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借鉴·融合——康熙紫砂胎画珐琅茶器上的没骨花绘

据清宫档案和文献记载,康熙年间紫砂胎画珐琅茶器共有19件,现悉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国宝级紫砂胎画珐琅茶器,堪称陶瓷史上最稀有的珍贵之器皿。笔者从这仅存的19件紫砂胎画珐琅茶器上的没骨花卉图案出发,透过研究装饰图绘的传承背景、西方画珐琅艺术的形式和融合中西绘画技法风格来探讨紫砂器上图绘的传承及特征。从绘画的内容题材、表现风格来看,均在继承宋代没骨花鸟画的基础上有所革新,而从画珐琅的工艺技法,则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工艺及绘画风格的影响,融合多种艺术风格形成康熙朝所独有的紫砂胎画珐琅的装饰图绘。

康熙朝太常祭祀乐制建设中乐律的制度化——以《律吕正义》的生成为中心

清王朝建立以后,乐制建设在艰难中缓慢转型。康熙前期,太常祭祀乐制有所创制,如定太常寺乐舞生、定乐器,以及在理学阴阳思想观照下提出对乐律的再讨论。康熙后期,重考乐律,将理学阴阳思想作为康熙十四律的理论支撑,依据精密计算,用字谱、旋宫体现其实践性。《律吕正义》成书以后,康熙迅速将新律用于太常祭祀,并亲定全部雅乐。因此《律吕正义》的诞生标志着帝王意志对乐律的重塑,体现出帝王治世与文化思想的相互呼应,也是“乐律”这一科学性概念的制度化体现。

清代宫廷里的西药与西药房研究

故宫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文化。本文研究了清康熙时期的几种典型西药,以及宫中设立的西药房,以探讨清代宫廷里的东西方医药文化融合。结果表明:德里鸦噶可以驱寒及化疹,巴尔撒木油可以治疗刀伤,如勒伯伯尔拉都可以补气养胃,宫中养心殿曾作为西药研发的“实验室”,武英殿露房曾作为西药的“药房”。

清康熙年间宫廷西法制药初探

17—18世纪,大量传教士将传播西方医学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客观地促进了西方医学的传播发展,清康熙时期,皇帝对西方医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使得宫廷中的西方医药活动逐渐繁多,这其中不乏一些与西法制药的相关场所和部分西法制作的药物。如传教士张诚、白晋请奏建立实验室,并主持以西法制作各类药物;为合药、蒸露、贮存西洋药物,康熙帝专建露房;亦有肺胸舒丸、如勒伯伯喇尔都、龙涎香露等多种西法制药产品等。围绕康熙时期相关的西法制药场所,代表性西法制作药物等,对该段史实对中西医药交流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初步探讨。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康熙《御制文第四集》稿本考述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康熙《御制文第四集》稿本一部三十册,是雍正年间内府编订《御制文第四集》时形成的一部修改稿本。其内容有可能是在康熙间王掞编录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书通过夹条和浮签等形式呈现了修订的过程,并在收录篇章、文辞表述、人物评价、诗文字句、人名地名译法和涉及康熙诸皇子记述等方面不同于刊本。该稿本是对康熙朝史料的还原和补充,诗文部分则保留了康熙帝诗稿原文。同时,该稿本也展现了雍正帝修改康熙稿本的意图,并呈现了雍正朝内府稿本的修订方式,因此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康雍乾三代帝王赐臣子御书勾陈——以张廷玉、鄂尔泰、张照为例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多有以御书赐臣子之举,所赐御书以福字、匾额、对联、御制诗为主,同时亦有赐所临古代书迹。张廷玉、鄂尔泰、张照在康雍乾三朝,因为各自身份和得帝王信任倚重程度不同,所得御书亦有差别。帝王所赐御书以褒奖臣子为主,一使臣子感激皇恩,二使臣子勤于政事,用心为官。君王赐臣子御书成为其巩固统治的政治手段。

雍乾之际厉鹗效应下广陵词坛与浙派咏物词的联通

雍乾之际,厉鹗等浙派词人寓居于扬州,以韩江吟社为阵地,大兴咏物风尚,推动了浙派在广陵词坛的词土扩张。而广陵咏物词也在“厉鹗效应”的作用下,基于扬州新生词人群体特性与本土雅俗并兼的文化气象,产生题材与思想内涵的新变,在一派清空醇雅之中,掺入扬州文化生态的市井蒸腾,不仅真实客观地再现民生风情,使咏物词具有了史料价值,亦推进了清代“词史”观的构建进程。

满汉文康熙朝《起居注册》对比研究——以特胡德等劫王君宗衣物并割其颈项案为例

通过康熙朝满汉文起居注所载特胡德等劫王君宗衣物并割其颈项案对比发现,二者虽然内容大致相同,但语言风格有所差异,且汉文康熙朝《起居注册》内容应由满文翻译而来,翻译过程中有错译、漏译现象,一些汉文康熙朝起居注中不常用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前后文翻译不一致。因此,使用康熙朝《起居注册》作为史料时需优先选择满文本。

试论恽寿平绘画创作对雍正珐琅彩瓷装饰的影响

恽寿平是明末清初著名画家、书法家,擅绘写意山水与没骨花鸟画,其绘画作品对雍正珐琅彩瓷的装饰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绘画创作题材、绘画表现手法、绘画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具体探讨恽寿平绘画创作对雍正珐琅彩瓷装饰的影响。

清代中期宫廷室内装饰中的原则与手法

清代中期是清代宫廷室内装饰重要的发展与定型时期,宫廷室内装饰受传统礼制及帝王需求等方面的影响,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体现出宫廷室内装饰在设计层面上的创新。文章以此时期形成的部分重要装饰成果为案例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清代中期宫廷室内装饰的原则与手法。总体来说,清代中期宫廷室内装饰设计的原则手法:一是“需求与创新”:即对设计需求的回应,是此时期宫廷室内装饰的“设计动力”;二是“范式与复制”:即对设计规律的总结,可以解读为此时期宫廷室内装饰的“设计生态”;三是“规制与适应”:即对设计形式的调整,可以看作是此时期宫廷室内装饰的“设计法式”。

康乾南巡中的景观营建与遗产保护

清康熙、乾隆南巡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江浙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景观营建活动,并对途经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维护。南巡中的营缮活动主要包括:对公共建筑及遗产的修缮与维护、居住及游赏性景观的查勘与营缮、地方官商对帝王活动的景观记载。中国古代地域景观的系统性维护与更新往往需要一些特殊的契机,对于清代的江浙地区而言,帝王南巡这一大型政治文化事件正是这一契机,从康熙南巡到乾隆南巡,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的集体参与,推动了江浙地区物质景观的系统更新及景观文化的变迁。

从清宫档案看雍正与宫廷瓷器、珐琅器的制造

通过梳理清宫档案中对于瓷器、法琅器的记载,总结出二者烧造的负责机构和职务设置,梳理制作它们的流程和钦定程序。雍正常亲自参与瓷器、珐琅器的设计,他从陈设、赏赐和日常使用等需求和功用的角度出发,进而将自己的创意和想法融入器物设计之中,涉及器型、釉色、纹饰、书画等方面。其设计方法主要为照样仿制、重新组合和局部修改。一件满意的器物需要经过多次上呈批览和雍正钦定才能交付制作,其中,沟通雍正、窑厂和造办处的媒介为纸样、木样、瓷样、合牌样。雍正对于造办处制作器物的气质要求为“内廷恭造”,其对于瓷器、珐琅器制作的介入,反映出帝王审美对宫廷用器风格的决定性影响,并推动了二者在文化和技术上的历史性革新。

康熙的治蝗思想探析

蝗灾与水灾、旱灾并称为我国历史上三大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关注。清康熙年间是蝗灾的高发时段,康熙帝高度重视蝗灾造成的危害,并采取积极的治蝗措施。面对蝗灾,康熙帝的治蝗思想以及对蝗虫的习性认识存在一个过程性的转变。通过长期的治蝗实践,确定以“人力捕蝗”作为消除蝗灾的指导思想,形成一套治蝗除蝗的技术手段与组织管理方式,进而制定出周密的奖惩制度作为治蝗的保障机制。

农耕文化语境下康熙朝《御制耕织图》考论

耕织图作为展现我国古代农业耕织生活的重要图文载体,自南宋楼璹首创以来,在清代达到了创作高峰。康熙题诗、焦秉贞绘制的《御制耕织图》体现了康熙时期中西绘画结合的艺术风尚,对研究中国传统农桑技术和农业生活具有重要价值,是解读中国农业史、纺织史、艺术史的珍贵文献。《御制耕织图》鼓励人们从事农桑劳动,在艺术审美中传达农业立国的思想主旨,是对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高度总结与阐扬。

康熙初年的西北局势变化与清廷的应对——以卫拉特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侵边为中心

康熙十五年(1676),鄂齐尔图车臣汗、楚琥尔乌巴什与噶尔丹的战争失败后,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残余势力逃至清朝边境,频繁抢掠,引发清朝与西北边疆的紧张局势。本文深入剖析了康熙帝如何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手段成功应对边境紧张态势以确保西北地区的稳定与统一的历史过程。

古代编年体志书的范式——康熙《平乡县志》述论

康熙《平乡县志》是古代志书中比较罕见的编年体志书,仿效嘉靖《滦州志》而修,意在使方志体例向史法靠拢,具有编年叙事体例、叙论结合以及在各卷末设置《附遗》《存疑》《辨误》的编纂特点。通过该志,基本可以知晓编年体志书是如何完整记述一地地情的。无论是在志书编修史方面,抑或在该志留存的史料本身,都具有重要价值。

江宁织造博物馆藏“康熙朝诰命”考释

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藏銮仪卫冠军使张松龄满汉合璧诰命,载录正黄旗汉军第四参领第八佐领张仲第世系的袭爵脉络,目前尚无学者对其考证。作为天命七年(1622年)归降后金的广宁右卫汉官后裔,袭父职的张仲第管佐领事被纳入清代八旗汉军,后经军功覃恩而屡晋封爵。从龙入关后,张氏因世袭罔替演变为清代权力结构中的旧汉军世爵家族。张氏后嗣凭荫资拣选进入銮仪卫,亦世管佐领。现就诰命所涉人物事迹、世管佐领、满名现象等问题,勾勒辽东旧汉军张氏家族个案与王朝国家的互动轨迹。

从捐纳到荐举:三藩之乱中的制科事件与士人心态——兼论己未词科的诏试缘由

顺康之际,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军事勋贵集团处于强势地位,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世乱重武的风气使得边缘心态在士林社会蔓延。为弥补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消耗,清廷在康熙丁巳年为捐纳者增设乡试一场,这种唯“财”是举的选拔方式引发了士林社会的极大不满。郭棻《请选拔贡监生疏》在肯定捐纳供给军需的同时,主张关注绌于无赀者,明确提出选拔博学鸿才,以收士心的建议。继丁巳乡试之后出现的己未词科使一批才大身微的士人脱颖而出,通过颂扬武功、典试地方、参与外事等活动,可以彰显博学鸿儒这一群体在清廷由上到下、由内而外推行文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丁巳乡试到己未词科,可以看出清廷在统治策略上的不断成熟,生动感知清初士人心态在科举语境下的嬗变轨迹。

一件清康熙青花寻菊图笔筒小考

清康熙时期倡导诗文礼仪、设立学校,广兴科举,尊孔崇儒的社会习气蔚然成风。文房用瓷在这样一种比较宽松的文化政策下兴盛发展,以青花笔筒最为出色。康熙青花笔筒造型多样,品种丰富,纹饰精美,尤其是笔筒上装饰长篇诗文为一大特色。本文从康熙时期青花笔筒的造型、釉色、纹饰和款识等方面着手从而考证太原市博物馆藏清康熙青花寻菊图笔筒的具体烧造年代,而笔筒上《冒雨寻菊序》以及钤青花篆体“云山主人”方形闲章为研究康熙青花笔筒提供了新材料。

康熙“御定”《全金诗》的原因探析

继查慎行《历代分类题画诗》与徐倬《全唐诗录》后,郭元■增补《中州集》而成的《全金诗》也被康熙纳入御定诗总集系列之中。郭元■进呈的《全金诗》能够获得康熙“御定”,一方面得益于以《中州集》为基础辑成的金诗总集自具优势,既能弥补金诗文献缺少系统整理之不足,又能契合清初的诗学潮流以及康熙的诗学主张;另一方面,康熙能够通过《御定全金诗》肯定金朝的文治功绩,修正自南宋以来评价少数民族统治“无文”的论说,消解汉人“华夷有别”观念下的文化优越感,表明少数民族统治的清王朝有资格施行文化统治、实现文治盛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