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布洛陀祭祀与越南雄王祭祀之比较

壮族布洛陀祭祀与越南雄王祭祀同属祖先崇拜信仰范畴。壮族布洛陀祭祀源于布洛陀创世神话和民间麽教信仰;越南雄王祭祀源于越南民间神话传说以及历朝历代国家意志的推动。比较壮族布洛陀和越南雄王祭祀两者之间的异同,有文化借鉴意义。

“雒王”与“雄王”问题考辨——与刘瑞先生商榷

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掘者,曾根据遗址出土木简文书和今人辑佚的《南越志》,提出了中越古史记载的"雒王"是"雄王"误写的观点。作者经考辨却认为: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文书,报告者是把其中的"雒"字误释为"雄"字,反而是再次证明中越古籍中的"雄王"是"雒王"的讹变;而且,今人辑佚的五世纪的《南越志》也多经后人改写,称越南古代"雄王"得名是因越地"厥气惟雄"的观点也不成立。越南古史记载表明,把"雒"改为"雄"或"貉",是越人为了强化父系君权崇拜和民族独立的意识。

同为龙种渊源长——中越文化交流研究课题之二

中国唐代笔记小说《柳毅传》是越南神话故事《庞鸿氏传》源头之一,越南《百蛋生百男》则是《庞鸿氏传》的传承和发展,并成为越南的国家神话。

楚国早期的重要楚君研究——楚王研究系列之一

楚国早期共有15位国君,值得研究的重要楚君有熊绎和熊渠等。熊绎是楚国正式受封之君,他的主要贡献是受封立国和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事迹。熊绎受封立国是楚国建立的标志。熊渠时期开始了楚国武力开疆拓土,实现了由被动挨打到主动征伐的转变。熊渠封子为王显示要超越北方周天子的愿望,为以后楚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内圣外王”之新解——以熊十力“内圣外王”思想为中心

"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人生理想。从文献来看,真正发挥"内圣外王"之旨的主要还是儒家。"内圣外王"也是当代新儒家的新道统论,这种新道统论虽然有所承于传统儒家道统论,但亦有其现代的新意涵,民主与科学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不论传统儒家道统论还是当代新儒家的新道统论,大都主张"内圣"开启"外王",坚持"内圣"与"外王"的一致。熊十力虽对"内圣外王"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但仍然局限于此。"内圣开出外王"的命题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人人都有成圣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上其实现的可能性的概率几乎是零。其实,内圣与外王不一不二,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主观世界也会得到改造。也就是说,不是"内圣"开出"外王",而是在"外王"的过程中,改造自身,以外王的事业功效充实心性道德,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才能实现自己理想的、圆满的内圣人格。

《远游》结构的内在矛盾、作者及文学影响

《远游》以“重曰”为界分为原作和拟作两部分,原作为淮南王刘安的绝命辞;拟作实即《广骚》,为扬雄模拟《离骚》、《大人赋》而成的集句式的百衲体;刘歆将其附益在《远游》之下。两者分别对中国诗歌的游仙诗与玄言诗产生很大影响。司马相如《大人赋》借鉴了《远游》原作的首、次韵而自铸伟辞。

新内圣与新外王的双重变奏——论熊十力的人生理想论

作为20世纪初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熊十力面对根治民族劣根性的诉求与文化中庸主义的驱动,创立了一套"新内圣外王"人生理想论。他将"仁"作为新内圣学的根本,并从中开掘独立、平等、自由等现代理念;把礼治作为新外王学的内核,通过均平与更化并施的手段带领民众实现大同世界的美好夙愿。熊氏的"新内圣外王"人生理想论对于处理当今社会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之间的沟通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兢之定铜器群考

澳门出现的一组楚器,数量大。组合比较完整,且大多数铸有铭文,是近年来楚国青铜器的一次重要发现,它对于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历史、楚王世系、青铜器铸造,以及楚国与少数部族之间的关系,都有着重要的价值。根据其形制、纹饰以及铭文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征,其时代应在春秋晚期后段。盘、匜的作器者楚王酓(熊)恷,金文首次出现,亦不见于史书。经考证熊恷就是楚平王熊居,恷、居一名一字。您读为休,休,息止也。居,也有止息之义。名与字意义相因。鼎、簋、豆、鬲的作器者競之定是楚国的一位封君。盘、匜是楚平王所赐。

“四经”:熊十力晚年经学思想研究

熊十力晚年对经学转型的沉思乃是通过“正名”的方法,重建孔子与六经的权威;又以“回归原典”的方式,从周秦儒家的经传中选择四部代表性典籍:《周易》《春秋》《礼运》和《周官》,论证其为孔子所撰述的常道之经,据此建构“四经”的经书系统,并阐发其中包含的乾元性海之内圣学,及大同公正的外王学,进而创构中国乃至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愿景。熊十力的新经学思想既融贯汉学、宋学、佛学及西学等,又含摄现代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理念,会通古今和东西,接合传统与现代,这是他对如何回归和赓续经学传统而开示的新路径,以及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时代问题的省思。

楚王(今頁)探讨

一 楚系铜器中,有关楚王（今頁）的讨论曾是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楚王（今頁）先前仅见于楚王（今頁）钟。此钟为钮钟,螺形枚,篆间与钮上饰斜角对夔纹,鼓部饰象鼻对夔纹。

“楚公逆”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新探

山西绛县横水M2055新发现一件“楚公逆”人面纹短剑,与宋代嘉鱼县、北赵晋侯墓地M64出土“楚公逆”钟的作器者相同。在重新梳理相关材料后,本文认为横水M2055的年代及“楚公逆”钟、“楚公”钟形制、纹饰、铭文特点反映的年代均在西周夷王、厉王时期。结合古文字、文献及铭文内容,本文推测“楚公逆”及“楚公”分别为楚君熊渠和楚君熊挚。这与学界对“楚公逆”为宣王时期楚君熊咢的认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