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国民革命的重估与自省

抗战时期,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关口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回看国民革命,是一个极具意味的话题。相同的盟友,类似的统一战线策略,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这些境遇促使中共对自身过往作出认真的回顾与反思,有了直面历史的可能。一般的历史叙述都会强调作为幼年时期的中共在国民革命时期,尤其是后半段,由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失去了革命领导权,最终导致了失败;在抗战时期,中共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因而各方面工作有了充分发展。但重新审视战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大革命的认识与表述,却并不完全与既定的历史表述相吻合,相当一部分人更多地抱有正面的观感。对于国民革命的反思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持而完成的。同时受制于种种因素,批评又相对克制、含蓄。历史运行实态、抗战时期中共对大革命的认知以及后来的历史叙述,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透露出历史深处的复杂与微妙。

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黄埔建军的线索之一

在1924年筹建黄埔军校前后,广东革命政府所辖的各派军队也基本建立各自的军校。各军自成系统,各校各自为政。随着广东军政逐渐统一,军事教育开启整合进程,作为军事教育龙头的黄埔军校逐渐合并其他军校。1924年10、11月,吴铁城所属广东警卫军讲武堂、程潜所部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1925年6月平定杨刘滇桂军叛乱中,滇桂军所属的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也整合进入黄埔军校。1925年底国民党中央决议统一军事教育方案,决定“打破地方主义”,各军原有学校一律裁撤,归并黄埔军校统筹办理,军校名称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事教育整合是广东军政统一的组成部分,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军政形势变动以及高层与底层的革命力量,均是军事教育整合的助推力量。黄埔军校之所以迅速发展,得益于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这是理解黄埔建军的重要线索之一。

“另造一个民族党”:中共创建民权运动大同盟及其余波

1922年6月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主要是与国民党合作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共最初反对共产国际提议的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希望建立党外合作。在党外合作遭孙中山拒绝后,中共党内产生抛开国民党,“另造一个民族党”并与之合作,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备用方案,并由此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为“第三党”之预备。西湖会议上中共迫于共产国际压力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但此后由于苏俄与国民党的联盟尚未完成,国共党内合作亦未入正轨,中共继续发展民权运动大同盟这一预备“第三党”。及至“二七惨案”使中共认识到必须与国民党切实合作且国民党已改组巩固,民权运动大同盟才逐渐停止活动。由此观之,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偶遇胡适并劝其组党,则可视为中共在国共合作发生危机时,“另造一个民族党”方案的再度尝试。

“谁是我们的敌人”:中国革命中“反动派”概念之生成

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国民党反动派”可谓根深蒂固的革命词汇。但“反动”一词的表意最初却颇为正面,一度为革命人士所推崇。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将“反动派”从欧洲政事语境中引介至中国革命实践领域,并与国民党在“谁是反动派”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使之迅速成为具有谴责色彩的革命概念。随着大革命的开展,革命阵营中逐渐出现了“左派”、“右派”与“反动派”之区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滥用“反动派”称谓,在引发时人关注之余,也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定义“反动派”这一概念,进而明确革命的对手方究竟是谁。

统一战线思想的溯源与解码——西湖会议的时局分析与历史影响

西湖会议是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会议。会议的成功召开并取得重要成果由诸多因素汇聚而成。这些因素包括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孙中山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以及国共两党一致的革命目标。这其中,国共两党共同的历史使命是根本,共产国际与前苏联政府的助力有效克服了合作阻力,激活了国共两党合作动力,促成了革命力量的凝聚和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西湖会议为实现国共合作、完善新时代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启示。

抗战初期中共在山东的钱粮筹措

抗战初期,山东抗日根据地以军队政治动员的方式募集给养,也尝试与地方实力派组建联合政府统筹解决钱粮。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开始独立自主地建立政权,逐步走上政府征收钱粮的正规化道路。政权工作的滞后造成山东的财粮秩序长期混乱,直接影响了中后期山东财粮工作的优化升级。山东复杂的政治生态导致国共两党共建抗日根据地的设想最终破灭,借助与地方实力派的合作获取钱粮收效甚微。

“比进步”:抗战时期中共政治军事策略的二重奏

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战并建立起一种基于实力又区别于传统军事对抗的政治竞争关系。中共通过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共合作抗战,跟国民党“比进步”,树立政治上的先锋形象。全民族抗战是新的时代主题下最集中的合法性诉求,中共提出国共两党政治上的先进性问题,打造抗日模范军,在根据地进行纪律严明的群众动员,推动国共两党的政治改进。一切有利于促进团结、进步抗战局面及争取抗战胜利的努力,成为民众建立新的合法性信念的基础。“比进步”话语帮助中共在国共合作与竞争中,通过军事对抗以外的较量建立自己的政治话语甚至政治优势,起到了争取政治支持、扩大政治基础的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论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独立性和改造国民党的考虑、党组织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难题、党的生存环境变化带来的散漫情况以及对革命形势判断中争取领导权的认识,加强了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这一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持续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督,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注重加强党内教育,增强党内监督的自觉性;努力规避官位权势带来的腐败,出台反腐文件和强化专门机构。这一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价值,在政治方面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存在,在历史方面推进了国民革命的顺利开展,在现实方面提供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和统一战线发展的有益经验。

李大钊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探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形势激荡,波谲云诡。“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的革命目标,国共合作开展国民大革命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积极奔走,勇敢探索,在不同的角色中诠释始终如一的初心。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凭借自己的成熟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斗争手段化解了国共合作中的诸多难题,为中国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卓越贡献。

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特派员的突出贡献探析

农民运动特派员是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工作的一大特色,为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就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特派员的委任背景、农民运动特派员的培养和管理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农民运动特派员在大革命时期对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农民阶级意识的启蒙和中共影响力的提高等方面造成的影响进行探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新征程中,探析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贡献和经验,对推进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关于建设领导力量方面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厅

抗战初期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负责领导第三厅的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第三厅在抗日爱国宣传、启发民众觉悟、扩大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宣传高潮,而且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同时也使第三厅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与武汉抗战

武汉抗战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央外交代表团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武汉辛勤工作了10个月,为武汉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政治上,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建立两党关系委员会,亲自出任国民政府要职,践行两党组织形式的合作,力促国民参政会问世,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从而为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合作抗战奠定了基础。在军事上,大力宣传贯彻国共两党保卫大武汉的战略方针,开展军事统战工作,推动两党军队协同作战。在武汉沦陷不可避免时,又顺应变化,配合当局认真做好撤离武汉的各项工作。在宣传文化统一战线上,利用分管第三厅的合法身份,广泛地团结和凝聚无数文化名流,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引导进步媒体,反击反共逆流,宣传和推动合作抗战。

重评1925年“上海谈判”——兼论吴廷康、鲍罗廷的主张

1925年底,西山会议进行之中,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邀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至上海俄领事馆,"对党务谋所以调解";次日,又是在上海俄领事馆,在吴廷康的主持下,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与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谈判。对于此次"上海谈判",同为苏联人的国民党高等顾问鲍罗廷表示反对意见,对国民党右派持进攻立场。依据俄方解密档案,从分析吴廷康、鲍罗廷的思想入手,可以得出结论:"上海谈判"并不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华民族自觉是历史的概念,需将之置于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五四后的20年间,中华民族自觉渐趋深化: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解放"的奋斗目标;九·一八后国难当头,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共同体坚定的民族信念,便是其最重要的表征。国共关系的演变对时局发展起了关键性的制约作用,与此同时,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既已自觉,同样深刻地制约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换言之,中华民族追求自身解放,是民族的自觉,也是民族的大义,更是最大的民意,故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明晰此意,对于国共之所以能两度合作,以及抗战胜利后内战重起,国民党终归于失败,乃历史的必然,思过半矣。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不重视。之所以愿意和中共合作,与其对社会主义理论、苏俄的认识密切相关。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并受到普遍重视,许多国民党人也积极进行了研究和宣传。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各异、对联俄容共的政策有怀疑、对中共也有疑惧,但苏俄革命的成功与对华宣言的发表使国民党人普遍对苏俄抱有好感;希望以俄为师及苏俄对国民党的巨大援助坚定了孙中山与苏俄结盟的决心;而与苏俄结盟的意愿及对具有革命积极性的中共党员的欣赏更促进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革命运动的发展与中共奉天党组织的创建

中共奉天党组织是在奉天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国共合作的良好氛围下,共产党员于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在奉天进行革命活动。在共产党员的宣传和鼓动下,奉天爆发了支援五卅运动的"六十"运动,这为中共奉天支部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随即成立的"暑假大学",锻炼了一大批爱国进步青年,进一步宣传了马列主义思想,直接促成了中共奉天支部的成立。

“黄埔精神”及其近代实践论析

“黄埔精神”实指革命军人的爱国主义情操,其近代实践主要是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作指导,以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和国共精诚团结合作为保证,以武力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由于国共两党对三民主义各有不同的解读,并牵涉到对革命领导权的潜在争夺,由此而引起党争日趋激烈,“黄埔精神”在当时的实践中遭受磨损。“黄埔精神”与孙中山的革命遗志一脉相传,对于当今“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伟业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1980年代以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述评

1980年代以来,学界对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了多维度、深层次和全方位的理论探讨与实证考察,并聚焦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缘起、发展过程、破裂原因、重要意义和相关人物等几个方面。不难发现,关于1980年代以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研究,呈现出研究渐趋深入、创新意识引领和理性心态关照等显著特点。当然,若要继续深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研究,既要跳出传统的思维框架,还要具备新的问题意识,挖掘新的文献资料,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期获得新的学术进展。

“平型关大捷”散论

平型关大捷是全面抗战初期华北战场对日作战取得的重要战果，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国人士气，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显示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巨大力量，是国共合作抗战的典型。平型关大捷所彰显的中华民族不畏强敌顽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抗争精神，国共配合、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研究平型关大捷，挖掘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两支军队合作抗战的史实，对于凝聚民族向心力，发扬抗战精神，实现祖国统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与三民主义论战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确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关系。但由于两党各自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是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国共双方发生了一场关于三民主义的激烈论战,共产党人就真假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激烈的辩论。这次论战对国共两党未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