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党与上海大学的关系

1922年,国民党人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积极参与上海大学的创办,促成于右任出任校长,组成了以国民党要人为主的校董会与评议会,1924年定为党办大学。国民党注重学校的党组织建设及对学校的政治、组织领导,强化学校的三民主义教育,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拨给办学经费。在共产党人参与管理与教学,马克思主义在学校影响增大的情况下,国民党右派不能容忍共产党在上海大学的发展,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际,将学校封闭。1936年,国民党借认定上大学生学籍之际,再次强调关闭上大的合法性,重申上大是党立与国立之学府,这是国共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的产物。国民党在制造上大短命历史的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

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

赤白对立是指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之间的对立,出现于苏区周边地区,它不是由土地革命加剧的阶级间的对立,而是一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赤白对立的出现,既有中共自身的原因,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推波助澜,还缘于社会革命与社会组织间的内在冲突。就中共方面看,前期和后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由也不尽相同。赤白对立给中共开展革命造成很大不利影响,某种程度上成为苏维埃时代的一个痼疾。

京沪商人“罢市”问题论析(1927—1937)——一个民族主义视角的检讨

南京十年时期,中华民族危机更甚于前,“济案”之烈度亦远在“沪案”之上,但却并未生成规模宏大的罢市激流。京沪两地的商人或一致反对罢市,或利用罢市手段与反日组织抗争以维护自身私利,或因战时环境而逼迫进行罢市。其中原因,既可归诸南京政府之压制性的民众运动政策,又与中共的弱势地位及其错误政策密不可分。不过,是否罢市、主动还是被动罢市,不应作为评判商人民族主义的标尺。

国民政府1936年公债整理案述评

1936年"统一公债案",是南京国民政府继1932年公债整理案后的又一次内债整理。减轻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避免财政破产是这次整理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此次整理案对南京政府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法制建设述评(1927-1936)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上海银行公会积极参与银行法制建设 ,尝试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多种途径与政府交涉 ,希望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 ,既维护了银行业的合法权益 ,也为政府金融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与调整提供了依据。由于在法制建设上依据的标准和原则不同 ,虽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上海银行公会的意见与建议 ,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不少冲突与矛盾 。

中国近代三次禁烟运动之比较

近代中国鸦片烟毒泛滥成灾 ,因此 ,中国人民曾多次掀起全国性的禁烟禁毒运动。大规模的禁烟运动有三次 ,即林则徐禁烟运动、清末民初禁烟运动和国民政府“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这些运动发生的国内外背景、禁烟措施、效果以及民众的表现 ,都有不同。虽然 ,这些运动终未能彻底解决烟毒问题 ,但经验教训却可供后世借鉴。

权力政治与地方自治:20世纪30年代的“康人治康”运动

文章通过对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震撼了当时西康政坛的一系列康人自治事件的探讨,揭示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势力介入康区的过程及其与四川军阀刘文辉所发生的权力争夺,以及与这一时期康区的其他诸种政治力量的交织情形。

国民党从“革命”转向执政的多重困境——基于《王子壮日记》的观察

王子壮曾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亦有国民政府部会任职的经历。他留存的《王子壮日记》为考察国民党"党国"体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通过对王子壮个人经历及其所见、所闻和所思的考察,可以发现国民党"革命性"的消褪、党权低落、强人独裁与弱党执政等"党国"体制中的问题,这些与国民党意识形态建构以及政治体制设计的先天缺陷有着紧密的联系,既包括国民党组织内部的问题,也涉及党政关系。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其组织动员模式徘徊于苏俄式政党与西方民主政党之间,从"革命"到执政陷入重重困境,这是导致国民党统治覆亡的重要原因。

“党”“国”之间：论国青合作之形成(1931-1938)

青年党曾经长期与国民党处于紧张对立状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主动调适,提出"政党休战"的主张,这成为青年党政策调整的起点。1933年,以左舜生为代表的青年党再次妥协并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回应。"庐山会谈"开启了两党领袖沟通的渠道,"南京谈判"则奠定了合作的基础,此后双方来往频繁,在反共基础上实现初步合作。西安事变及曾、左、李奉化之行则使两党关系密切化。此后两党通过国防参议会这些架构在抗战初期形成事实上的合作抗日局面。1938年蒋、左互致信函,国青合作正式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国难与反共是两党合作的基础,而"宪政"与"训政"之分则是合作的主要障碍。双方均在自身利益与国族利益之间权衡博弈,最终在"党""国"之间寻获大致平衡,共同步入抗战建国的历史进程中。

伯力士在日军实施常德细菌战后的防疫工作初探

1941年11月,日军对常德发动鼠疫细菌战。国际顶尖的鼠疫防疫专家伯力士从1941年12月,开始主持为期一年多时间的常德鼠疫防疫工作,他在从技术层面证实常德鼠疫为日军所为、检查鼠蚤预测鼠疫流行趋势、主持常德鼠疫防疫工作以及培养鼠疫防疫和医疗人才等方面努力工作。1943年春,常德鼠疫没有再次爆发流行,防疫战取得阶段性胜利。这一胜利成功阻断了鼠疫传染源,保卫了包括重庆在内的周边地区的卫生安全,彻底粉碎了日军的细菌战图谋。伯力士作为外籍专家在常德鼠疫防控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防疫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间势力的分合与国共两党的因应——以抗战中期民盟组建为考察中心(1939-1941)

抗战时期中间势力的分化、组合及其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充满了曲折、变化,并非如既存研究所说的那样简单整齐。抗战前期,中间势力与国、共两党都是既有合作又有分歧,甚至有斗争。抗战中期,中间势力为了协调国共冲突,增加自身份量,开始联合起来,先是建立较为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继而建立较紧密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但作为统建会成员的第三党和救国会对此新组织都一度有所疏离。对于中间势力的联合,国民党是不信任、不支持的,并尽力予以阻止和打压,逐渐将其推而远之;中共则由怀疑到鼓励、支持与帮助,逐渐拉而近之。虽然,中间势力内部也有各种矛盾,各自的立场和选择不尽一致,但整体来说中间势力是由最初偏向国民党转为逐渐倾向中共的,这无疑是抗战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变化,对后来中国的政局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兼与“九·一八”事变对日政策比较分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微妙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先进文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精神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基于国共两党都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旧三民主义文化在历史舞台上的谢幕迫使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国民党人探索新的救国救民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点燃了文化希望之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的崛起,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精神文化基础。

地方主义与国民党政府中央权威论析

地方主义和中央权威的冲突贯穿国民党政府的始终。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不断侵蚀和挑战中央权威 ,使国民党政府不能真正统一中国。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历史的原因 ,也有体制和派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虽然国民党一直在努力加强中央权威 ,地方实力派也并非分裂势力 ,但国民党中央与地方不能统一的状况始终存在 。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苏北工业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在资源开发、交通改善以及政府推动的合力推动下 ,苏北工业规模有所扩大 ,工业结构逐步优化、日趋合理 ,工业布局进一步由沿河转向沿路。但苏北工业发展与同期苏南工业发展相比 ,在发展速度、部门配置、技术水平、资本集中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 ,其原因在于资金、人才、市场。

段祺瑞执政府与孙中山丧事的举办

孙中山逝世后,其家属和国民党人在北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移灵、公祭、送殡等活动。在当时的背景下,国民党人要在北京举办如此规模的治丧活动,北京段祺瑞执政府的态度是十分关键的。段祺瑞及其政府虽然对孙中山丧事态度暧昧,但基本上主动参与、配合孙中山的丧事,并做了许多辅助性和保障性的工作。北京政府的参与和支持,是孙中山丧事顺利举办的重要条件。

胡适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

胡适一直是自由教育的信奉者和践行者,在北洋时期曾大显身手,独领风骚。1927年后,面对国民党强势推行的党化教育,胡适既公开不表认同,又在实际办学中进行了抵制。当时如其所为者,大有人在。实际上,在整个教育领域形成了自由教育势力与党化教育势力的较量。然而,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学校,双方博弈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与胡适关系密切的三所大学中,中国公学最终被完全"党化",北大和清华则在抵制"党化"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如此差异及各自的存易充分体现了政权轮替之后教育领域的变与不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方法及原则初探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与方法,既有具体、直观的,又有抽象、隐蔽的;既讲原则的坚定性,又不缺乏方法的灵活性;既求同又存异、既统一又独立、既原则又让步、既联合又斗争,而在斗争中既有明显的斗智斗勇,也有暗藏的玄机、矛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统揽抗战全局、把握问题实质的基础上,还特别重视和遵循处理国共关系的基本原则,即利益原则和理性原则。

挽救共和之道——1914-1916年间张东荪政治思想论析

"二次革命"后,共和前途岌岌可危。进步党国会派与国民党温和派积极寻求遏制政局倒退的办法。期间,为联络各派力量,共同致力于反袁专制、挽救共和,张东荪到处奔走,穿梭于两党之间,成为政论界的活跃人物。他参与创办了多份杂志报刊,激烈抨击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复辟帝制,同时从学理角度检讨国民、进步两党的政治立场与主张,探讨共和政治建设之路。张东荪所倡导的"有形对抗力"论及"第三者"的联合,成为温和共和派联合维护共和的理论根据;他对"地方分权"及联邦制的论述,在当时也颇受注目,集中反映了共和温和派对挽救共和途径的思考与努力,也由此确立了他在政论界"政学泰斗"的地位。在反袁帝制运动中,张东荪毅然放弃和平改造的立场,以更激烈的态度与袁氏对抗,并成为武力反袁的旗手之一。

蔡锷百年祭

蔡锷去世至今已经百年了。回顾蔡锷34年短暂的一生,其中三件大事尤其令人难忘:一是领导昆明辛亥起义,改革成效显著;二是敢为人先,发动护国讨袁,铸成护国军神;三是有高尚的人品,廉洁自守,不愧模范。蔡锷去世后,各方面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和点赞,先后主宰20世纪中国的国民党、共产党领导人的评价,有高度的共识,尤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