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的选择——论《况义》中的天主教化和中国化改写

本文从目的论角度研究《伊索寓言》的第一个中文选译本《况义》中的天主教化和中国化改写。作者指出,《况义》中的改写是译者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为实现特殊翻译目的而采取的翻译策略,体现了明清之际西学译著的典型特征。

况周颐词学文献考论

况周颐为晚清词学四大家之一 ,其词学论著除《蕙风词话》之外尚有《香海棠馆词话》等十余种。《蕙风词话》是在其他词话的基础上编定的 ,况周颐改变早期各种词话无主题、无次序的状况 ,根据主题的需要设置理论框架 ,对各种词话加以取舍、编排和改动。况周颐《蕙风词话》之外的词学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丰富了况周颐的词学理论 ,扩展了况周颐的词学研究领域 ,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的文献和理论价值

《历代词人考略》是晚清四大家之一况周颐的一部词话,同出一源的三十七卷本《历代词人考略》和《宋人词话》共汇集了有关唐宋词人六百八十多家的文献资料以及况周颐给每位词人写的词人小传和按语。《历代词人考略》是况周颐词学批评理论的重要补充,对认识况周颐的词学范畴、词学史观均有助益;《历代词人考略》中还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词学文献资料。

奕劻与辛亥袁世凯再起

武昌起义后,清室在起用袁世凯一事上,奕劻出力颇多。为了达到使袁世凯尽快南下督师的目的,奕劻又不惜皇朝尊严,亲赴彰德强起袁世凯。袁世凯出山后,善于审时度势,没有愚忠,主张南北言和,与革命党一起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多少出乎奕劻意料之外。

论王鹏运、况周颐词学思想和创作的差异

从对"重拙大"的推崇、创作实践、对梦窗词的推许等看,王鹏运、况周颐的词学思想和创作有很大差异。王鹏运的"重拙大"论是就词格而言,况周颐的"重拙大"论则是在词境的层面展开。王鹏运的词能较好体现其"重拙大"的主张,而况周颐词对"重拙大"的体认是建立在"性灵语,以沉着之笔达出"的基础上。王鹏运欣赏梦窗词"无一字无来历"之妙,其词学梦窗之密又糅合自己之清疏,别具特色;况周颐则更注重梦窗词流露的真情,其词大量运用"芬菲铿丽"之字眼,倾心学习潜气内转的笔法,力求上接梦窗。这些差异与他们的身份、性情、兴趣等有关。

一代词宗的落幕悲歌——论《申报·自由谈》刊载的况周颐词作、外传

《申报·自由谈》是中国近现代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文艺副刊。况周颐晚年移居上海,卖文为生,积极挥墨于报刊这种新型媒体,在其生命的最后三年(1924-1926)里,他于《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词作30余首。这些词作以题画、咏物、酬赠为主,亦庄亦谐,艺术精湛,雅俗共赏,体现出况周颐词的最后辉煌与深远影响。况周颐逝世之后,《申报·自由谈》刊载《况蕙风先生外传》、《况蕙风遗稿》以志纪念,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况周颐及当时的世风人情,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蕙风词论辑补

况周颐的词集除《蕙风词》之外有总集两种、别集十一种,其词集自序、论词之词、词之题序与自注,蕴含丰富的词学理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扩展了况周颐的词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辑补况周颐词集之词论文献,对其词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不无裨益。

《申报·自由谈》所刊况周颐佚词辑考

民国时期况周颐寓居上海,在其生命的最后三年里(1924-1926),他发表39首词作于报纸副刊《申报·自由谈》上,其中37首未收入刊印的个人词集,是他的散佚词作,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辑录、考论《申报·自由谈》上刊载的况周颐晚年的佚词,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蕙风词创作,促进对他的深入研究。

痴不求知痴更绝 万千珠泪一琼枝——论况周颐与梅兰芳的交往及其咏梅词

况周颐晚年避居上海期间,与梅兰芳曾有来往,创作了大量咏梅词。这种高水平的交往,在各自领域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主要论述况周颐与梅兰芳的交往,简要分析其咏梅词。

论晚清词坛王鹏运与况周颐引为“知己”的意义

临桂词派领袖王鹏运、况周颐同为"清季四大词人",况周颐引王鹏运为词学"知己",将其视为引导自己步入词坛的引路人、走上词学正道的导师、相互交流不断提高的挚友,《蕙风词话》标举"重拙大"之旨,正是临桂词派核心所在,亦是印证"知己"友情及其共同创造的词学理论精神所在,"知己"之论传承弘扬历代"知音"说传统,具有文学社团、流派、作家群研究意义。

况周颐《存悔词》足本、删定本考论

《存悔词》是况周颐刊印的第一本词集。从1879年至1925年,况周颐不断对其删、增、改、定,故传世的《存悔词》有足本、删定本之分。由于其滞后的文献整理,目前学术界仅参引其删定本。《存悔词》计有足本2种、删定本1种,收录词集自序2篇、词作69首。这些不同版本的《存悔词》,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况周颐的词创作、词学理论的演变。《存悔词》所录词作抒发性灵,轻倩流慧,具有一定文学价值;同时,它为研究况周颐及其词学、近代文学提供宝贵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此外,词集自序及删改过程,蕴含丰富的词学理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义和团时期的奕劻

奕劻在义和团时期,与荣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互相呼应,不赞成杀教民、杀洋人、拆电线、毁铁路、攻使馆,与列强开战,史实证明,奕劻等人比毓贤、李秉衡等清流派高明。

论况周颐对明词的重新评价——兼及况氏之词心史观

"词亡于明"、"明代无词",是清代词学一个不证自明的价值判断,况周颐则在词史观、词学价值观、词学批评等方面对其予以反拨,以为词史上的词格纤靡之变,罪不在于明而在清;明词体性与风格新变,乃是风会所趋,以陈铎和屈大均词作为代表的一代明词有其重大词学价值,体现出对明清词史的重新反思。况氏对明词的重新评价根基于其词学价值核心——词心,以"词心"观照词史,构成其词心史观。

略论况周颐的女性词观

晚清词人况周颐"别用一种眼光"论女性词,既有对女性词轻灵有余沈著不足的遗憾,亦有对女性词抒情深至、风格独特方面的肯定;况氏的"词心"说涵盖对真情的重视,这是其选录女性词作的重要标准,而清丽与沈著则是其对女性词作的最高期许。

况周颐《蕙风词话》词学创作论

况周颐《蕙风词话》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词学理论和批评著作。况周颐在《词话》中辨正了词的"诗余"说,认为词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诗没有依附关系,用"诗余"称呼词,则歪曲了词的本质。同时,他阐释了王鹏运提出的作为词的艺术特征和创作原则的"重、拙、大"三要,指出应力避刻意为曲折和词意忌重复等作词之忌以及提出了作词要语意不晦涩、不可作寒酸语、造句要自然、真为词骨等创作方法与见解。

唐人顾愔及其《新罗国记》考论

高丽王朝金富轼《三国史记》曾三次引用《新罗国记》,但皆误题作者为"唐令狐澄",而令狐澄并没有撰写过《新罗国记》,也没有条件撰写。考其致误原因,乃是金富轼误读宋人所编《绀珠集》所致。《新罗国记》是中国的第一部新罗使行录,在中外交流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真正作者是顾愔。《新罗国记》散亡于南宋建立之年(1127)至绍兴十二年(1142)之间。考各书所引,可辑得佚文四则。顾愔生卒年不详,各书皆不载其家世与籍贯。经考证,知与大诗人顾况为从兄弟关系,是苏州海盐县横山(今属浙江)人。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曾作为副使出使新罗,其从弟顾况为作《送从兄使新罗》一诗。顾愔所任本官不可考(疑为"从事"一职),所知者是出使期间曾兼侍御史(一说"监察御史")一职。

况周颐对明词的评价与反思——兼论清人对《草堂诗馀》的评价

清人对明词创作多持否定态度,多有不够允当之处,相对来说况周颐的意见较为中肯。究其原因,明代词学推举性情,重视作品中性情的抒写,浙西、常州词派虽不废性情之作,但于性情内涵以及抒写方式的界定上与明词有根本的差异,他们倡导"醇雅"、"比兴寄托"、"沉郁"之论,反对明词创作中性情抒写俚俗化的倾向,而况氏在性情论上却与明代主情论词学思想存在着一致性。另外,《草堂诗馀》在明代词学建构与词坛创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浙西、常州二派对《草堂诗馀》多持批评态度,往往将明词的衰靡不振、创作中的俚俗化与《草堂诗馀》联系起来,而况氏对于《草堂诗馀》却有着与浙、常二派不同的看法。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况氏在评论明词时才能不废有明一代词作,并给出中肯的评价。

锡金间谍事件与英国第二次侵略西藏战争

1903年7月,英印政府派出的两名锡金间谍被西藏地方政府抓获,这件事本来对英国不利。但是,在英帝国强盗逻辑下,变理亏为“理直气壮”,以此为借口之一来策动侵略西藏的战争。相对英帝国的咄咄逼人、颠倒黑白,清政府处理锡金间谍事件失当,庆亲王奕劻在没有调查情形下就下令放人,而前后两任驻藏大臣裕钢、有泰也没有将此事进行彻底的调查。带领英兵到达拉萨的侵略头目荣赫鹏,对两名锡金间谍被释放进行“美化”宣扬,这是强盗逻辑的表现。

一位有待重新发现的清季重要词学家——王鹏运词学思想考论

像大多数词人一样,王鹏运没有词学理论专著问世,但其论词不乏精辟之处,其词学观主要见于其所撰词籍序跋、涉及词论的有关词作、《词学丛书》眉批、《蕙风词话》的引述等。"重、拙、大"词学理论的发明权应属于王鹏运。通过对清季著名词学家况周颐《词学讲义》要点探源和《蕙风词话》渊源举证可以发现,况周颐词学思想的要点主要渊源于王鹏运,其许多具体的词学观也传自王鹏运,可证王鹏运其实是清季一位重要的词学家。

关于“词心”的传承与回响

"词心"作为一种重要的词学范畴,词学家们对其创作和理论实践都有所重视,此论词之说发扬了古代文论的传统,在词史上具有一定地位。近一二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了"词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