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康区政治秩序建构与社会制度的历史选择

20世纪上半叶,中央政府对康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逐渐将之纳入省县制度的框架。作为边地多民族省份,省制在康区的施行存在特殊性、复杂性和局限性。国民政府将民族问题定位为地方问题,以地方自治解决康区土司问题,并对农奴制度进行初步改革。由于受康藏局势的影响以及阶级局限性,国民政府没有对农奴制度、土司制度所依存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革。康巴精英格桑泽仁则从族裔自治的角度提出了废除省制建立自治地方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成为康区的制度架构。民主改革后,康区社会制度实现了全面转型,这是近代康藏历史发展和人民选择的结果。

近代康区陕商在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自清代初期以来,陕商始终在康区汉藏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不仅在于陕商善于把握商机,构建起层级式的商贸网络,扩大与藏区社会的商贸接触面,还在于陕商重视文化与社会交往在汉藏族际贸易中的作用,通过尊重、效仿藏民生活方式和频繁的社会接触与互动,推动贸易的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陕商扮演着向康区传播汉文化与吸纳藏文化因素的双重角色,客观上推动了康区汉藏文化交融。

通事在近代康区治理中的作用及思考

本文在对通事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选取了目前受关注较少的边疆通事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对近代康区通事的类型、社会角色和功能发挥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且,就康区通事名声形成的问题做了探讨。本文研究发现康区通事兼具翻译、报告人和业务助手等多重角色,其对近代康区民族与国家的整合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通事的舞弊行为也十分常见,这就在一定程度了损害和阻碍了边疆少数民族与政府及外界的持续不断的正常交往,从而不利于边疆民族与国家整合的深入发展。因此,通过对康区通事的研究表明,需要推广和普及教育来解决边疆民族地区多种语言、文字的交流和沟通问题。

藏语方言学研究与语言地图:如何看待“康方言”

本文介绍藏语方言学研究中的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利用此方法对所谓的藏语'康方言'进行分析,探讨其具体语言现象,并提出在以往藏语研究中常见的'康方言'并不成立,应将其理解为'语言复合体'之见解。由于方言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除了语言本身之外,还需要考虑地理关系及历史关系,其研究不同于普通的方言研究。本文主要讨论有关'康方言'的三个问题,通过实际问题的讨论了解到,方言学研究中绘制语言地图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过程,通过地图能了解到各个方言群的分布地域,并加上地理、历史等人文信息探讨方言的形成,才能得到可信的方言分类。

康巴藏区节庆体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性分析

对康巴藏区节庆体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康巴藏区节庆体育具有生活性与艺术性、娱乐性与竞技性、单一性与多样性、包容性与开放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继承性与创新性六大主要特征.康巴藏区节庆体育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卫藏与康区历史关系发展演变过程探讨

三个藏区中的卫藏与康区之间联系非常紧密,大致经历了唐代吐蕃时期、元明时期、明末清初、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五个发展阶段。两区关系的发展演变对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和国家的统一稳定产生过重要影响。虽然来自卫藏的吐蕃曾经征服康区,但自吐蕃灭亡后卫藏势力从未统治过整个康区。近年来达赖及其分裂集团提出的"西藏从来就有一个统一的大藏区"之类的言论,是罔顾两区历史关系发展客观事实的不实之论。

从“康藏有别”到“川康有别”——丁宝桢至赵尔丰督川时期对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的应对与管理

对于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晚清中央、地方政府采取了大量相关的对策措施。总体而言,1875年前清廷的对策可概括为"入康不入藏",即有限度地允许或默许外国人进入康区活动,而对于入藏则加以严禁,一经发现,即刻押解出藏区;康藏地方各界亦对外国人谋求入藏持强烈抵制和反对态度。丁宝桢督川时期,利用康藏地方各界"阻洋"的普遍社会心理,采取"借藏阻洋"的策略,强调"康藏有别",力图使外国人难以进入藏区腹地。这一策略收到了一定效果,但也有多方面负面效应,加剧了康藏地区本就复杂的局势,造成"洋汉均阻"等问题的出现。赵尔丰调督川康后,实行"川康有别"的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入康外国人的管理。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以及晚清各界的上述做法,在近代中外关系史和康藏局势上产生了多重后果。

从清代驿站制度建设看康区社会发展

清代,中央政府为了更好地联络与统辖边疆地区,以京师皇华驿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五条主干驿道。其中,康藏驿道、滇藏驿道、青藏驿道的设立和藏区有着直接的关系。清廷通过这三条驿道,有效地管理了藏区的政教事务,维护了川滇藏边疆地区社会秩序长期稳定的局面,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本文就驿站制度对康区城镇、文化、商贸等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略述己见。

藏族的地域特点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区之特点

藏族传统上将其分布地域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大区域。三者既是藏语的三大方言区,也是三个不同的人文地理单元。文章对藏族的地域特点及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的自然基础进行了讨论,指出藏族三大人文地理单元同青藏高原三大自然地理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自然地理区域是藏族三大人文地理单元形成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自然基础。文章还对作为藏族三大人文地理区域的康区的特点作了进一步探讨。

康藏与西南:近代以来西南边疆的区域重构

近代的内边分野格局造就了我国特殊的"内方区"观念。在内方区观念的干扰下,康、藏经常被看做是西部边疆、西北边疆的组成部分,而早期的"西南"或"西南边疆"一般不包括康、藏在内。1930年代以来,受到抗战地域格局的影响,康、藏越来越被看做是"西南"和"西南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张其昀等学者提出的区划思路,明确体现出"西南边疆"的重构态势。近代以来西南边疆的区域重构历程,体现出地域格局主导下的区划内涵变化,亦即"经济第一"还是"国防优先"区划原则在不同阶段下的运用。

民国初期康区土司复辟及其原因探析

清末,川边康区边疆形势危急,赵尔丰深谋远虑,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始在康区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至宣统三年(1911),赵尔丰将康区土司各地次第收回,设置道、府、厅、县管理,土司制度名义上已经废除了。未及赵尔丰巩固“改土归流”新局势,辛亥革命爆发,国家政局动荡,康区已“改流”地区部分土司在西藏上层达赖喇嘛等反叛势力的支持下,纷纷复辟,局势变换无常,何也?土司复辟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全面分析土司复辟的原因,有助于认识康区这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域在民国时期的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

康区“三魔女”,还是“康区三度母”——近代康区妇女精英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叶康区三位著名妇女精英甘孜的孔萨·央金堪珠、德格的夏克·泽旺志玛和瞻对的甲日·其美志玛在康区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之所以获得权力,是因为康区的传统习惯法以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律都允许妇女在一个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名号和土司或头人的地位。为了获得和巩固政治地位,她们往往陷入多方势力的权力争斗中,这些势力包括其家族中的男性、来自其它家族的男性、地方军阀、中央政府,有时还有西藏地方政府。研究揭示了正是康区在夹缝中生存的各土司统治区域割裂、分权的性质为地方首领,特别是妇女领袖提供了较多的施展其政治才能的空间。

清代康藏的风土讴吟:《巴塘诗钞》述要

创作于嘉庆十一年(1806)夏的《巴塘诗钞》,是清代诗人李苞的专集,也是清中期咏藏诗词的代表作。诗集可分为两大类,即作者往返蜀地至康藏期间的纪行诗以及在巴塘写作的风土诗。作为历代咏藏诗词中首部以涉藏州县地名为书题且单独刊刻的诗集,280多首内容新颖、风格独特、题材广泛的咏藏诗,从各个角度对康巴地区的山川风貌、民风民俗进行了刻画和描绘,真实地反映了当地藏族人民的生活,歌颂了汉藏人民的友谊。作品重在纪实,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为我们今天研究清中期该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史料。

20世纪上半叶西康地区城镇变迁初探(1900~1955)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格局激烈动荡,从西南边疆危机、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至新中国成立,深刻影响中国区域社会发展。西康地区位于西陲中心,在这一时期区位优势凸显,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国地缘政治变迁影响下,先后作为“内固蜀省,外拊藏疆”的西南内陆边防要地、民族复兴根据地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在晚清、民国与新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与制度安排下,西康地区城镇化进程开启,并历经了一个区域“边地腹地化”,城市建制从无到有以及城镇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但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背景与民族构成,西康城镇受到雪域、农耕文明与早期现代化的交错影响,展示出与中国其他地区城市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

民国前期康区田赋和牲税征收

民国前期康区的产业形态主要是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比例较小。基于康区农、牧业的关系,田赋和牲税是康区赋税征收的大宗。民国前期川边地方政府在田赋、牲税征收上均采取过相关的措施,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赋税征收秩序,也相应增加了赋税收入。然而,康区执政者和县知事更替频繁,诸多措施没有完全落实下去。尤其是在第二次康藏战争之后,川边失地甚多,康南数县长期处于失治状态,关外各县抗粮抗差相习成风,应征地粮和牲税愈来愈少。因此,民国前期康区田赋、牲税征收的整体成效不佳。

重庆图书馆藏刘赞廷藏稿述略

刘赞廷是河北东光县人,一生均致力于康藏事务及相关研究工作,解放后曾短暂任职于西南图书馆。刘赞廷藏稿类型众多,内容丰富庞杂,涉及领域广泛,其稿本时代特征明显,是人们认识康藏历史渊源、风俗文化、地理物产、对外交往以及各项制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当前,加强对藏稿的全面整理和具体内容的研究尤为必要,是"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重要举措,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

维护国家统一与促进边疆发展:边疆危局下格桑泽仁康区治理思想再认识

格桑泽仁是民国时期康区著名精英人物,其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前提下多向度探索切合时代特点和乡土传统的边疆治理思想,充分体现了一个爱国、爱乡的民族精英在边疆危机下主动为国分忧的时代担当和家国情怀。其中所蕴含的边疆政治建设须以维护国家主导为首要、结合地方实际培育边疆人的参与能力、边疆省际边缘区治理开发须重视整体联动等治理方略,为国家加强治边与促进乡土发展间的有序结合,提供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借鉴和参考。

文化地理学视域下的藏区边界性考察——以多康地区为例

本文试图从普泛的文化地理学入手,通过定位边界性在当下的社会与文学语境,明晰多康地区与边界/边界性概念和规则的内部对应与关联,对多康地区边界性的文化表征进行评估,使多康地区在藏族文学批评及藏区文化研究中具有理论效性。

论近代康区民族交往交流中汉藏商人的作用

近代康区不仅是诸多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势力活动的“中间地带”,同时也是贸易、商业活动和文化观念交流十分活跃的地区。通过汉藏商人丁正华、邦达仓的个案,对于研究康区成为不同族群间相互交流交融的重要“文化走廊”、作为“文化中介人”的商人在康区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带来新思想、新观念,并积极投身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实践活动,客观上加强了各民族间贸易互惠,增进了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康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变革。

康巴藏区城市空间发展演变及其影响因素浅析

康巴藏区是中国三大藏族聚居区之一,素有藏区“人域”之称。横断山脉夹峙的独特地形、共同的地域文化,使得康藏地区的城市空间存在许多共性特征。以位于川、滇、藏三省交界处的巴塘县为例,通过文献查阅和实地调查,进一步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巴塘县城主要城市空间发展演变过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和发展规律,以期对以后的康区城市建设发展提供历史依据和规划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