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姜夔词研究

村上哲见作为当今日本词学界的领军人物,一生致力于中国词学研究尤其是宋词研究,对姜夔词研究有独到见解。他为了准确定位姜夔词在词史中的地位,围绕着关于姜夔词的诸家讨论,考述与梳理了姜夔的生平和著作、历代姜夔词评,考察了作为“别派”的姜夔词,探讨了姜夔词与辛弃疾词、周邦彦词、吴文英词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通过历时性分析考察南宋以后诸词选中的姜夔词收录情况并综合各方观点,最终确定了姜夔词的独特地位,提出南宋词坛辛弃疾、姜夔、吴文英词三足鼎立的观点。

宋代词人之诗叙论

词人之诗是指词风属于本色当行、诗风受词风影响、一般词名高过诗名的作家之 诗，这类诗，学术界没有作过历史的、系统的阐述，只对其中个别词人如秦观、姜夔的诗作 过孤立研究。本文主要通过对宋代词人之诗的简略叙写，以证明词人之诗在宋代始终存在， 秦观、姜夔的诗并不孤立，引起人们对这一类诗的关注，进而探讨宋词对宋诗的影响。

王国维的词人批评与晚清词风之关系

王国维《人间词话》对姜夔、周邦彦、吴文英的批评,与其建构以五代北宋词为典范的境界说密切相关。但王国维的这一初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史中,被朱光潜、唐圭璋等为代表的学者所忽略,而吴征铸则是少数能从清代词学的发展轨迹来体察其用心的学者之一。王国维的词学从破晚清模拟、雕琢的词风中建立起来,故极具反叛性,这种反叛特性与后来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理论不谋而合,王国维因此而在新文学中被视为重要的奠基人物。他的创作也大体呼应着理论,用普泛性的哲学之思与五代北宋词的自然神妙相结合,开创出填词之新途。其价值值得充分估量。

杜甫夔州诗创造心态窥探

杜甫夔州诗数量大,质量高,被杜诗学界认为是其创作成熟期的代表。这与杜甫此间的心态有莫大的关系。他这一时期的心态大致有如下特征:以诗为一生的事业;以诗为一时的职业;左拾遗一职的得与失对诗人杜甫的心灵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宋代词学视域中的李清照《词论》

《词论》是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仅存的一篇词学论文,历来对它评析甚多,颇有歧见。文章将李清照的《词论》置于宋代词学流变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力图揭示出它的内涵及其在词学史上的地位。词体文学进入宋代以后,其发展表现为一种雅化的进程,或称之为"诗化"。但在这一进程中也出现了突破过甚而疏离词之本位的倾向。李清照既认同词的雅化,又不赞同因雅化而背弃词的本质特征,其关注的焦点则是词的合律可歌的音乐性本位。正因为李清照的这一词本体论蕴涵了上述的两个向度,故其词学观不能以"婉约"与"豪放"的两分法加以概括。文章最后探讨了周邦彦为何不被李清照置评的原因,因周词虽恪守音律,格调典雅,但其词品仍不能免俗所致。李清照对周的这一态度也表达了她的词学思想的一贯性。

老马终望云,南雁志在北——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其归京意识

杜甫一生辗转漂泊、居无定所,但在他的意识深处,长安是他文化认同的中心,是他的精神家园,是他实现理想的寄托地。他即使避乱西南,远离京城时也时刻以天下苍生为念,身居夔州,心系长安,对北方的战事和民生疾苦,难以忘怀,因此他把寓居夔州的生活看作是对家园的游离,始终渴望对精神家园的回归。

以“宋人为法乳”的顾太清词

满族女词人顾太清作词"纯乎宋人法乳",效法周邦彦化用唐人诗句入词和雅语俗语兼用,师法姜夔的清空醇雅词风,借鉴李清照工于造语和运用叠字,融会贯通,变化创新,形成了自己典雅清丽、深幽蕴藉的词风。顾太清作词以宋人为法乳,既受浙西词派、常州词派词学主张的影响,又与她的身份、性情和审美情趣相关。顾太清作词,体现了清代中叶满族人学习汉族文化的填词,逐渐注重词的手法、技巧和风格的特点。

杜甫流寓夔州期间三诗编年琐考

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综合前代注杜之成果而作进一步开拓,皇皇之著,嘉惠学林。书中对杜甫流寓夔州期间的多数诗歌,也作出了大致的编年。应该说,仇氏从整体上把握了杜甫的生活行踪,可为参照。但其中有许多对于作诗时地的厘定解释未免有揣度臆测之嫌,且语焉不详;部分只作干支纪年而不标地点,或只注时间而统一定为夔州,失之翔实。

词序:山水小品在宋代文学中的归宿

山水是中国文学的传统题材之一,但在宋代正统散文中却不易找到以此为题材的作品。然而宋代词序中却有不少可以山水小品视之,成为山水小品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学形式在宋代文学中的归宿之一。之所以如此,与词序是一种非独立的文体不无关系,通过分析以姜夔与周密为代表的山水词序便可得以印证。

杜甫的《夔州歌十绝句》

杜甫《夔州歌十绝句》，古来注家争议蜂起，莫衷一是。其实十首皆竹枝词体，自是老境。前二者记形胜．兼入感慨。其三则作开笔，咏古叹今，抓起以下四首：四写两山，冰夔州之富。五记江口两地，人烟极盛，气候常春。六写水利粮产为蜀地第一。七写水路之便，船夫不畏浪险。以上皆实写。其八回忆之辞，写夔州山水如画，其九特记诸葛武侯祠。十首作结，可与海上仙境抗衡。

从周邦彦、姜夔看两宋婉约词风的变化

在宋代近四百年的时间段里,婉约词的创作风格随着政局变革、士人心态和社会审美态度的变化,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改变。周邦彦和姜夔作为两宋婉约词风的领军人物,在创作中却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比较二人的词创作,可以较为直观地展现出两宋婉约词风的变化历程和原因。

柳永、周邦彦、姜夔三家词用调的比较分析

柳永、周邦彦、姜夔三家之中,柳永用调量、创调量最多,所创词调在两宋词史上也最负盛名,被宋代词人采用的词调也最多。周邦彦用调量略逊于柳永,创调量虽不及柳永的半数,但与柳永、姜夔相比,周邦彦用调的特色和成就则更为突出,在词调成功率和创调技巧等方面都胜过柳、姜。姜夔在用调量和创调量上皆不及柳永和周邦彦,但他却以"自度曲"而独擅胜场。

通俗·典丽·醇雅——柳永、周邦彦、姜夔与宋词词风变化

宋词婉约派词风总的发展倾向是由俗到雅 ,柳永、周邦彦。

不滞于物:宋代咏物词的物象空间与意蕴空间

咏物是宋词的重要题材,张炎总结咏物词之最高艺术境界为“不留滞于物”。凡臻于这一境界的咏物词作,皆于描摹物象之外寄托着更深的意蕴,形成物象层与意蕴层相互叠映的多重文本空间结构。苏轼的“人格化”咏物,是于咏物词中打造多重结构文本空间之滥觞。周邦彦借咏物词抒发身世之感,并创造出“勾勒”手法,使咏物词的多重文本空间结构更加分明。南宋咏物词则继承了北宋的艺术资源,并继续深化多重文本空间结构的艺术造诣。辛弃疾创作咏物词,能够娴熟运用周邦彦的“勾勒”手法,而姜夔将物象空间转化为意象空间,转换了所咏之物与意蕴寄托的虚实关系,从而达到“不留滞于物”的最高境界。

清代医家周魁基于五运六气理论诊治温证阐微

周魁临床重视五运六气学说,撰有《温证指归》发明温证治验,采众家所长,以“大运”分析医家学术背景。其倡明气运更迁之理,而为治病大纲,于伤寒温热,则判若黑白。主张病随气发,治随病更,大运六十一更,乃定数也,小运十二一转,乃变数也,定数可稽,变数难察。周魁注重灵活运用运气理论,临床推之以运,征之以病,验之以药,则知气运有偏胜,而用药亦必有经权。

论商周之际的乳钉夔纹盆形簋——关中地区先周时期铜器群探索之三

乳钉夔纹盆形簋主要出土于关中地区,是探索先周文化铜器群的重要研究对象。根据乳钉、夔纹特征及其组合关系可判断乳钉夔纹盆形簋的年代上限为殷墟文化第四期。根据纹饰特征可将关中地区商周之际的乳钉夔纹盆形簋分为三式,Ⅰ式的年代上限相当于殷墟文化第四期早段,Ⅱ式的年代跨先周晚期至西周初年,Ⅲ式的年代为西周早期。Ⅱ式簋主要出自关中地区商周之际的中小型墓葬,其背后反映的是关中地区在先周晚期的社会复杂化,中小贵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为西土集团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礼制基础。乳钉夔纹圆鼎也是探索先周文化铜器群的重要对象,与乳钉夔纹盆形簋的关系密切,两者以一鼎一簋方式构成的随葬铜器组合有可能早至先周晚期。随着西土集团的东进灭商,乳钉夔纹盆形簋和乳钉夔纹圆鼎在东方地区的出现已晚至西周早期。

河南淅川下寺云纹铜禁源流考

迄今发现六次8件举世罕见的禁类器物均属商周时期,见于河南淅川下寺楚墓,陕西宝鸡地区的三次,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和湖北荆州江陵望山楚墓。材质中铜禁7件,木禁1件。分析禁类器物的形制、纹饰、铭文、断代、同出器物、禁上器物等,从中可以看出河南淅川下寺楚墓云纹铜禁的起源、发展的脉络,或可归入陕西宝鸡—河南淅川—湖北随州—湖北江陵这条传播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