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重义不重事:论庄存与和孔广森对《春秋》的看法

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与《春秋》"义""事"之争有莫大关系。在乾嘉实"事"求"是"的学术氛围下,庄存与提出"《春秋》非记事之史",认为《春秋》之所书,皆"约文以示义",是"不书"重于"书;"孔广森提出"《春秋》重义不重事",认为孔子之《春秋》,虽然是因鲁史而作,然每每赋予了新义。虽然庄、孔两人严格上讲,都未必可视同于嘉、道之后的今文学者,然这样一种重"义"不重"事"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已为清代今文学之滥觞。

孔广森与何休的经学之异

孔广森被有的学者视为清代第一位有《公羊》学著述的人物,但他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与何休的《公羊》学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之异就在于孔广森否定何休的王鲁说,自立三科九旨,没有对《公羊》学微言的阐发,只有《公羊》书法、大义的发明,从而使孔广森的经学著作虽以《公羊》命名,却对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推进。然而,孔广森的经学还是有其新内容,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春秋正辞》的成书与清代公羊学的开山

清代公羊学始于庄存与《春秋正辞》,还是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学界一直有争议。本文认为《春秋正辞》在乾隆二十四年之前应已具备一定规模,在乾隆三四十年代应已成稿,其内容主旨与乾隆皇帝这个时段对《春秋》的表述亦有不少契合之处。《春秋正辞》撰著时间要早于《公羊通义》,其刊刻的一再推延一方面是因为庄存与感到与当时的学术氛围不合而秘不示人,另一方面则与该书始终未能完成修订有关。从学术渊源上讲,清代公羊学正是沿着庄存与《春秋正辞》开出的方向发展的,因此清代公羊学的开山之作当属庄存与的《春秋正辞》。

清代《公羊》学者论“三科九旨”

汉魏学者何休和宋衷分别归纳的"三科九旨"是《公羊》学最重要的纲目,是历代《公羊》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清代《公羊》学获得了复兴,大批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孔广森新立"三科九旨",在其中融入皖派义理;刘逢禄标榜尊崇何休,实则存在掺杂别派、牵合他书的做法;陈立平等介绍不同的"三科九旨"学说,但总体严守何休注。从这些学者论述中,可以窥见清代《公羊》学不是常州学派的单线演进,而是多种学说的复线发展。

《公羊春秋经传通义》思想成就新探

清人孔广森所著《公羊春秋经传通义》是其公羊学代表作。学术界对该书的思想价值存在争议。其实,该书肯定"人情"的价值,呼吁发挥"亲情"的作用;援引《孟子》,提倡民本思想;持有发展进步的历史观,鼓励面对社会危机应灵活应对,实行"行权";质疑"灾异""祥瑞"学说,在训诂、考据背后包含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应予以肯定。

孔广森春秋公羊学的“通义”解

在清代今文经学发展史上,孔广森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是第一部以"公羊传"为名的著作,但此书却并不是公羊学的一家之言,而是一部"通义"性质的著述。该书并不墨守公羊学家法,而是主张兼通三传,甚至六经及其子史之说,在治学方法上还带有乾嘉汉学重视文字训诂的特色。而他探求的"通义"不过是孔子著《春秋》的"新意",但他发明的"新意",只是春秋公羊学的大义,而非微言。

孔广森“真文不分”刍议

“真文不分”是孔广森上古韵分部的特点之一,但就其所举《诗经》韵例分析,完全属于“真文不分”的的确没有几例。孔氏之所以“真文不分”,主要是为了适应其“阴阳对转”的理论体系。

孔继汾、孔广森父子行年考

以年谱的形式叙述孔继汾、孔广森父子生平,即其行己、处世、交游、著述的概况,考证了继汾一生三罹讦讼的始末,以及广森劳瘁哀毁致于夭年的原因。

晚清民国《礼记·儒行》的再经典化及其意义诠释

宋儒提出《礼记·儒行》非圣人之言以后,宋元明清七八百年间,《儒行》受到普遍的质疑。其间虽有明末清初黄道周、李二曲等肯定《儒行》的价值,尤其是黄道周作《儒行集传》为《儒行》与“儒”正名,但质疑的声音仍占主流,随着王夫之、陆奎勋、姚际恒等人的诠释,使质疑愈演愈烈。晚清儒者对《儒行》经典的重新确立有一个内在过程,可追溯至李光坡、孔广森等对宋学的批评。晚清陈澧、文廷式、廖平等处理《儒行》与孔门七十子的关系问题,至康有为直接将《儒行》视为孔子之教理,最终恢复《儒行》的经典权威性。此后《儒行》的诠释进入两个重要阶段:由于时代的迫切需要,章太炎、林纾等极力推崇《儒行》的刚猛气节,但有失《儒行》原旨;因而有唐文治、熊十力、刘咸炘等作出批评与纠正,试图将《儒行》的诠释拉回纯正的儒家思想当中,体现了坚守儒门正旨的保守性。

孔广森训诂著作音注商兑

孔广森是清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在音韵和训诂方面都卓有成就。其训诂著作有《大戴礼记补注》和《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其中音注材料共331条。今选取其中音注存疑的10条进行辨析,其中对释义标音对应存疑的有4条,“支”“脂”“之”三韵混用、“祭”韵与“志”“至”混用的有3条,标注古今字问题的有2条,组合成词存疑的有1条。

孔广森学术渊源考

乾隆时期著名的曲阜学者孔广森学识广博,精通三礼和公羊学。他的成就除了天才禀赋的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有渊源。他的学术渊源主要来自家学、师学和交游三个方面。首先他生在孔府,在博雅稽古的家学传统下熏陶长大,并且得到父兄家长的厚爱栽培,这种种优越的家庭条件为他走向学术之路预先铺好坚定的基石,打下扎实的根柢。其次,他曾经转益多师,陈以纲、戴震的教导和庄存与、姚鼐的影响都对他从事经学研究有直接的指引和推动作用。此外,他在四库馆的广泛交游赋予他开阔豁达的胸怀、兼容并包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