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康雍乾三代帝王赐臣子御书勾陈——以张廷玉、鄂尔泰、张照为例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多有以御书赐臣子之举,所赐御书以福字、匾额、对联、御制诗为主,同时亦有赐所临古代书迹。张廷玉、鄂尔泰、张照在康雍乾三朝,因为各自身份和得帝王信任倚重程度不同,所得御书亦有差别。帝王所赐御书以褒奖臣子为主,一使臣子感激皇恩,二使臣子勤于政事,用心为官。君王赐臣子御书成为其巩固统治的政治手段。

康雍乾时期的奏折制度

奏折制度产生于康熙时期，在雍正时期受到高度重视，得到充分发展，乾隆时期则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奏折从公开到秘密、从非正式文书到正式上行文书的演变过程是奏折制度规范化和法律化的过程。奏折制度具有信息收集、谘询、协商、沟通、监控、指导命令等新功能。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强化信息收集能力的一个政治产物。奏折制度蕴涵着理性决策的因素，有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强国家的政务决策能力和政治控制能力。但由于它是为君主服务的，因而也带有君主制度固有的一些弊端。

《热河日记》中的康乾盛世

通过对《热河日记》中康乾年间中国清朝社会种种现实生活的记载和描写的分析,对朴趾源燕行所目睹的种种盛世景象进行解读,可以看出这部文学巨著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史料。

清朝治理“老瓜贼”问题续探

康熙四十五年在北方出现劫杀行旅的老瓜贼社会问题,清廷非常重视,立即制定了有关治理对策。雍正初年推行保甲制与缉盗的同时,严厉打击老瓜贼,河南巡抚田文镜执行最力。乾隆帝即位后,就将包括老瓜贼在内的盗贼列为四大社会问题之首,认真治理。乾隆六年十二月,清廷全面细致地探讨并制定了捕治老瓜贼的方案,随后开展铲除老瓜贼的行动,山东阳信知县邱天民破获了重大老瓜贼案件,基本灭绝老瓜贼。康雍乾初盛时期,人们外出并不安全,清朝治理老瓜贼的一套体系发挥了作用,治理卓有成效,体现出清朝统治运作的特点。

康乾盛世下清廷对准噶尔投诚人政策研究

清准关系是康乾盛世时期最为敏感的藩部关系,直到乾隆二十年之前准噶尔汗国仍然傲然地屹立在清国的西北边陲,并且对西北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不时产生骚扰,发生威胁。清国在康乾盛世下是如何利用时机解决准噶尔汗国问题,如何防止分裂,完成民族的的统一大业,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它对我们今天的边部民族政策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本文主要就康乾盛世下的准部投诚人政策作一研究,研究康、雍、乾三代帝王是如何运用投诚人政策来为统一大业服务的。

论康雍乾时期清帝的治官理念——以官员选任、考核为中心

“治人”与“治法”是中国古代探讨治国理政的重要命题。康雍乾时期,清帝对“治人”与“治法”多有提及,并体现在用人行政等方面。如何“治人”“治官”,是古代王朝用人行政的重要内容,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任和考核方面。清帝在选拔、考核官员时,对官员操守、才具、政事、年力等方面提出要求,对官员的臣道做出价值观的界定,尤其对地方大吏选用属员做出要求,并对不同层级的官员制定相应的标准,分别管理。文官管理的实践,贯穿着清帝的治官理念,包括事君以诚,君臣一体;以人事君,察吏安民;首倡官德,重视政绩;各司其职,上下相维。清帝的治官理念有其积极因素,这种理念是否能够贯彻并发挥作用,与清朝文官管理的实践密切相关。

从康乾民族政策看西部开发

在开发建设西部的过程中 ,如何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 ,对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清朝康雍乾时期制定的民族政策对当时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历史影响。探讨这些政策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历史作用及其局限 ,对于今天西部开发中的法治建设 ,无疑具有现实的启迪和资鉴作用。

从御选文章看康、乾官方文章思想的转变

康熙在《御选古文渊鉴》中提出了"辞义精纯"、"归于古雅"的文章标准,但在实际选评中,更注重文章的经济实用性,注意吸收前人的意见,具有集大成的性质。乾隆时期的《钦定四书文》、《御选唐宋文醇》以及《皇清文颖》等集,集中体现了清廷"清真雅正"的文章思想,与《古文渊鉴》相比,在规范性的要求上大大加强,体现了清代文化统治的强化。

从才子佳人小说兴盛的社会文化原因看其文化品位

康乾时期才子佳人小说的兴盛确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联,清政府所采取的文化怀柔政策更是才子佳人小说得以产生的一个社会契机。才子佳人小说对当朝政权的歌颂和粉饰十分迎合统治者的口味,作品中所包含的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也和朝廷实行的忠孝治国的思想相一致。

准噶尔问题视域下的清廷对俄外交实践

康雍乾时期的清廷对俄外交,以西北边疆统一和西南边疆巩固为核心,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发展演变:由康熙与噶尔丹对峙时期的《尼布楚条约》及图里琛使团出访,经雍正与策妄阿拉布坦父子和战相兼时期的《恰克图条约》及两个访俄使团,到乾隆时期围绕准噶尔和土尔扈特“逃人”问题展开的激烈外交争锋,铺陈出中俄两国外交实践的丰富内涵。清廷为解决准噶尔问题延续近百年的外交谋划,构成了清朝大一统国家边疆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康雍乾时期具有近代特质的对俄外交实践与中国传统的“理藩思想”一主一辅,形成了清廷前期外交服务内政的双轨机制。

景德镇清三代瓷器与民国瓷器的比较

景德镇民国瓷器由于受时代的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清三代瓷器相比可以说有着根本性的变革,一个是最低谷,一个是最高峰,本文试图从工艺、装饰、造型、设计思想、审美风格及其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找出二者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全球视野下康乾盛世研究学术史回顾

康乾盛世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也是清代最辉煌的时期,既是研究清史的一把钥匙,也对我们今天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把康乾盛世放在全球视野下进行研究,用世界的眼光看待并研究康乾盛世,这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课题。

清朝历史的文化记忆

本文对全清296年历史分作文化演变、文化自信和文化纠结三个板块进行论述。其一,就清朝兴盛衰亡的文化演变做出简要分析和简明阐述;其二,从文化史视野肯定清朝在版图、民族和文化方面的历史功绩——阐析盛清时对1400万平方公里版图,尤其是对满、蒙、疆、藏、台地域,实行长期有效稳定巩固的管辖,论析清朝民族与宗教管理的经验与教训,剖析清朝文化政策的成败得失。其三,论述清朝内在的文化纠结,其主要表现是:未对八旗制度进行深入有效的改革,未对满汉权益做出根本性政策调整,未对海洋文化短板给以足够的重视。清朝之结局:于外,败在外敌海上侵入;于内,失在民族关系纠结;于心,衰在制度运转失灵——导致大清帝国的覆亡。清朝历史的殷鉴,既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需要,更是世界全球化潮流的必然。

康雍乾时期政府在河北地区的防灾抗灾措施

康雍乾时期河北地区水旱农业灾害爆发频繁,影响了农民正常的经济生活,加强了农民贫困化的趋势。但由于河北地区政治经济地位重要,政府重视该地区的抗灾工作,通过灾前预防和灾后减灾等措施,使传统农民具有了一定的抗灾能力,抗灾减灾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在传统封建小农经济下,农民很难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抗御水旱灾害,为了达到恢复稳定生产和生活的目的,良好的社会与制度环境是必不可少的。

词集重刊与词坛新貌——论雍乾年间的“山中白云”风

从康熙六十一年到乾隆元年,曹炳曾、赵昱在十五年间三次重刊张炎的《山中白云词》,使其流传未广的局面得以改观。在重刊过程中,厉鹗、赵昱、赵信等人充分发掘历史文献,奠定了有关张炎生平研究的大致格局。在多次重刊之后,雍乾词坛对张炎的关注逐渐从《词综》转向《山中白云词》,词人在创作中反复提及“山中白云”,追和的对象几乎遍布《山中白云词》,集山中白云词也开始出现。

论允祥在康雍两朝的不同境况及原因

爱新觉罗.允祥,康熙帝第十三子。纵观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大落大起。康熙前期,他是一位"恩宠优渥"的皇子。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废太子事件"中,他莫名其妙地受到牵连,从此不但被冷落于政治生活之外,更在成年多年后未得到任何封号。而在雍正朝,允祥备受荣宠,"生荣死哀,备生人之全福"。他在雍正朝的荣宠地位,除了其自身谦恭谨慎、安分自处之外,更与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分不开。他一心为公,勤勤恳恳,深得人心。此外,他更是投雍正帝所好,深得皇帝喜爱。这些因素,都促使他成为雍正一朝位极人臣的人物。

从文人纪事题咏看康雍乾时期天津盐商私家园林的转折

天津盐商私家园林作为北方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康雍乾时期产生了从模拟天然雅趣的文人化园林过渡到追求精致的人工化园林的重要转折。这一转折在园林与城市布局的关系,园林构筑及园内物质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有强烈的表征,并与当时的技术水平及盐商社会地位的变化有着强烈的关联。

《醒世姻缘传》成书年代新考

《醒世姻缘传》的成书年代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到目前为止有"崇祯说"、"顺治十八年说"、"康熙六十年说"、"乾隆说"等。这里,在"清代说"的基础上,通过对明清两代科考制度、服装颜色、职官名称演变等方面的考察,论证《醒世姻缘传》成书的上限应该是雍正四年(1726年)。

康乾之际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考察

清朝统治者出于对汉人的猜忌、防范心理及维护满洲贵族统治的狭隘目的,对汉人与任何外来势力的交往保持高度戒备,康乾之际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证明。清廷基于这种心理制定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必定是周密、严谨而又严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