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yle3D的褐地翻鸿金锦棉袍的复原研究

为了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服饰类文物,促进我国文物复原事业与服饰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Style3D的服饰复原方法。在分析“褐地翻鸿金锦棉袍”的形制、纹样、色彩等内容的基础上,对其虚拟复原并进行文物虚拟试穿展示,为服饰文物的有效保护与传承提供参考。

《孟子·梁惠王下》首章“王变乎色”的现象学考察

孟子见于齐王(齐宣王),问询齐王是否“尝语庄子以好乐”,齐王听闻此语瞬间“变乎色”。这一强烈的身体反应,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东汉赵岐等认为齐王的“变乎色”是一种“怒”,“愠恚庄子道其好乐也”;南宋朱熹认为是一种“羞惭”,“惭其好之不正也”;元人陈天祥认为惭、怒兼而有之,“惭者,惭己所好之不正而为孟子所知;怒者,怒庄暴不为己隐辄以告孟子也”。从羞怒心理的产生来看,一是缘于齐王有基本的道德心,“好之不正”给他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压力;二是因为庄暴的告知,使孟子作为“他者”登场,造成齐王在孟子面前产生羞愧心理;三是孟子作为外国嘉宾及贤者身份,使齐王经由“回返自身”而感到羞怒。从“王变乎色”这一现象,既可以看出齐王作为一国之君的政治品性,又可以看出政治生活中公理与私欲之间的张力,还可以看出古典政治观念中的“王道之阶”之所在。“好乐”之“乐”字,宋人陈善、清人阎若璩等读作“悦乐”之“乐”,但孟子所谓“今之乐由古之乐”属于对齐王的开导诱掖,是权变之辞,属“救时之急务”,其根本的政治追求依然是劝导国君与民同乐,推行王道。

《番骑图》人物服饰考——“世传东丹王是也”

《番骑图》又名《东丹王出行图》,画面以卷末出现“世传东丹王是也”为名,引起了古今学者的广泛议论。文章采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尝试从人物服饰入手,通过以首服为据的身份分析,衣裳为引的阶层分析,配饰为源的细节分析,考证出画卷中骑者的人物身份,并结合视觉语境下的缨带、马饰、马耳以及卷末文字等图像信息,进一步得出此画并非东丹王本人所绘,画卷中戴着“金冠”的骑者为皇帝或者贵族,与史料记载东丹王形象较为吻合。

《上博九·成王为城濮之行》中两个疑难字平议

《成王为城濮之行》中有两个争议较大的疑难字,第一个字作、■、■、■,第二个字作■、■,如何隶定,学术界争议颇多。其中第一个字■与■、■可能本不同字,前者释为“受”,后两个字也有可能释为“■”,读为“治”。■、■可能释为“■”,读为“睽”。另外,免盘(《集成》10161)中■右下所从可能为■(从廾,甾声)字异体,作声符。■可能读为“载”,用为量词。

清华简《越公其事》与句践时代的经济制度

清华简《越公其事》的公布,为我们了解吴越争霸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新信息。首先,其中的"五政"隐含有计户授田的信息;其次,"征"的出现,颠覆了越国不征赋税的观念,也进一步否定了"越国原始社会说"这一传统认识。再次,"五政"也显示了句践政权的市场管控措施,这对理解越国的官营手工业与官营商业也具有一定价值。句践时代的经济制度,其本质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商业实施全面管控,这为后来句践发动平吴战争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郭子光教授“气为一切阴质之帅”观的临床应用

"气为一切阴质之帅"是国医大师郭子光教授提出来的诊疗观点,郭老认为在阴津、阴液、阴血、痰饮等阴性精微物质或阴性病理产物所涉及的辨证施治中均以气的调控为主导,从气入手,补气生血生津、益气摄血摄津、降气祛痰、行气化饮、行气化瘀等,充分发挥气的推动、温煦、固摄、护卫作用,能收到良好的临床效果,文中引用郭老数则验案为佐,探讨气为一切阴质之帅的诊疗思路。

北齐灭亡原因新论——以怀朔勋贵子弟军中地位为中心

斛律光、段韶等少数怀朔勋贵子弟,掌握着北齐军队主力晋阳九州军士的控制权。他们在北齐皇帝与宗王权力斗争中,支持主张维持军政分权的宗王,是影响北齐政局的重要势力。在北齐皇帝恩倖屠戮斛律光、极力控制军队的形势下,怀朔勋贵子弟大多蜕化为只顾自己权益,听命皇权的军功寄生官僚。为防止怀朔勋贵子弟和宗王联合再掌军权,即便面临亡国危险,高纬和恩倖仍频频打压怀朔勋贵子弟和宗王,成为北齐灭亡的重要原因。北周灭齐是对怀朔勋贵子弟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的沉重打击,使其群体无法再作为对政局有影响的政治势力而存在,消失在周隋之际中国统一的大潮中。

蒯通卒亡韩信考论

韩信用蒯通之谋,袭破齐历下军,使本已"与汉和,共击项羽"的齐国大乱并倒向项羽。因此司马迁说:"甚矣蒯通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两人!"韩信平齐之后即请封王,随即武涉、蒯通劝其背汉自立,表面上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实际是汉王困固陵,韩信就不救了。他参加垓下之战是以"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为条件的。韩信是用蒯通之谋而不用其人,分别于汉六年、十一年两次谋反,《史记》的记载是明确的。韩信是个贪功、向利倍义而反的人。

熊津百济初创期的合法性诉求及其运作

475年百济于熊津重建都城,但因王权脆弱,百济陷入内乱之中。文周王虽以盖卤王“避难以续国系”之辞论述其统治合法性,然而文周王自身却为盖卤王政治路线的背离者。在熊津百济初期的政局中,文周王代表的是熊津地域集团,与之相对的还有大豆山城集团、仓下集团等。文周王之死、解仇之叛,都是以“国中大姓”为主角的地域集团争斗的结果。与新罗、加耶的同盟是熊津百济的立国基石,与倭国无关。熊津百济创建期试图获得北魏支持、与勿吉联兵。然而宋、齐易代后的新天下秩序中,百济“方任”的位置为倭取代,故而有建元二年(480)朝贡南齐求除授之举。百济爵号的恢复,标志着熊津百济的创建获得中国王朝的承认。

良知良能:在苗裔与放心之间

对于孟子良知良能说,宋明儒在涵养、省察、推扩的理解主脉以外,还带出一种微妙乃至警觉的意味:良知良能不仅在爱亲敬长意义上作单一途径的表现,也可以表现为好好恶恶、饥食渴饮,实际存在着一个良知良能的"表现区间";随着这一区间意识的发生,良知良能说却也面临了一种新的危险,即,良知良能表现区间的内部断裂,也即饥食渴饮与爱亲敬长的两橛化,进而,无论是饥食渴饮还是爱亲敬长,它们作为良知良能之表现的地位呈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

陈矦因咨戈考释两则

目前所见到的陈矦因咨(齐威王)兵器包括新近出土的和传世的共有7件,还有2件没有被考释出来,本文从文字字形考释的角度出发,对2件陈矦因咨戈的铭文进行释读、考证。

东城里今地考辨——兼说齐梁帝王萧氏“籍贯”今地的表述问题

考证认为:齐梁帝王萧氏的故里东城里为今丹阳东城村;齐梁帝王及其宗族的籍贯今地应正确表述为"武进县东城里(今江苏丹阳东)"或"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丹阳东)"。

《史记》所载齐太公事迹举隅

《史记》中多处记载了齐太公事迹,其中言及他在武王伐纣之事中积极乃至急迫之态度,值得关注。通过对《史记》中相关材料的辨析,联系其在牧野之战中的致师者身份,结合周代最重要的仪式乐舞《大武》中的场景、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等文献中对太公出身和早年经历的记述,可知《史记》关于太公在伐纣一事上态度非常积极的记述,是可信的,而其原因很可能就在于本是山东土著的他,在商代晚期征伐东夷的战争中遭受覆族亡家之痛,本人成为战俘,被带到商王朝的统治中心作为奴隶役使。

晋文公霸业二题

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凭借自身积累的外交经验和恰当的外交策略,晋文公成就了一代霸业。史书一般都是齐桓、晋文并称,但就实情来看,齐桓公所成就的霸业似不及晋文公。

《十王经》经本系统再谈——以新见耀州、台州经本并敦煌本而查观

《十王经》是印度佛教观念与中土传统儒家葬礼结合的产物,流行广,影响大。自敦煌本发现以来得到广泛关注与多方研究。近年来浙江台州与陕西耀州均发现了塔藏经本,蕴含极为重要信息。通过对耀州神德寺塔存残经同类经本缀合,发现此经原创与过渡类型之经本状况;而台州灵石寺塔本标题与用字显示其与东传经本的密切关系。由此成果可结合敦煌经本作出整合探考,比定《十王经》整体经本类型以及其演变传播基本趋势,从而将《十王经》研究推向新阶段。

王亥时期商族的婚姻制度

契生活于虞舜、大禹时代，虞舜大禹时实行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契时商族婚制也是一夫一妻制。依据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甲骨卜辞，王亥时商族已经实行一夫一妻制很久了。

简狄与商始祖契之关系新论

简狄与契不是母子关系。简狄处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契处于父权制已根深蒂固的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简狄时代盛行的婚姻制度是普那路亚婚,契时代盛行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简狄只是有娥部族历史上距契母年代最近且最为杰出的一位女性首领而已。

《棋王》中“棋”与文本关系研究

文章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分析《棋王》的写作与象棋本身及作者的"棋观"之间的关系,重点分析了象棋内涵、规则等对于《棋王》文本结构以及思想内容的影响,以期能从一个较少关注的角度对《棋王》这部作品所包含的跨学科意义进行阐释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研究视角和领域,又能为中国棋文化的研究提供可资借鉴之处。

齐哀、楚元两王之死因考

西汉高后八年诸吕之难后,功臣列侯与宗室诸王在重建皇权问题上的相互制约,使得实力较弱的代王刘恒入继大统。但是综合宗法、功劳、德行与公选等评价原则,齐王刘襄继承帝位要比代王刘恒更为正当。因此,文帝即位之初就面临了一场有关继位合法性的政治危机。文帝元年齐哀、楚元两王之死,即是文帝及其支持者为了消除这场政治危机而对齐、楚两国施加政治军事压力的结果。

齐桓公的管理思想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中第一位霸主,其改革意识,用人理念,人本思想和"九合诸侯、尊王攘夷"的称霸策略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