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类史诗视角的《亚鲁王》与《簪汪传》

很多活态史诗是在仪式中演述的,从演述语境的角度可将史诗分为仪式类史诗与非仪式类史诗。《亚鲁王》与《簪汪传》是流传于苗语西部方言区的两部仪式类史诗,就已经整理出的文本的主要内容来看,两者可视为互文,为一部史诗的不同变异。如果将两部史诗的演述语境丧葬仪式与祭鼓仪式也纳入比较的参照元素,两者的文本结构便会被撕裂,并增添诸多不同的文本内容,就完整的丧葬仪式词与祭鼓仪式词而言,很难视为相同的两部史诗。

影视人类学视野下《亚鲁王》的观看之道——基于《王的祭奠》的制作与阐述

民族志影像制作过程中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相遇”的情景事实,是影视人类学学术生产中亟待反思的新论题。以亚鲁王文化展演为拍摄主题的民族志影片《王的祭奠》,通过“砍马仪式”的观看深描,向观众展示了一种基于摄影机、学者、导游在场的与村民、文化持有者之间互视交流的过程。从仪式拍摄的角度,仪式之外的意外事件是《王的祭奠》的叙事重点;从民俗记录的角度,民俗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无奈”是本片的偏向;从拍摄视角,主观的个人参与“相遇”视角是影片制作者的主动选择。基于民族志影片《王的祭奠》的制作缘起、制作过程和交流反馈的整体性视野,分析了英雄史诗《亚鲁王》复兴式的文化展演引发的对“亚鲁王文化”的观看与被观看、拍摄与被拍摄、让看与不让看的情景事实,呈现出影像互视的观看之道。

仲肯与东郎:《格萨尔》与《亚鲁王》的诵唱者比较

藏族史诗《格萨尔》与苗族史诗《亚鲁王》都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优秀的口传文学作品,通过比较两部史诗诵唱者在诵唱习得、传承过程中的差异,尤其是对诵唱者在社会文化生境中发挥的文化功能、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处的社会地位等进行多维考察,探究藏、苗史诗在诵唱传统与传承上的内外关联,对促进《亚鲁王》研究大有裨益。

从口头诵唱到仪式展演:“亚鲁王”史诗的表述和接受

“亚鲁王”史诗的整体研究还有待推进,尤其在史诗的口头传统“接受问题”上,还需要突破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而转向多学科与多证据、多视野与多文本联动的整体表述观,聚焦“从小传统到大传统、从口头诵唱到文化文本、从仪式展演到文化表述”等视域下的接受与影响剖析,综合考察苗族“亚鲁王”史诗独特的口头传统接受问题与表述研究,推动“亚鲁王”研究朝纵深发展。

活在传媒时代的苗族史诗《亚鲁王》

2012年初流传在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口传英雄史诗《亚鲁王》(第一卷)出版,改写了苗族没有长篇英雄史诗的历史,为当代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抢救的重大成果。通过实地考察和参加唱诵《亚鲁王》送灵仪式,理解参与者如何在言语交流中共同完成意义的生成和情感的传递,体会仪式中过去与现实的"共在"、神话岁月与传媒时代的无缝衔接。《亚鲁王》既是苗民的"圣经",又是他们的"百科全书"和"族系家谱",对其整理发掘研究,将会对中国史诗学甚至国际史诗学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学理思考。

沉郁悲壮:《亚鲁王》史诗迁徙叙事的独特风格

在苗族丧葬仪式上唱诵的史诗《亚鲁王》叙述了苗族先民征战与迁徙的重大历史事件,将恢宏磅礴的气势、沉郁悲怆的情感渗透于史诗的展演之中,激起了民族共同体对民族苦难历史的追忆,对祖先栖息地的缅怀。沉郁悲壮是《亚鲁王》史诗迁徙叙事的独特风格,史诗的迁徙叙事体现了神话思维的特质,也就是说,《亚鲁王》史诗用神话思维演绎了亚鲁王国神圣的迁徙历史。

《亚鲁王》传承生态保护略谈

就文化生态保护角度来谈《亚鲁王》的民间传承问题,则必须深入研究其既有的传承机制,着力维系其原有的文化氛围,细致、有效保护东郎的生计方式,同时亦必须设法增进当地民众对《亚鲁王》文化价值的体认。

从活态史诗《亚鲁王》看苗族的生态伦理思想

在麻山苗族丧葬仪式上唱诵的活态史诗《亚鲁王》,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麻山苗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子"与"母"的关系,对动植物的崇拜成了他们亘古不变的宗教信仰。在万物有灵信仰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动植物崇拜和图腾崇拜,形塑了亲近自然的生态文明观,表征了苗人敬畏、顺从自然并与自然融为一体、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智慧在丧葬仪式中世代相传,化为族群成员出于信仰而约定俗成的一系列生态民俗和生态禁忌,从而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境。

民间口头文学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关于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中几个“史事”问题的探讨

神话史诗在人类学知识谱系的研究中通常与相应的"历史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文章以文学人类学的多重证据法为理论观照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一些"史事",由此说明神话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并以此论证和探讨《亚鲁王》在口述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论苗族史诗《亚鲁王》作为口头传统的文化价值

苗族史诗《亚鲁王》是流传在苗语西部方言区的一部民间英雄史诗,这部长达三万余行的民间口头传统文学内容浩瀚,各种版本丰富多彩。文章通过列举这部史诗中部分版本里的民族学、语言学、伦理学和神话学价值作为实例对其文化进行评析,并就史诗的研究阐述了作者的认识和理解。

《亚鲁王》研究的回顾、分析与前瞻

《亚鲁王》研究至今历时短短七年,然而其燎原之势的亚鲁热、如火如荼的亚鲁王及路漫漫兮亚鲁学值得回顾、分析与前瞻,其中分析亚鲁王研究所表现出来的综合性、立体性与及时性,既是对亚鲁王研究回顾的总结亦是对亚鲁王研究前瞻的基点。

论《亚鲁王》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基于被骗母题的研究

《亚鲁王》作为集麻山苗族创业、征战、迁徙为一体的史诗,记录了麻山苗族在亚鲁的带领下不断往西南地区迁徙的悲壮历史,史诗以亚鲁的征战功绩为主线,其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在男性的英雄形象面前被弱化,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史诗被骗母题中波丽莎和波丽露两位女性的悲剧命运,探讨《亚鲁王》中女性命运悲剧的根源。

从《亚鲁王》史诗看苗族文化的民族特性

歌师在麻山苗族丧葬仪式上唱诵的《亚鲁王》史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质。其民族特质主要体现在:其一,以"父子联名制"的方式传承家谱,强化历史文化认同,作为辨认宗族关系的依据和巩固继嗣制度的强化剂;其二,苗族具有浓郁的东方情结,在苗族葬礼上对东方故土记忆的种种仪式包含了十分古老的原始文化密码;其三,苗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崇尚巫魂的习俗,《亚鲁王》史诗的唱诵者既是歌师,亦是巫师,巫文化渗透于麻山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亚鲁王》看苗族文化中的文化超人形象

所谓"文化超人"就是把一个民族的智慧、创造发明、英勇正义、丰功伟绩等品性集中到部落首领一人身上。近年发现的以西部苗语方言流传于贵州麻山地区的活态史诗《亚鲁王》按照苗族先民的审美理想塑造了杰出的氏族首领亚鲁王形象。亚鲁王的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关爱民生、精通巫术等集中表征了苗族文化传统中的"文化超人"形象。作为文化超人的亚鲁王是苗族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代表,是苗族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主要价值载体。

口传史诗的历史叙事嬗变及史学价值——以苗族史诗《亚鲁王》为例

以苗族史诗《亚鲁王》作为研究的对象来探讨口传史诗的历史叙事的嬗变及史学价值,并探索口传史诗叙事的范式和体例,从口传历史来考辨民族史诗的历史叙事方式及其史学研究价值,思考口传史诗的历史叙事价值及其研究意义,提供口传史诗的历史视野和思考维度。

苗族史诗《亚鲁王》翻译整理述评

《亚鲁王》是一部流传于贵州麻山苗族地区的长篇英雄史诗。《亚鲁王》在译注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文本选择的非完整性、演述场域的失真性、译注文本的模糊性等方面。尽可能完整地保留不同异文的版本存在,突出演述语境的真实性,采用四对照译注与影像、录音、图片、民族志相结合的文本整理方法来达成译注文本的准确性,可作为口头传统文本整理的参考维度。

神话视域下的苗族史诗《亚鲁王》

《亚鲁王》作为苗族复合型的大型史诗,保留了大量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神话情节和母题。该史诗流传的悠久历史体现出麻山苗族地区丰厚的神话传承土壤,史诗叙事中关于万物起源、造日月等典型神话母题具有值得关注的神话内涵与文化分析价值。

《亚鲁王》的女性形象初探

在西部苗族丧葬仪式上口头唱诵的活态史诗《亚鲁王》塑造了美轮美奂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铜鼓文化的殉道者、能征善战的女英雄、女性神力形象和管家型的妇女群象等,每一类女性形象都有着古老的历史文化蕴涵。

一个将回到民间的史诗文本——陈兴华《亚鲁王》译本与仪式的关系

目前很多活态史诗译本有一个缺陷,就是没有提供史诗各部分演唱的具体语境,读者很难知道他所读到的每一章节是在怎样一个仪式环节中演唱的,这些章节与仪式是什么关系,其功能是什么。本文将陈兴华《亚鲁王》译本的所有章节置于具体的仪式环节中,让读者对史诗《亚鲁王》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

苗族史诗《亚鲁王》的生态审美意识

从生态文学的角度看,《亚鲁王》是在不断重复的对万物与人的关系的描绘中体现着艺术审美方面的典型意义:万物都是生态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者——苗族人民对自然的质朴认知形成了以平静的语调表达自然、以欣赏的眼光看待造物的自发的审美心态;万物是有灵魂、有生命、有情感并相互关联的——自然的整体和谐成为具有生命审美价值的表现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相互交融的一体性——人与自然的融合成为审美表现的终极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