系、服饰、冶金铸造技术等方面的成就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

库木吐喇石窟五联洞修建年代刍议

库木吐喇石窟第68～72窟开凿在面临木札特河的山崖间,是该石窟的地标性洞窟,前室连通,俗称五联洞。本文通过对进出五联洞隧道内新发现的两方纪年题刻释读,认为五联洞修建年代应在唐天宝年间。

重探杜甫天宝七载前后行迹及心态--以“奉赠韦济”三诗为切入点

杜甫天宝六载(747)应诏下第后归隐偃师、后至洛阳漫游一说,实由南宋黄鹤对杜集中“奉赠韦济”三诗的系年及解读发展而来。20世纪末出土的《韦济墓志》表明黄鹤所据史料存在缺漏,由黄鹤系年发展而来的关于杜甫天宝七载行迹的论述也就需要再作探讨。去掉“层累的”成见之后分析现有文献材料,重新系年“赠韦”三诗,并不能得出杜甫天宝七载往返两京乃至回洛阳隐居、漫游的结论,而是发现杜甫主要活动于长安,进而可以看到杜甫“旅食京华”阶段从心雄万夫到降心求伸、再到愤郁决绝的心态转变历程。这种心态转变产生于长期持续的长安旅食生活,并非旧有传谱所认为的是天宝七载前后骤然改变的。

唐玄宗消费观念的转变及其影响——从开元天宝年间宫廷物资供给谈起

开元天宝时期,唐玄宗是国家权力的主宰,在宫廷物资供给和消费中起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开元初、中期宫廷物资供给相对不足,玄宗非常强调节俭。开元末、天宝时,宫廷供给物资丰足,玄宗的消费观念也悄然发生变化。玄宗消费观念由俭入奢,与开天时期宫廷物资供给由不足到充裕的转变大致吻合。其后期的奢侈性消费造成聚敛之臣产生、政治逐渐腐败、世风消费奢靡、社会矛盾加剧,促使大唐国运由盛转衰。

唐天宝荔枝道达州段线路再考证

蜀道申遗正如火如荼,再次考证唐代天宝荔枝道达州段的线路,对进一步研究古蜀道线路具有重大意义。“荔枝道”这一名词,在古代文献中较为罕见,最早于清代吴焘《川中杂识》中出现。荔枝古道达州段是古蜀道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荔枝古道上凝结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与经济价值。2017年四川考古研究所在达州地区新发现的唐代摩崖造像可以进一步为荔枝道的走向提供佐证;兼以古典文献与古道遗迹辅助,考证出唐代达州段境内的荔枝道线路走向为由大竹经达川区至宣汉,宣汉自马渡乡通过鹰背场入境万源,在万源经庙垭乡、三官场与石窝场,由万源出四川进入陕西。

开拓东南隙地:唐代开元括户与汀州之设

历来讨论汀州历史,较少注意到汀州之设置其实与唐开元年间玄宗的括户政策有关;又历来讨论开元括户,多半注意到宇文融主持的括户,而较忽略在宇文融罢相后,玄宗还是在开元朝后期持续括户,并在开元之际为安置逃亡到边地、隙地的逃户,逐步设了一些新州县。汀州与辖下包含宁化在内的数个县,即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所设立,尤其汀州是开元括户运动为就地安置逃户第一个设立的州,别具时代意义。

唐玄宗开元时期择吏尚“清”与盛唐诗坛

唐玄宗开元时期择吏尚"清"。作为择吏标准的"清"衍生政治清风,政治清风又营造了审美风尚的"清",审美风尚的"清"进一步影响了盛唐诗风的清刚。盛唐诗的清刚风格发展了魏晋六朝的"清"而比之更积极进取,影响了大历诗风的"清"而比之更刚正。盛唐诗坛的清刚风格与开元鼎新、大唐盛世、三教共融的清明社会相互参证,有密切联系。

唐天宝间江南地区的麻布产量及社会需求

江南是唐代最重要的麻布生产中心。据《新唐书·地理志》相关资料可知,唐天宝间江南地区每户实有麻田12亩;又据《通典·食货典》等资料推算得知,天宝十四载(755)江南地区课户与不课户的比例分别约占当时总户数的60%和40%,进而可计算出唐天宝间江南地区年产麻布凡27 626 745.6端。唐代江南地区对麻布的需求紧迫而多样,一是可输纳赋税,二是充着衣料,三是成为日常用品(如布囊、麻袋等)的材料,四是充当货币职能等。江南地区麻布的产量及社会需求,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唐代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也为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茶马互市起源新考

关于茶马互市的起源,学界有“唐代起源说”“宋初起源说”“五代起源说”“南北朝起源说”。其中“唐代起源说”由来已久、影响深远,而开元十九年(731年)“唐与吐蕃始”观点的推测成分更大,贞元年间“唐与回纥始”观点则在学界有较高认可度。但茶马互市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拘泥于将茶叶作为支偿物开始参与市马的起始考察体现出的并非是茶马互市的真正源起。官营茶马互市的基本内涵是中原王朝为解决战马匮乏以及补充马源,用茶叶等物市买周边游牧民族战马的一种市买政策,以这个基本内涵为出发点追溯,开元十五年(727年),唐王朝定点、定时、大规模从突厥处市买战马是茶马互市的真正源起。

西安南郊唐代元淑墓发掘简报

2012年4月,为配合西安市城南公交枢纽站建设工程,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南三环以南,城南汽车客运站以西的范围内清理了20座汉唐时期墓葬,其中M17为唐代吏部常选张君夫人元淑墓。墓中出土有陶器、铜器等多种随葬器物,出土的陶女立俑形象生动,造型别致,较为少见。元淑墓志的出土更为研究唐代开元初的丧葬制度以及河南元氏在唐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从元淑墓女立俑看开元初唐墓中的女性形象

201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南郊发掘了一座唐代墓葬,该墓为开元六年吏部常选张君夫人元淑墓。该墓共出土女俑21件,其中10件女立俑保存较好,造型别致,与同墓葬出土的其他女俑在造型、制作技法和尺寸上存在明显的差别。本文将其与同时段具有代表性的纪年墓出土的女俑、壁画及线刻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对比,以期探索开元初年西安地区唐墓中女性形象转变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