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qu Opera:Chinese Art Tr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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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心泉与20世纪30年代的北方昆曲传承

20世纪30年代,戏曲史上掀起又一个改良高潮。在京剧繁荣、话剧渐盛的北方剧坛,曹心泉从事着以昆曲传承为主的工作。在教学方面,他践行“以昆养京”的方法,用昆曲的深厚底蕴补益京剧;在表演方面,他记述“以花促雅”的实例,用花部的功法技巧激活昆曲市场;在音律方面,他探索“京昆相长”的路径,以中州音韵规范北曲声律与制谱之道。曹心泉的工作实践对20世纪30年代的北方昆曲传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其局限性在于,曹心泉未能关注“五四”新文化思想及戏曲界的主流研究成果,且理论与实践始终囿于北方剧坛。故其研究方法较为单一,视野亦不够广阔。

昆曲现代戏创作的“守格”与“破格”——《瞿秋白》观后的思考

昆曲现代戏《瞿秋白》取得成功启示我们:编演昆曲现代戏既要遵循传统昆曲剧目一般创作规律,又要根据现代戏创作要求不唯传统、积极创新,体现出“守格”中有“破格”。在思想主题、生产方式、语言音律、情节结构、戏剧美学、舞台时空以及导演技术、表演功法、音乐资源、舞美设计等方方面面,师古今之长,加以精雕细琢,我们才能不断推出具有时代气派的昆曲现代戏力作。

工具、肢体、空间——昆曲表演中的三种“物”叙事

一般而言,物会以对象、媒介、载体三种方式介入艺术,而在昆曲艺术中,物也以同样的方式参与戏剧叙事。首先,作为对象之物的工具(演出道具),一方面以“呈现物”的形式在昆曲演出中被展出,另一方面又以“无物之物”“借物塑象”“以物喻意”等方式为戏剧叙事服务。其次,作为媒介之物的肢体(演员身体),既是表演行为的创造者、执行者,又是戏剧作品能呈之观众的物质媒介。在昆曲演出中,受过专业程式训练的演员,通过使肢体产生复杂动作组合的方式,来达到“绘景”“言事”“达情”等多重叙事目的。最后,作为载体之物的空间(剧场舞台),看似空若无物,但其本质上却可被视为昆曲表演的物质平台,空间在为昆曲演出提供叙事场的同时,又作为叙事要素参与表演的故事传达,成为物叙事的特殊形式。

明清时期江浙私家宾礼演剧述论

明中叶以来,士绅结客成风,依托于宾礼并在私家举行的演剧活动日趋盛行,尤以江浙地区最为突出。一方面,士绅主导宾礼演剧,为昆曲编写剧本,培养伶人,建构观演空间,深度参与昆曲的创造,对昆曲艺术品格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演剧是款宾仪式的组成部分,观演空间既是剧场,也是交际场。建名园、蓄家乐、工诗文是士绅建构交际场的基础,而演戏、唱曲、题咏则是其在交际场中不断提高名气并积累人脉的手段。由于宾礼演剧的兴盛,昆曲的仪式功能与交际功能都得以显著增强。正是得益于文化功能的大幅提升,昆曲在明清之际达到鼎盛。总之,文化功能是决定昆曲兴衰的重要关纽。

韵动的舞台意象--新编昆剧《曹雪芹》的舞台设计解析

本文结合2022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北方昆曲剧院新编昆剧《曹雪芹》的舞台设计,对于在舞台空间中同时面对传统与现代、高科技手段与程式化表演、古典美学与当代审美需求等诸多问题,探索舞台表演与舞台空间相结合所创造的意象、呈现出的韵律以及使之产生的特定意境。

遍青山啼红了杜鹃——上昆全本《牡丹亭》观后

上海昆剧团的全本昆剧《牡丹亭》上演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它是传统经典高水平的舞台呈现,是体现上昆文化担当的壮举。《牡丹亭》全本搬演的文化与学术层面的价值意义要超过剧场和艺术层面,通过老艺人“捏戏”让此前没有传承的出目完美地镶嵌进经典折子戏的缝隙,更应被看成是一次学术性展示。女主人公服饰上的满绣和天幕上满屏的杜鹃花,渲染了“遍青山啼红了杜鹃”的意象,转台和多媒体光影让观众获得了如身置苏州园林般的体验,但适宜于案头阅读的集唐和剧中配角的方言运用,是对观剧体验的妨碍。

吴梅《霜厓诗录》有关戏曲诗作考论

吴梅《霜厓诗录》中有许多诗作记录了他与其他曲学家的交游、唱和活动,或直接展现了吴梅的戏曲观点,可作为探究其曲论与近代昆曲发展史的研究材料。以吴梅《霜厓诗录》中有关戏曲的诗作为研究对象,从其内容、所涉及人物与剧作出发探究,发现这些诗作可以反映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昆曲式微的情况,展现了吴梅在戏曲界以南方为中心、北方为补充的交游范围与影响范畴,体现着吴梅要求积极意义、重理论道德教化的戏曲价值取向。

论昆曲的袖舞艺术

长袖舞蹈从中国古代绵延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文章梳理了中国传统袖舞的发展轨迹,发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袖舞逐渐演化成水袖,成为古代戏曲中的经典舞蹈样式。昆曲水袖继承了古代袖舞的表演特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随着人物角色、人物情绪、故事情境的变化,昆曲水袖表现出灵巧活泼之美、端庄优雅之美、哀婉凄楚之美、飘逸潇洒之美、沉稳持重之美等不同的艺术特征。

艺术史上珍稀的“活化石”——昆剧“传”字辈表演影像档案的留存

昆剧“传”字辈的老艺术家均已谢世,然其表演艺术的影像,仍散见于全国各地的艺术档案中,对戏曲艺术及华夏文明的传承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是,此类档案至今尚缺全面系统的汇总梳理和专题研究。通过文献记载、音像出版、影视、网络媒体等多渠道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做了基本家底的摸排工作,并将其条分缕析,归纳整理,形成目录表。为昆剧“传”字辈艺术的保存利用及“非遗”文化血脉的赓续传承,筑实资料基础。

礼花与兰花——评说全本《牡丹亭》和青春版《牡丹亭》

1999年7月,全本《牡丹亭》首演于美国纽约的林肯表演中心艺术节,堪称是浩大的戏剧艺术制作。当年它曾先后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巡回演出,后来也在新加坡艺术节举行亚洲首演,可谓轰动一时。但是,全本《牡丹亭》出现了一些与昆曲无关的内容:部分剧目用苏州弹词(即曲艺)而非用戏曲的方式来表演,一些表演者是地方戏演员而非昆曲演员,出现了不少跟昆曲无关的中国民俗场景。青春版《牡丹亭》则从编剧、导演、表演、到音乐、舞美等方面,形成了一条龙的精英创作团队,在每一创作环节上都是精益求精。同时,青春版《牡丹亭》也不像全本《牡丹亭》那样求全、求大,而是只采撷汤显祖《牡丹亭》中的精华部分,彰显了汤显祖原作中最精彩、最有生命力的部分。虽然青春版《牡丹亭》也有轰动的海外演出,但它更多地是在中华本土大面积地巡回演出,尤其是大学校园,从而使得昆曲扎根于年轻学子的心中,这一举措对于昆曲的薪火相传,无疑具有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

论程鹏举故事的戏曲改编

程鹏举故事以叙写夫妻离合之情而广为人知,元代以来流传四种相关戏曲,分别为青阳腔《易鞋记》、昆曲《分鞋记》、梨园戏《程鹏举》和京剧《生死恨》。明清时期《易鞋记》与《分鞋记》多有讹误现象,其中《易鞋记》现存全刻本,《分鞋记》留有九出残曲。《程鹏举》与其他三种戏曲剧情和人物塑造多有不同,应分属另一种故事系统。两种故事系统并立发展,出现了情节融合的现象。此外,四种戏曲发挥剧种优势,彰显了不同剧种的艺术表现力。

“琼花”的文化位移图景——粤剧江南、岭南之源流考

从“花”“雅”流变、“琼花”的文化位移图景、“琼花”引发的戏曲论争、“琼花会馆”的江南余脉几个方面可以推论佛山粤剧行会“琼花会馆”的昆曲渊源。“琼花”作为昆曲文化的符号从江南出发,在逐步南移的过程中发现了岭南,连通了戏曲江南——岭南的源与流。关于粤剧“琼花”称谓来历,其阐释史中囊括了神话原型、宗教信仰、行业会馆史、小说书写、跨地域文化溯源、艺术迁徙、文化位移、方志地理、风俗民情等多种元素,这些内容共同积淀、建构了岭南粤剧的文化遗产。论争“琼花会馆”归属的学者在“大胆假设”这个层面走得较远,而“小心求证”这方面则缺乏有力有据的戏曲文物与文献支撑,在“琼花会馆”史的或然性阐释上成果丰硕,在已然性方面还有进一步探索、求证的空间。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跨文化传播的意义

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在中国本土掀起了昆曲热潮,而且为昆曲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回顾20世纪以来《牡丹亭》跨文化传播的历程,青春版《牡丹亭》对昆曲的播扬可谓居功至伟。它将商业运作与社会运作相结合的战略、立足本土与辐射世界的双重定位、坚持传统与调和现代的审美准则,为当下中国传统戏曲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浙江三大昆曲支派初探

浙江是昆曲兴起后最先广为传播的地区。自清代乾、嘉以来 ,在宁波、金华、温州三地出现了当地土生土长的演员组成的昆班 ,形成了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通俗化的“甬昆”、“金昆”和“永昆”三大支派 ,主要在农村乡民中流传 ,搭草台演出 ,有“草昆”之称。至今 ,宁波昆曲已消亡 。

论昆剧与苏剧的关系

常锡滩簧传播到苏州后,演变成"苏滩"。在昆剧的影响下,苏滩又分化成"前滩"与"后滩"两种艺术表现形态。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苏滩救助了频临死亡的昆剧,昆剧也帮助苏滩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剧种。五十年代之后,活动于苏州的两个剧种的关系依然非常密切,演员都是昆、苏剧目兼修兼演,表演技艺则相互影响。然而在近二十年间,受到政府与社会高度重视的昆剧却疏远了苏剧。

90年来昆曲研究述评

90年来的中国昆曲研究可大略分为三个阶段:自民初至抗战发生为第一阶段,昆曲研究渐成风气,并在30年代因多种机缘而呈现一时之繁荣;自抗战爆发至"文革"发生为昆曲研究相对低落的时期,《十五贯》的成功曾为昆曲演出及研究赢得暂时转机;70年代末以来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有超越前代之处,但也面临着困境和机遇。民初以来的昆曲研究同时存在不少问题,在历史研究方面主要表现为重"文人"轻"艺人"、重"剧曲"轻"清曲"、重"正昆"轻"草昆",史料的搜集与辨析尚有许多缺憾;在理论研究方面则因深受"剧种"论和西洋戏剧理论的支配和影响,许多结论亟待重加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