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网红“翻转”台湾选举的路径与方法——“韩国瑜现象”的大数据研究

2018年,国民党依靠韩国瑜在网上卷起的“韩流”,赢得了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使用网络大数据,对“韩国瑜现象”的起因和过程予以剖析,研究发现:“韩国瑜现象”出现的最直接原因是民进党对韩国瑜的攻击和批评,只要民进党攻击韩国瑜,韩国瑜的网络声量立即暴涨;在造势晚会的动员效率上,韩国瑜明显优于陈其迈,韩国瑜不仅在网络声量上暴涨,在线下也成功将网络虚拟世界的“韩国瑜热”转化为最终选举结果的高得票率;选前举行的电视辩论会,对拉抬韩国瑜的网络声量更有利,对韩国瑜选情最后阶段的冲刺,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柳宗元论左氏与《左传》、《国语》及《春秋》之关系

通过对《柳宗元集》中相关内容的整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鲁人左丘明,曾言事孔子,稍先于或稍晚于孔子或与孔子同时,为《国语》的作者;其次,《国语》总体上文胜而道蔽;再次,《春秋》为经,《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左氏为《国语》、《左传》二书的作者;最后,孔子根据左丘明之《左传》、《国语》中的鲁史删定而成《春秋》,而在孔子之后的一位姓左的史官又通过对《春秋》经的训诂疏解而作《春秋左传》。

《禹迹图》研究综述

《禹迹图》是一幅反映宋代地理全貌的地图,在我国地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历史价值。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禹迹图》的关注颇多,取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从作者、成图时间、史料价值及其蕴含思想等方面,对《禹迹图》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指出在深入探索《禹迹图》背后思想和以该图为切入点进行多学科交流等方面尚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与可能。

柳宗元《非〈国语〉》中的“大中之道”思想

柳宗元在《非〈国语〉》中,从义理的角度具体在以下方面伸长了"大中之道":首先,在道德伦理领域,柳宗元认为,礼、信、忠、贤、孝等均本于"大中之道";其次,于治道方面,发挥了"大中之道"中行仁义之德政的政治主张;另外,还主张"崇礼明法"之治道。

柳宗元《非〈国语〉》中的疑古思想

怀疑精神乃儒学的内在生命力。处于中唐儒学复兴思潮背景下的柳宗元,在疑古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对《国语》进行了系列的批评和非议而做《非〈国语〉》六十七篇,柳宗元的这一思想为宋学疑古、惑经的全面展开开启了序幕。

正月曾侯■编钟铭文前半详解

春秋晚期的湖北随州文峰塔一号墓,出土编钟三组。依青铜器命名惯例,其中的一组可以称为"正月曾侯■编钟"。作钟之年为公元前497年,编钟铭文内容关涉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追述曾国始封经过的铭文前段,补充了周初古史的空白。现在学者大多认为,曾侯与曾侯乙墓所见的曾侯是同一人,该说虽存在用字方面的疑点,但从年代上来推算,还是可信的。据铭文,伯适(南宫括)曾先后服侍文武两朝黜除殷命,以安定天下。后又受成王之命,在汭土建立都邑,这是曾国的初封。周朝封南宫括于曾国,一是为了加强对淮夷的控制,二是为了监临以至占有江汉地区。

也谈越王勾践的“忍辱负重”

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从先秦至两汉是不断变化的。在先秦有代表性的文献中,《左传》并没有提到勾践的"忍辱负重",《国语》反映了勾践能忍辱负重,但表现不够具体。经过《史记》和《吴越春秋》的描绘,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更为鲜明,也更真实可感。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变化与上述著作的成书有关。

察哈尔抗战史实真相考三题

察哈尔抗战过程中史实真相是:刘桂堂部副军长尚武,不是冯玉祥所杀,实则是玩枪走火,酿成悲剧;李忠义部参谋长古松年也不是国民党特务,实则为进步分子,其被枪杀缘于国民党特务的栽赃陷害;冯玉祥的军需官魏宗晋不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杀,而是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个人行为。

《顽石庐文集》小考

《顽石庐文集》(抄本)十卷,清代学者徐养原撰,收录文章百余篇,与《顽石庐经说》重合甚多。现存七种抄本,各本之间互有差异。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抄本,尤其是卷十各篇序文的研究对学术史的研究价值巨大。

对比《国语》谥“灵”君主记载分析《左传》思想倾向

关于《左传》作者的研究除了在其他文献记载中寻找线索外,也可以在《左传》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选取《左传》关于部分国君的记载与《国语》中有关记载相比较,可以分析出《左传》对人物以及各国的态度与倾向。分析比较谥“灵”君主在两书中的记载可以发现,《左传》作者对晋国和楚国有明显的爱憎区别,由此得出作者为战国时人吴起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