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King加载偶极天线的FDTD分析(英文)

用时域有限差分法分析了高斯脉冲激励的Wu-King加载偶极天线的特性。给出了天线周围空间瞬态场的变化情况及天线上的电流波形,这种形象化的结果为加载脉冲辐射天线的设计和改进提供了直观的物理依据。通过时域远近场变换,得到了天线脉冲辐射远场。计算并给出了描述脉冲辐射器性能的时域参数:保真度和能量方向图。

内圣外王的期盼:中国古代君德论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君德论起源于殷周,发展于两汉,兴盛于唐,繁荣于两宋,变革于明末清初,一脉相承而内容不断丰富。君德的内容包含了君主的德性、器识、才智、能力等诸多因素,主要体现在君主个人修养以及施政过程中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方面。完善君德的方式主要有经筵讲读、皇储教育、家训教化、大臣谏诤、史书褒贬。古代君德论特征鲜明,君主地位的尊崇、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需要是君德论的起点,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理论是君德论的思想基础,读经观史,以经为则、以史为鉴是完善君德的重要手段,“致君尧舜”是君德修养的重点。古人已经形成了一套围绕君主而展开的关于君德修养的理论体系。同时也要看到,古人讨论君德,既存在“师道”与“君道”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也没有进行制度层面的反思,反映的只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政治伦理观。

制造“大儒”:官学一体的理论准备——《荀子·儒效》文本语境下的哲学阐发

为建构儒家崇拜谱系,《荀子·儒效》在历代先王中寻找资源,塑造“大儒”偶像,以曾经的圣君为最好的取法对象,以礼义为儒者最高的学术追求。其对战国时期儒之流品“雅儒”“俗儒”基本现状的记载,反衬出“大儒”的超越性——真正能够践行仁道理想的,唯有“大儒”。大儒“法后王”,既遵从后王之道,又效法先王之功,“以今持古”;既立足当下,又敢于对现实加以改造。如此“大儒之效”显然难以达到,“非圣人莫之能为”。即便是孔子,因为其只有立言、立德而无立功,就被排除在事功大儒的崇拜系统之外。而把天子、三公归为“大儒”,则有利于为儒家培养后备力量,推进儒家队伍官僚化、官僚队伍儒家化,在理论上为后世官学一体、道统涵摄政统奠基。

彭州竹瓦街出土青铜觯考源

四川彭州竹瓦街曾于1959、1980年两次发现商末周初的青铜器窖藏,计出青铜器40件。其中,覃父癸觯、牧正父己觯为殷人铜器。殷人铜器在成都平原出土,学者以为是蜀人随武王伐纣获得的战利品。其实,也可能是周公东征之后,大规模分割迁徙殷遗民,某个擅长制造青铜器的殷遗家族,不愿接受周人的统治,便不惜翻越崇山峻岭,远为迁徙,最后到了成都平原。他们到了这里,对所归附的蜀地贵族不仅赠送了原属自己的青铜觯、尊,还帮助仿造了一批既有蜀地特色又与中原铜器相似的青铜容器和兵器。这或许就是彭州竹瓦街青铜器窖藏杂有殷人铜器的由来。

由义尊与义方彝等周初铜器论及西周早期年代

近年新见义尊、义方彝是一组商人大族■族贵族义受武王赏赐后所作的青铜器,同组还有一件圆鼎和两件方鼎。西周初年的义器铭文中的闰月历日可为武王克商年的判定提供参考。何尊与新见的贝毳尊卣、德方鼎等器均述成王迁宅于成周之事,迁宅至迟于成王五祀三月已完成。铭文中有“新邑”一词的青铜器,年代均应早于何尊所铭成王五祀。新出青铜器使得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已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以周初诸王在位王年,向前可推拟武王克商之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二年计,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76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计,则武王克商年是公元前1081年。

经世的庄子与庄子的经世——论钟泰对庄子内圣外王之道的开显

历代解庄、注庄者在诠释庄子思想时,多将庄子视为岩穴之士,而忽略了其思想中所具有的经世之志与治理主张。钟泰则通过对《庄子》文本的分析,在梳理庄子形象变迁的基础上,指出了庄子思想中所具有的忧患意识与现实关照。他认为《庄子》内七篇完整地阐发了庄子本人的内圣外王之道:《逍遥游》阐明了内圣外王之道的价值指向,《齐物论》为内圣外王之道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养生主》指出了内圣外王之道的修养工夫,《人间世》则阐发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智慧,《德充符》则诠释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内在关联,《大宗师》与《应帝王》则论述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实施路径。以此内七篇为基础,钟泰分别细致剖析了庄子内圣之学与外王之道的具体含义,彰显了庄子经世思想的内在逻辑,为理解庄子治道思想开显了政治哲学视域下的诠释路径。

荀子“礼”学的旨归及内在逻辑

社会政治纷争、礼乐文明崩坏的战国亟待重构稳定和谐的世事秩序。荀子赓续前代礼学,熔于一炉,给出了自洽性设想: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荀子将礼视为人世的达道,一方面明确以礼奉养人的自然之欲,调节求欲行为,安顿个体生命,升华道德价值;另一方面强调以礼明分等级名分,促成分工合作,推动社会秩序形成和运转,以实现他澄清世事纷乱的初衷。为达成上述两重旨归,荀子寄望于势位尊崇的“圣王”,赋予了他制定礼法、裁夺刑罚的至高权柄,但在制衡王权方面,荀子倾向道德层面的慎终劝诫与警示,并未构想出合理可行的规约体系。

周代“内圣外王之道”系统评析

周代重人轻神,认为人间的幸福最终由人自己决定,于是区别于殷人热衷于探索占卜的“神道”,转而热衷探讨“人道”。周人探讨的“人道”,是围绕着“内圣外王”的思路展开的。“内圣”指自我道德修养,“外王”指经邦济世。对于士大夫而言,“内圣外王”之道要求坚持正道直行,不同流合污,天下有道就出仕济世,兼济天下,天下无道就深藏归隐,独善其身。对于君主而言,“内圣外王”之道要求以身作则,“成己而后成人”,通过“内圣”赢得民心,称王天下。“内圣”是“外王”的依据,“治人”不过是“修身”的延伸。本文依据对周代典籍的全面研究,首次系统梳理、评述、阐释了周代“内圣外王”的“人道”思路与系统。其中强调的“身治而后治人”“内圣而后外王”的思想,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文明与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强烈的现实警示、借鉴意义。

“两个结合”视域下儒家“圣王分流”的内在逻辑

儒家“内圣外王”由二者相合走向分流运行,是在“两个结合”时代背景下,儒家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时代成果。在此过程中,“圣”“王”分流的内在逻辑表现为: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历史实际而放弃“圣王合一”的理想追求;坚持系统观念,全面审视发展道路而打破“圣王”相通的衡量思维;坚持辩证关系,正确认识二者联系而立足“内圣”“外王”并重观;坚持问题导向,以发挥“圣、王”的时代价值为最终旨归。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新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孟荀“人禽之辨”之异——兼论孟荀崇舜、尊禹之别

人禽之辨自孔子起便已经成为先秦儒家的重要课题,而孟子、荀子对此都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孟子以德性的内在于人,对人进行标识,对人与禽兽进行区分;荀子则认为人能通过礼义之“分”在三个层面的实践最终实现“义”,完成人与禽兽的区分。而由此异切入,亦可明晰二者何以在推重圣王的过程中产生不同的侧重,二者崇舜、尊禹之异,实反映二者人性论之分野。

武王告天:西周初期周人政治合法性建构

《世俘》篇与周初金文均见武王告天,是西周初期周人建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策略。《世俘》篇武王告天凡两次:第一次告天内容包括克商成功、殷商之罪,表明周人已经完成天所授予的“受命克商”大任;第二次告天内容是文王修商人典,目的是向商人宣扬周人克商是效仿殷商先人受天命伐夏的政治义举,借天命来化解初失政权的殷遗民的反抗情绪。周初金文中武王告天是以会同诸侯的方式昭告天下周人“宅兹中国”,“中国”的提出是周人构建君天下新政治秩序的尝试,以此进一步从政治思想与政治秩序上整合地方势力。周初武王告天为周人确立天下共主的政治合法性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易经通注》易学思想研究

《易经通注》作为清朝第一部官方易学著作,其政治地位和意义非比寻常。分析《易经通注》编纂始末及体例可以发现,其目的是以义理为宗、折衷众说,这与后来的《御纂周易折中》如出一辙。虽然它的学术观点与程朱理学一脉相承,却对理学易学有所改正。该书不完全赞同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而提出其为圣人为人事设,这对反对空谈心性、倡导实学大有裨益。在治国方面,它提出统治者需先提升自身的道德品质,怀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才能够匡正天下,这是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路。对《易经通注》的深入探究有助于还原清初易学之原貌,推进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

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辨正

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虽为人所熟知,但对其通常的理解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偏差和含混之处。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中的“外王”指的就是“平天下”“明明德于天下”“平治天下”或者“安百姓”“安天下之民”。成就这样的“外王”的最佳人选无疑是“圣王”,而“圣人成为王者”最为合理的制度化路径就是“禅让”。当“禅让”的理念由于缺乏实际的可行性而被排除之后,“王者”与“圣人”的合理结合方式就是荀子所说的“尊圣者王”或者“圣君贤相”。“外王”的成就必然需要“内圣”的“客观化”,“外王”的实质和核心就是“仁政”,“仁政”的首要意蕴就是“圣王之制”,而“圣君贤相”之“存神过化”的政治效应当然也是以“仁政”的制度之维为背景和基础的。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政治哲学意蕴

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命题从知识论的角度指出了人皆有成为尧舜的内在德性之源,但其更深层意蕴在于政治哲学的层面,意指如尧舜般在立己的基础上立人、兼善天下,施泽于万民,才是仁的最高体现。仁这一目标和境界,不只是个人自我人格完善之所应然,更是华夏族群及文明兴盛之根本,因而是人作为族群一员之最高使命和责任所在。孟子这一思想构成儒家对圣王期盼和追求的主要理路。荀子则从人本性欲求的视角,以“尊君”之“养”进一步激发、促进这种追求。二者从文与质两个维度,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圣王情结”。这种情结构成了中国历史和政治文化以统一为主流和归宿的深层原因。

王阳明心学理论最高点之“万物一体”思想

王阳明心学三大核心命题之“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清晰呈现于其“万物一体”思想中,是该思想形成的内在理路;与此同时,王阳明终其一生践行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是“万物一体”思想的显化。“内圣”与该思想所追求的个人与宇宙相统一的精神境界相契合,“外王”则体现出在此精神境界指导下的入世实践,从而实现了从境界论向现世价值的转化。不论从心学理论构架还是从阳明现实人生实践来讲,“万物一体”思想如筋骨般贯穿王阳明的一生,是其理论体系的最高点。

《孔子家语》中的孔子及孔门儒学主张

《孔子家语》是战国后期孔子弟子记录整理的一部孔子言行录。它为人们在《论语》之外完整理解孔子及孔门儒学主张提供了重要补充。今本《孔子家语》十卷、四十四篇,在保留孔子家世、生平、业绩及“七十二弟子”名录方面提供了一手资料,揭示了孔子的“存亡祸福,皆己而已”的神人感应观,从“仁”“礼”“德”“法”四方面论析了孔子心中的“明王之道”,从“士人”“君子”“贤人”“圣人”诸方面阐述了孔子眼中的修身之道,并补充论析孔子关于“人道”之依据(人性)的思考,包括人的“性命”“人情”的涵义以及因人情而治人的“人义”规范。宋代以来,《孔子家语》一直被视为王肃假托的伪书。20世纪70年代两次汉墓出土文献证明此书不伪,应当纳入先秦儒学研究视野。

明清瓷器上“文王访贤图像”的设计特征研究

访贤图像在明清陶瓷中大量出现,因其既展现了帝王礼聘贤士的高尚品格,又蕴含着受聘入世、一展抱负的美好愿景,而受到社会大众的喜爱。同时来自中国画、民间版画、小说也为瓷器图像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本文以瓷上“文王访贤图像”为线索,通过探究其来源、图式的借鉴与强化和图像中主体人物形象、符号元素、叙事情节来分析其设计特征,为陶瓷人物故事图像的解读提供些许思路。

冯友兰“新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建构了一套新儒学的理论系统,此理论建构中最核心的一套哲学思想的大貌及定位是“理、气、道、大全”四个概念,以及“有物必有则”“有理必有气”“无极而太极”“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四个命题。这些概念其实是以普遍原理的观念系统身份而被提出的。因此是纯粹的抽象原理,而非具体的存在事物,所以除了理概念之外的气、道、大全也具有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特性。能理解“新理学”的人即是理解“最哲学的哲学”的哲学家,同时是达到天地境界的圣人,并且也可以是社会的领导人,因此“新理学”也被冯友兰自己视为是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的传统儒学系统。这一切都是冯友兰的个人创作,他有权利自己建构新儒学的系统,并且这套系统与从心学之路建构新儒学的港台新儒家确实不同,正可以做一参照比较的对比系统。

董仲舒公羊学的大一统王权合法性叙事

董仲舒通过对《春秋公羊传》历史叙事的创造性诠释,在“圣王一体”的价值语境下,建构起大一统王权的合法性理论体系。在对《春秋》记载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中,董仲舒一方面把这些事件与时代问题结合起来,会通天人,使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念上升到天道的高度,指出了“由王而圣”的可能性,为大一统王权政治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另一方面,在“圣王一体”的政治理想和价值理念影响下,董仲舒又采取“由圣而王”的路径,对孔子为“素王”而为后世制宪立法进行了深入诠释,实现了“圣”与“王”的逻辑统一。这使《春秋》成为汉代纲纪天下的法典性文本,也奠定了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敦煌蒙书《武王家教》中唐代童蒙“认知”教育解析——以“九愚”为中心

考释敦煌蒙书《武王家教》中“九愚”的含义,解析其文化内涵,对深度解析其与唐代童蒙教育、家教的关系颇为重要。“九愚”行为可分为三类:耽酒逐色、求财不足、好衣薄德、悭贪恡惜是背离儒家重德轻物等主流价值观的认知偏差“愚”行;自谈己善、好说他人、妒嫉胜己则是言语不善方面的“愚”行;行恶不虑、被辱不耻反映的是知过不改,不明事理的“愚”行。《武王家教》不仅将“九愚”行为判定为认知方面的偏差,而且也是造成“人命长短不等”和个人身份贵贱的影响因素。因此,子弟应该远离酒色、重德轻物、谨言慎行、谦虚礼让、知耻后勇、积善弃恶,杜绝“九愚”行为,建立良好的“认知”观念,树立人生远大目标,达到修身、立身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