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宫廷中的高丽贡女

伴随元朝与高丽王国宗属关系的确立而形成的高丽贡女制度 ,在近百年间 ,促使大量高丽女性流入中土 ,成为中外交流史上一种独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这些入元的高丽贡女 ,大部分进入了元朝皇宫。在长期的宫廷生活中 ,她们不仅适应了元朝的生活环境 ,也把高丽文化带入中国 ,并通过自身地位的改变 ,对元朝与高丽王国的国家关系以及两国国内的政治。

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

明正德年间刊印的《大明会典》,因用了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对朝鲜评价的一句话,引起了朝鲜国王及大臣们的高度关注,他们针对这句话中的"宗系"和"弑四王"两个问题对明朝开始了长时期的奏辨活动。奏辨活动主要集中在嘉靖和万历两朝。该活动以万历年间续修的《大明会典》中增加了部分朝鲜宗系奏辨的内容后而告一段落。朝鲜王朝在这场奏辨活动中,不但得到了辨白的机会,也达到了向明朝证明朝鲜王朝的正统性及朝鲜王朝是礼义之邦之目的。明朝对朝鲜的奏辨活动给予积极的回应,在满足朝鲜要求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中朝政治一体化关系。

韩国医疗冲突化解体制对中国的启示

韩国为有效化解医疗冲突,于2012年4月出台了《关于医疗事故损害救济及医疗纠纷调解等的法律》,同时根据法律规定成立医疗纠纷调解仲裁院,在医疗纠纷调解仲裁院下设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和医疗事故鉴定团。本文通过对韩国目前改革环境医疗冲突化解体制,尤其是相关法律和医疗冲突化解专门机构进行深入分析,并借鉴韩国的经验与实践为中国医疗冲突管理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明代朝鲜贡女问题初探

尽管明代是中朝关系最为密切、友好的时期,但在古代极度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中,亦不免出现反面性历史,贡女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反面性副产物。明朝每次向朝鲜要求贡女时,朝鲜都会陷入恐慌状态。而且,进贡到明廷里的贡女们的命运也极其悲惨。与之相反,贡女的亲族却占了"上国皇亲"之光,从此在朝鲜飞黄腾达,并且朝鲜朝廷也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处理对明朝的外交难题。

韩国专利法院

韩国专利法院是在亚洲成立较早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其目的是确保发明专利法、实用新型专利法、外观设计专利法和商标法解释的统一性和可预测性,忠实地执行其任务。而技术审理官制度的成功运作,也确保了法官对技术案件审理的专业性。专利法院过去虽具有高级法院的地位,但只管辖专利和商标的授权确权上诉案件,不管辖专利权和商标权侵权案件;因此,其无法一次性解决专利纠纷,并导致了没有效率的诉讼、判决矛盾或相互抵触等许多问题。现在韩国政府不断地促进专利法院的改革,其中有个重要的进步,就是专利法院从2016年1月1日正式开始管辖专利权和商标权的侵权二审案件,此举值得中国关注。

从政治竞争看宪法法院在亚洲的不同命运——对韩国、印尼和泰国的比较分析

作为西方国家法治进步的产物,宪法法院在20世纪后期陆续进入亚洲国家,成为民主转型过程中重要的制度设计,但其实际效果却存在差异。韩国宪法法院在功能上呈现"多点开花"的态势,在民主、法治和人权等领域均表现良好。印尼宪法法院成功解决了总统选举过程中的争议,维护了基本的民主规则。相比之下,泰国宪法法院则经历了"高开低走"的蜕变。它在成立初期相对较好地履行了宪法赋予的职责,2006年之后却越来越深入地卷入到政治斗争之中,丧失了独立品格,做出了一系列明显违反法治精神的判决。对此,既有解释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端,而且难以同时解释宪法法院在建立和运行两个阶段的不同情况。作为一种以民主转型国家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学说,政治竞争理论因其内生性、系统性的视角而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以该理论视角观察宪法法院在韩国、印尼和泰国的不同命运,在验证其科学性的同时,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的前提条件及其适用范围的有限性。

论韩国专利法院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韩国专利法院是亚洲首个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其采取以技术调查官、审理官为核心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以及知识产权民事、行政"二合一"审判模式,推动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专业化和标准的统一化,这为我国现阶段建设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体系过程中,进一步完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实行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二合一"审判模式提供了借鉴意义。

韩国宪法法院变形判决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宪法法院成立之后,韩国宪法审查制度才真正获取了生命力。这一方面归功于韩国宪政建设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则应归功于宪法法院积极主动履行职责。变形判决制度即是韩国宪法法院汲取德国经验而作的创造性变革。变形判决是相对于原形判决而言的概念。韩国《宪法法院法》规定的"违宪"或"合宪"的判决形式可称之为原形判决;宪法法院在宪法审判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宪法不合致"判决、"限定合宪"和"限定违宪"判决可称为变形判决。变形判决是针对复杂多样的宪法审判对象而发展出来判决形式,适应了宪法审判的实效需求,展示了一条法律问题技术化的路径。

从韩国《综合不动产税法》分析财产权保障原则——聚焦宪法裁判所“2006宪Ba112等”裁定

财产权是宪法所保障的国民基本权利之一,财产权保障原则是所有税收立法应然符合的标准。2005年1月,韩国为了稳定不动产价格,作为在不动产保有环节征收的主要税种之一,开征了综合不动产税。但是该税开征前后不断引起财产权侵犯等多方面的违宪性争论,于是2008年韩国宪法裁判所对《综合不动产税法》进行了违宪审查。韩国宪法裁判所进行是否侵犯财产权的违宪审查时,主要以'是否导致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无偿没收财产权的结果'和'是否违反比例原则'的两种审查标准来作出判断。宪法裁判所认为,《综合不动产税法》带来的税收负是属于没有侵犯财产权之本质内容的范围内,不导致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无偿没收财产权的结果,但是有些规定有悖于比例原则。比例原则的具体内容包括立法目的的正当性原则、方法的适当性原则、侵害的最少性原则、法益的均衡性原则,其中本文认为《综合不动产税法》住宅部分规定不符合后面三个原则。经违宪审查,宪法裁判所宣告《综合不动产税法》的一些规定违反宪法,于是对《综合不动产税法》相关规定进行了修改,涉及财产权侵犯问题的住宅部分规定是其主要修改内容之一。目前,韩国不动产保有环节的税制处于新一轮改革的初期阶段。在中国,2015年8月《房地产税法》正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后于2016年3月《房地产税法》列入该立法规划的第一类立法项目,并列为2016年度的预备项目,在稳步进行《房地产税法》的立法筹备工作。房地产税制建设从形式和内容上均应遵循财产权保障原则,韩国的综合不动产税立法例以及违宪审判经验可以为中国制定《房地产税法》提供可借鉴的正反两方面教训。

韩国专利无效行政诉讼:两审终审或三审终审?

韩国对专利无效纠纷,要求在法院起诉之前必须经过行政审判程序(相当于中国无效宣告程序),即采用所谓的“强制性前置主义”。此外,韩国对不服该程序而向法院提起的专利无效行政诉讼采用二审终审制度,这是韩国司法制度普遍采用三审终审制度的例外。可以说,韩国专利无效行政审判程序实质上起到法院初审(一审)的功能。对于这种专利无效制度的设计,韩国一直存在其违宪性的讨论,即宪法保障公民的“裁判请求权”是否遭到了侵害。本文通过探讨韩国现行专利无效制度是否符合宪法以及其他国家如何设计该制度,从而提供在韩国运作专利无效制度明确的法律依据,并建立一个切实有效的相关纠纷救济途径。

金千兴《心韶金千兴舞乐七十年》节选

本文通过韩国著名传统乐舞大师金千兴先生艺术生涯的回顾,介绍了韩国建国后其大韩国乐的创建以及金千兴古典舞蹈研究所、韩国假面具保存会的开设,并通过金千兴先生恢复韩国传统宫中舞的经历介绍了韩国传统舞蹈及其保护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