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

文章对近年学术界提出的“康巴学”这一新的学术概念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对康区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特点作了分析讨论,认为“康巴学”的提出有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是藏学研究不断深入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既是以康巴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为依据和基础,也反映了人们对康巴研究价值的认同度的提高及当前康巴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文章认为,“康巴学”的提出富于启示性和建设性,它不但不会削弱藏学,反而会丰富和扩展藏学研究的领域与层次。故有关“康巴学”概念及相关问题,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开展讨论。

权力政治与地方自治:20世纪30年代的“康人治康”运动

文章通过对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震撼了当时西康政坛的一系列康人自治事件的探讨,揭示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势力介入康区的过程及其与四川军阀刘文辉所发生的权力争夺,以及与这一时期康区的其他诸种政治力量的交织情形。

康巴藏区藏传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及其保护性开发刍议

康巴藏区拥有丰富的藏传佛教文化旅游资源,既有以神山圣湖和寺院寺庙为代表的观光型旅游资源,也有以藏传佛教仪式和节日庆典为代表的参与型旅游资源,还有保健型旅游资源及购物型旅游资源。然而,藏传佛教是一种脆弱的"活体文化"。因此,康巴藏区藏传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应采取保护性开发,使其在促进康巴藏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又让康巴藏区文化精华得以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甘孜州县城餐饮店铺名英译现状思考——以康定、九龙为例

以宣传康巴特色美食为出发点,针对康定、九龙县城餐饮店铺名的英译中存在的十大问题,以规范英译名的书写格式、统一同一美食英译名、规范地方特色美食为指导,实地调查,具体了解餐饮店铺名的主打食物和实质内容,基于康巴藏区历史文化进行英译。英译中要了解藏语发音,灵活采用音译、转译和意译,译名力求简洁、形象贴切。

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角度谈康巴文化——基于格勒博士在德格的讲座和访谈

格勒先生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位藏族博士。本文整理格勒博士曾在“甘孜州政协第十三次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近三个小时的讲座内容,以及行程中的访谈记录,结合他对康巴文化的研究成果,并加入作者对现代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些认识综合而成,成稿后和格勒博士再次讨论校对。格勒博士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角度出发,用新的视野和角度再讲康巴文化,从康巴名称的由来入题,讲述康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和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作用和特征,用“借鉴历史,把握今天,开创明天”为线索,提出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建议。

康巴文化研究在康巴地区高校开展的有效举措之我见——以四川民族学院为例

本文结合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了制约康巴文化研究在四川民族学院形成的不利因素,探讨了新形势下康巴地区高校推进康巴文化研究开展的举措在于依托本土资源优势明确办学理念、充分发挥教师作用和调整人才培养规格。

论传教士的康巴学——康巴学的谱系之一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延伸至20世纪40年代,来自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到达康巴地区,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研究康巴,对于康巴学的萌生与兴起,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说,现代意义上的康巴学就是从“传教士康巴学”开始的。传教士的康巴学既是传教活动的伴生物,同时也是“传教士汉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论人类学的康巴学——康巴学的谱系之三

人类学的康巴学是人类学家研究康巴的产物。20世纪40年代,以李安宅、林耀华为代表的人类学家进入康巴地区进行人类学考察,写成了关于康巴地区的人类学著作,促成了人类学的康巴学。人类学的康巴学注重学术的专业性,同时具有明显的基础性,可以归属于康巴学的基础理论。

论经世者的康巴学——康巴学的谱系之二

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经世者的康巴学,强调经世致用,旨在回应当时的西康建省、边疆治理与现代国家建构。经世者康巴学的主要奠基人是任乃强,他的《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是经世者康巴学的代表性论著。经世者的康巴学追求报效国家、服务社会、有益人民,在传教士康巴学之后,代表了康巴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论历史学的康巴学——康巴学的谱系之四

历史学的康巴学,促成了康巴学向康巴史学的转向。藏学领域内的康藏史研究,新清史研究领域内的康区研究,海外中国边疆研究视野中的康区研究,都体现了历史学的康巴学之兴起。无论是关于康区的古代史研究还是关于康区的近代史研究,都可以展示历史学的康巴学之旨趣。

民国时期康南藏区的头人类型与“夹坝”活动

民国时期,康南藏区的乡城、稻城、得荣等地的头人势力各有特点。康南各地头人势力的不同类型与当地的历史条件、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密切相关。同时,基层社会权力结构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一些乡城新兴头人组织实施的“夹坝”活动对川滇毗邻藏区影响巨大,且在很大程度上催生、强化了稻城、中甸、理塘等地的头人势力。由于康南流官政府施政困难,被劫民众往往不愿诉诸于官府,转而采取互相报复的手段,由此加剧了康南藏区的社会混乱,并对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