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考证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是《竹书纪年》中的记载。“日食说”提出后，它成为西周年代学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文章考察了这条记录在古书中的各种来源；讨论了它作为天象记录的可靠性；评述了近人对这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并提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案。对于“郑”的地望，文章在简述前人的工作后提出它与“日食说”有关的种种线索。

论周礼的制度根基与精神基础

周礼的制度基础在于嫡庶之制,西周几乎所有重要制度例如宗法、丧服、封建、继统法等都以嫡庶之制为基础,或由嫡庶之制而产生。西周王制正是通过嫡庶之制客观地为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奠定了最高权力的传承制度。西周王制的精神基础则在亲亲、尊尊,亲亲的原则在于通过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加强宗族集团的内部团结,纳天下于一家;尊尊原则通过突出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大夫、宗子对庶子、贤者对庶人的统领作用而建构差等秩序。亲亲尊尊作为精神原则不是表达于观念世界,而是内寓于礼乐制度与伦理生活中,这正是周礼至文的原因。

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

因为对《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及真伪的不同看法 ,该书的史料价值从明清以来便颇有争议。近代学者中 ,顾实以历法立论 ,认为《穆天子传》用周正 ,自当为周书 ;顾颉刚以战国形势和中西交通立论 ,认为该书成于战国。以北方气候的实际情况而言 ,顾实持论极为坚实。顾颉刚对战国中西交通的推论则与事实不符。借助传统文献与金文研究成果 ,可知战国说者对《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的几处主要质疑均不能成立。历法之外 ,《穆天子传》中“毛班”见于铭文 ;“穆满”为美称亦有金文可确证 ;《穆天子传》中称穆王为“天子”,更与《诗经》《逸周书》及众多彝器铭文相合。因此 ,《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 ,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是无可怀疑的。

宣王料民与西周的人口统计

在我国人口史上,关于2800年前的宣王料民,学者虽提出过种种推测,却一直没有经得起推敲的说明。它不是旧制度的复兴,不是对逃人的缉捕,更不是解放奴隶。它透露出来的是西周的人口统计方法,由于人口数量在当时是国家的重要机密,通过间接的方法进行人口调查,在古代世界各国这是相当普遍的人口统计方法。

“无需”考

孟簋与班簋作为西周穆王世之标准器,其铭文同述毛公征伐东域叛戎事。然孟簋铭文所云之"无需"究竟何义,向无定说。"无需"即班簋铭文所记之"戎",实即史载穆王时之徐偃王。"无需"为偃王之字,""或为其名,名字皆得于其患膝骨之疾,而"偃"则为其号。文献称徐偃王"有筋而无骨",偃而不能俯,与铭文所记甚合。

论《诗经·王风》的地域、时代与诗旨

自汉代《毛诗》及郑玄起至现当代多数学者 ,均确认《王风》为王城洛阳一带东周时期的诗歌。本文则肯定《王风》为王畿之诗 。

从“二雅”战争诗的纪实性看“宣王中兴”局面的形成

《诗经》"二雅"中的战争诗主要产生于周宣王时代,反映了当时频繁的征战,歌颂了宣王对外用兵的胜利,有着很强的纪实性。从正义之战、敬德重义、重视良将三个方面不仅可以了解宣王时能够建立强盛武功的原因,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宣王中兴"局面形成的理解。

眉县杨家村器铭历日的难题

眉县杨家村新发现的西周青铜器窖藏,有两组鼎铭记宣王四十二、四十三年历日,但与现代推算的历表有不合之处。如认为铭文本身有误,或有关文献有误,都有困难。由同时的鄀公缄鼎可知,当时颁行的历日曾出现混乱,将来有更多的材料,应可详细了解。

《穆天子传》文学特征探析

《穆天子传》作者疑为周穆王同时或稍后的史官。其所记“多夸言寡实” ,绝非信史 ,而是主要以虚构手法写成的文学作品。《穆天子传》塑造了一个积极从事和平外交活动的周天子形象 ,表达了西周时期人民热爱和平。

武王伐纣日期的新推定

利用古籍和金文中所记载的日期和天象,以天文学方法,分析了武王伐纣的天数和年份,推断武王十一年是连续使用了两年。由此而复原出武王伐纣的全部日期和文王至成王年表,推定武王伐纣开始之年即受命之年为前1058年,武王伐纣克商之年为前1051年。

西周厉王、宣王纪日铭文的区分

从金文历日的共存、实际天象进行授历考虑,可以界定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的对应时段。初吉并非月相。以月相为基础,对属于西周厉王、宣王时期的铜器进行分组,可以推定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6年。厉王元年目前尚难推定。宣王历日说明当时以晦日作为月首。

逨盘与西周王年

陕西眉县新出土的逨盘,其铭文记载周文王至宣王的世次以及相对应的单逨家族的世次,将其与相关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估算出西周总积年和诸王在位时间的长短,于西周王年研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西夏状元释褐职任窥斑

从目前能找到的3位状元的资料可窥见西夏状元释褐职任之一斑。仁孝前期某科进士第一人高岳初授宣德郎,这跟同一时期南宋状元的释褐职任几乎一致。天庆十年状元李遵顼榜下嗣齐王爵,则跟同一时期南宋状元的释褐职任大相径庭。而乾定三年第一名进士高智耀授签判,又跟同期南宋状元完全一样。从中至少可以看出,西夏有时是模仿宋朝,授给状元的初始职任跟宋朝一模一样或基本一样;有时又自行其事,给状元以奇高的初始职任。西夏对状元夺魁后究竟该授以什么样的初始职任并没有制度化,有时比较随意,波动很大。

先秦时期“周鉴”意识与话语符号的生成

周厉王被逐后,“周鉴”意识初步形成,且在这一时期的贵族文献中初具话语表现,指责厉王之失的“周鉴”成为贵族们纳谏王室的话语依据。幽平之际,有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一时期,以西周灭亡为鉴的“周鉴”话语最终生成,“周鉴”成为贵族们伸张政治权利的话语依据。春秋时期,在“周鉴”意识影响下,西周后期的“谏言”与“谏诗”等文献档案,被重新编纂、整理,“周鉴”成为史官与贵族们维护礼制的重要话语依据。“周鉴”内容在被丰富的同时,也奠定了其体系化、符号化的基础。到了战国时期,在诸子文献中,“周鉴”常以“幽厉”小体系符号或作为“桀纣幽厉”大体系符号的一部分出现,体系化、符号化的“周鉴”更适应论说的需要,“周鉴”成为诸子论争的话语依据。

试论汉初封国与西周分封制度

汉初的封国制度与西周的分封制度在历史上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西周的分封制度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实行的是“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形式。而汉朝的分封制度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是“剖裂疆土”的分封。他们二者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作用是一致的,但是在运用的手段上却是相异的。

再论“宗统”与“君统”--以郑玄笺注为中心的考察

君统与宗统之关系,系先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学术界对此争论颇大。分析东汉学者郑玄对《三礼》及《诗经》的笺注,并结合相关金文资料,证实两周时期天子、诸侯之臣属虽在名义上仍奉天子、诸侯为大宗,维系着"亲亲"的关系,但实际上更强调他们在宗法上的分离,突出"尊尊"的政治关系。

周昭王南巡考

周昭王南巡溺亡是西周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周与楚,周与汉江流域古方国关系及汉水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由于周人避忌,"其卒不赴告",正史纪实极少。自古以来,史学者对此有许多探究,但由于时代久远,对周昭王卒于南巡还是南征、为何落水及落水地等问题,尚未能达成共识。本文依据史籍和调研资料,通过史典寻省、金文解析、杂史辨正、成因盈成四个辨考过程,考证周昭王卒于南巡,殉难于意外事故,事发地在堵河与汉江交汇地堵口,即今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店子河莲花石滩处渡口。

论“共和”是“召、周”世袭“为公为相”的产物

暴虐好利的周厉王在位30年后,不听芮良父之谏,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公用事,与民争利。厉王不听召公之谏,杀人以弭谤,国人“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这些基本历史事实的后面是召公、周公世袭为公为相,周王与二相争政的结果。“共和”是“召、周”世袭为相的西周政治制度的产物。“共和”对政权的传承、民主制度的建设、国家利益的分配、各阶层怎样才能“共和”等,都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是值得研究的重大历史事件。

“既丧酆镐”:《史记》的两周之际历史书写及其深意

平王东迁是两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史记》以《国语》《吕氏春秋》《秦记》为主要资料,参考谱牒类文献,连缀出一条“幽王废嫡—申侯灭周—平王继位—东徙洛邑”的叙事线索,并着重叙述了秦襄公因此事而得以跻身诸侯之列的事迹,构筑出一个后人藉以了解平王东迁史的基本框架。然而,受史料来源的限制与原始察终史观的影响,太史公并没有完整翔实地叙述两周之际的史事,而是致力于揭示事件背后蕴含的兴衰缘由,突出“幽厉昏乱,既丧酆镐”的标志性意义:幽王的昏庸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在经历了一系列动荡后,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秦襄公则获得了凭藉攻逐戎寇以占据宗周故地的权力,而这正是周秦之际大变局的最初发端。

论西周“文德”谱系的历史建构及其意义

“文德”是西周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周人在继承殷人天命观念的基础上,从文德层面对其取代殷人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做了解释。周人文德观念以文王、武王之德为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延伸到包括成王、康王等后嗣和王季、古公亶父、公刘、后稷等先祖,拓展至大姒、大任等后妃,从而完成了从后稷到康王的文德谱系。这对于建构周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认同性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