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独立性”视域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认定

计算机技术的迭代发展建构起了一个与现实物理空间完全不同的空间——虚拟互联网空间,此空间内的帮助行为因互联网的特殊属性而发生了异化,呈现出帮助对象不固定、帮助者与受助者意思联络趋弱或无意思联络、帮助行为独立化程度高等特点。面对这一变化,以共犯从属性说为根基的“量刑规则说”或“帮助行为正犯化说”均难以对网络帮助行为的可罚性作出合理解释,只有坚持共犯独立性说,对行为人的犯罪情节进行独立的刑法评价,并将行为人对自身行为效果的认知作为认定主观故意的唯一根据,再通过制定具体的推定规则以审查意思联络较弱时的“明知”,才能解决司法实践面临的困难。

算法时代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适度扩张

当下算法型网络信息传播模式对旧有技术环境下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产生了冲击:“通知-采取措施”规则与“知道-采取措施”规则中平台的审查义务范畴已不适应实践需要,同时与网络平台所掌握的技术能力不匹配。在平台已普遍熟练掌握算法技术的情况下,以算法过滤技术为基础对网络平台审查义务进行适度扩张具有合理性,应将“算法明知”内容与部分情形下的“算法推送”内容分别纳入前述两套规则体系中,对原有规则的运行模式进行适应性改进,使利益的天秤重新回归平衡,更好地进行网络著作权保护。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扩张性解释及其司法推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法增设是为了有效遏制网络犯罪。本罪的正确适用前提是对主观构成要件中的“明知”准确解读。对于“明知”的认定存在“明确知道”说、“明确知道+可能知道”说、“明确知道+应当知道”说的争论。传统学说对本罪“明知”的理解过于狭窄。应当对本罪的立法原意及保护法益进行考察“。明知”包含“可能知道”符合合目的性解释原理与司法解释的规范要求。对“应当知道”应作出扩张性解读,其不仅属于司法用语,也有实体法上认定犯罪故意“明知”的意义。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的再厘定及适用探讨

现行法内容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导致了"应知规则"在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领域长期存有较大争议。理论界在"应知规则"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先审查义务和主观过错形态的关系认定方面存在固有认识误区。"应知规则"实质上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中"知道要件"的客观化认定,其规则标准是对具体、可识别侵权行为的认识。而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规则"的具体适用,可以通过网络服务属性、侵权信息特征以及第三人通知这三个视角来加以分析判定。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下的互联网思维及其运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下的互联网思维,是普遍联系观念在互联网时代的具体运用,表现为以理论思维去抽象、概括、描述和解释互联网技术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一切经验现象的思维活动。互联网思维是对当前社会发展状况的具体反映,是由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来共同决定的,具有意识性与技术性的辩证统一、模糊性与精确性的辩证统一、创新性与体验性的辩证统一、开放性与包容性的辩证统一四大基本特征。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提炼出互联网思维的"知-行"律、"互-联"律和"加-减"律,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各自的具体运用问题。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专利侵权法律责任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迅速发展,促进了网络交易的迅猛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以专利为例,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关于网络交易中专利权保护的规定不够完善,网络交易专利纠纷不断增多。梳理和明确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专利侵权法律责任,提出相应的法律修改建议,对于网络交易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网络交易平台专利侵权纠纷呈现四方面特点:一是专利纠纷数量居高不下,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处理压力极大;二是网络交易平台专利侵权认定难,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不具有认定主体资格;三是针对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恶意投诉问题突出;四是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法律责任不明。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将"通知"规则作为判断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专利侵权责任的一般原则,将"知道"规则作为判断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专利侵权责任的特殊原则,并对二者的适用条件进行区分。

知情权与侦查法治

知情权是现代民主法制社会中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我们应该正确认识侦查工作“透明化”的利弊,既要顺应法治潮流,赋予公众对侦查工作的知情权,又要规定一些必要的限制,在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实现的同时,保证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网络侵权行为的认定与分析

文章以案例形式分析了网络侵权行为,介绍了《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规定的"提示规则"以及第3款规定的"知道规则"。文章进一步通过分析"提示规则"以及"知道规则",从法理上厘清了争议焦点—网络服务提供商是否"知道"或者说"应当知道"其行为存在或构成侵权行为。

WTO框架下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消费者知情权研究

转基因食品两大阵营的代表欧盟和美国在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上存在严重分歧。该分歧的价值核心是,消费者知情权能否作为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合法理由。欧美这两种不同的标识制度在国际贸易规则中相遇时,冲突在所难免。然而,在现行的倾向于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国际贸易规则内,消费者知情权很难通过WTO的合法性审查。这种局面不仅不利于转基因食品的发展而且使WTO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也面临挑战。对此,WTO应当进行根本性的扩展或者通过多边协议来解决像消费者知情权这样重要的非经济议题。

我国行政知情权缺失的理性思考——以法治理念为视角

在现代社会,知情权是公民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前提。我国公民行政知情权缺失现状仍较为严峻。文章以“法治理念”的缺失为切入点,简要归纳行政知情权中“法治理念”缺失的现状并进行成因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考。

基于知识工程的模具设计

模具设计需大量的知识与经验,这限制了人们缩短模具开发周期的努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利用知识工程技术建立模具设计框架进行辅助设计,减少了人们对设计经验的过度依赖,缩短了模具开发周期。

论股东知情权的保护、规制及其完善——对《公司法》与《〈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相关规定之反思

知情权乃是股东的一项基本权利,对其进行保护、规制是《公司法》应有的题中之义。结合文本与实践,可发现《公司法》在股东知情权方面的规定存在明显缺陷:知情权的行使主体欠明确;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较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不必要限缩,且"会计账簿"概念所指不明;对公司以"不正当目的"为由抗辩股东知情权行使的规定失之粗放;对帮助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辅助人员制度未予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虽对前述不足进行了一系列补正,但仍遗留下部分问题:未明晰隐名股东、出资瑕疵股东、新股东的知情权问题;未赋予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以会计账簿查阅权,对"会计账簿"概念是否含会计文书、会计原始凭证等信息材料亦未明确;仅将辅助人员的聘请锁定在"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前提下,对股东在尚未诉讼或无需诉讼时直接寻求代理、提供辅助的情况则留下空白。

公民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

公民知情权在现代社会属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知情权的满足有赖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是公民知情权得以实现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尚存在很多问题,亟须转变观念,澄清认识,加快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完善公民知情权的有关制度。

法治视野下的警察制度现代化问题研究——以公众知情权为研究视角

伴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警察制度现代化的步伐也逐步加快,然而在新型警察制度构建与完善中出现了诸多问题。2012年的周克华案与2013年的山西男童被挖眼案的侦查工作在社会和网络中引起不小的质疑与争议就是一例,更凸显了侦查阶段公众知情权与侦查秘密原则的冲突。如何在法治理论指导下解决这一冲突,构建我国现代化的警察制度,并促进其科学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学经世之言 铸练达人生

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积淀的优秀文化成果硕大丰富,是我们中华儿女的精资源和精神支柱,当代大学生应当认真努力的学好这些经世之言,铸造自己的练达人生。

知情权与司法公开法治化

知情权需求日益广泛与司法公开功能有待提高之间的矛盾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已成为掣肘公民知情权实现的主要障碍。知情权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概念,通过知情权概念生成语境的域内外考察,以及其内在要素的全面剖析,对当下知情权概念进行解读。在定位知情权与司法公开法治关系的基础上,从完善司法公开的价值维度,实现司法公开之治,健全司法公开评价机制等三个层面,架构司法公开的法治路径,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知情权需求。

毒品犯罪主观“明知”认定难的应然出路——从列举式推定到推定规则

由于毒品犯罪的特殊性,认定犯罪嫌疑人对所运输、持有的物品为毒品较为困难。为解决认定毒品犯罪中主观"明知"的困难,司法实践中引入了推定方法。然而,由于推定方法自身的缺陷以及毒品犯罪嫌疑人的特殊性,导致在毒品犯罪中适用犯意推定方法可能伤及无辜,因而需要对推定方法的适用进行合理的规范,合理限制其适用方法和条件,从而达到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论“通知—移除”规则在网盘类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的适用——以《关于规范网盘服务版权秩序通知》为切入点

"通知—移除"规则作为网络服务商应对权利人侵权指控的免责抗辩依据,对于网盘经营者而言同样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明确限定"应知"的认定标准,避免附加给网络服务商过高的事先审查义务或模糊网络服务商"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同时可以借鉴美国法中的"专门代理人机制"与日本法中的"七天通知移除机制",以期完善我国现有法律中的相关规定。

奸淫幼女案件中推定规则的适用探析

伴随着网络社交的发达,陌生人之间发生的奸淫幼女案件日益增多。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化与隐蔽性等特点,行为人往往拒不承认与供述,导致案件缺乏直接证明其明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幼女的证据。为此,“两高两部”颁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确立了较为细致的推定指引规则,但是《惩治性侵意见》在适用中也暴露了诸多问题,需要各级司法机关准确把握大数据时代犯罪的特点规律,进一步更新执法理念,提高证据审查判断能力和法律适用能力,以实现准确惩罚犯罪、维护社会安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