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国民革命的重估与自省

抗战时期,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关口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回看国民革命,是一个极具意味的话题。相同的盟友,类似的统一战线策略,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这些境遇促使中共对自身过往作出认真的回顾与反思,有了直面历史的可能。一般的历史叙述都会强调作为幼年时期的中共在国民革命时期,尤其是后半段,由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失去了革命领导权,最终导致了失败;在抗战时期,中共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因而各方面工作有了充分发展。但重新审视战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大革命的认识与表述,却并不完全与既定的历史表述相吻合,相当一部分人更多地抱有正面的观感。对于国民革命的反思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持而完成的。同时受制于种种因素,批评又相对克制、含蓄。历史运行实态、抗战时期中共对大革命的认知以及后来的历史叙述,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透露出历史深处的复杂与微妙。

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黄埔建军的线索之一

在1924年筹建黄埔军校前后,广东革命政府所辖的各派军队也基本建立各自的军校。各军自成系统,各校各自为政。随着广东军政逐渐统一,军事教育开启整合进程,作为军事教育龙头的黄埔军校逐渐合并其他军校。1924年10、11月,吴铁城所属广东警卫军讲武堂、程潜所部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1925年6月平定杨刘滇桂军叛乱中,滇桂军所属的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也整合进入黄埔军校。1925年底国民党中央决议统一军事教育方案,决定“打破地方主义”,各军原有学校一律裁撤,归并黄埔军校统筹办理,军校名称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事教育整合是广东军政统一的组成部分,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军政形势变动以及高层与底层的革命力量,均是军事教育整合的助推力量。黄埔军校之所以迅速发展,得益于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这是理解黄埔建军的重要线索之一。

一名共产党员学生眼中的黄埔军校——以《张隐韬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黄埔军校是一所国共合作开办的学校,对国民革命的顺利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黄埔一期生、早期中共党员,张隐韬留下的个人日记,详细记载了黄埔早期招考和他在黄埔一期学习、训练及生活的实况,乃至对广州商团事变的个人观察,极具历史价值。从张隐韬的视角,可以看到兼具学生和早期共产党员身份的人眼中的黄埔军校。

“另造一个民族党”:中共创建民权运动大同盟及其余波

1922年6月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主要是与国民党合作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共最初反对共产国际提议的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希望建立党外合作。在党外合作遭孙中山拒绝后,中共党内产生抛开国民党,“另造一个民族党”并与之合作,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备用方案,并由此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为“第三党”之预备。西湖会议上中共迫于共产国际压力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但此后由于苏俄与国民党的联盟尚未完成,国共党内合作亦未入正轨,中共继续发展民权运动大同盟这一预备“第三党”。及至“二七惨案”使中共认识到必须与国民党切实合作且国民党已改组巩固,民权运动大同盟才逐渐停止活动。由此观之,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偶遇胡适并劝其组党,则可视为中共在国共合作发生危机时,“另造一个民族党”方案的再度尝试。

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厅

抗战初期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负责领导第三厅的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第三厅在抗日爱国宣传、启发民众觉悟、扩大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宣传高潮,而且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同时也使第三厅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与武汉抗战

武汉抗战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央外交代表团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武汉辛勤工作了10个月,为武汉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政治上,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建立两党关系委员会,亲自出任国民政府要职,践行两党组织形式的合作,力促国民参政会问世,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从而为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合作抗战奠定了基础。在军事上,大力宣传贯彻国共两党保卫大武汉的战略方针,开展军事统战工作,推动两党军队协同作战。在武汉沦陷不可避免时,又顺应变化,配合当局认真做好撤离武汉的各项工作。在宣传文化统一战线上,利用分管第三厅的合法身份,广泛地团结和凝聚无数文化名流,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引导进步媒体,反击反共逆流,宣传和推动合作抗战。

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华民族自觉是历史的概念,需将之置于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五四后的20年间,中华民族自觉渐趋深化: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解放"的奋斗目标;九·一八后国难当头,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共同体坚定的民族信念,便是其最重要的表征。国共关系的演变对时局发展起了关键性的制约作用,与此同时,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既已自觉,同样深刻地制约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换言之,中华民族追求自身解放,是民族的自觉,也是民族的大义,更是最大的民意,故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明晰此意,对于国共之所以能两度合作,以及抗战胜利后内战重起,国民党终归于失败,乃历史的必然,思过半矣。

重评1925年“上海谈判”——兼论吴廷康、鲍罗廷的主张

1925年底,西山会议进行之中,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邀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至上海俄领事馆,"对党务谋所以调解";次日,又是在上海俄领事馆,在吴廷康的主持下,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与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谈判。对于此次"上海谈判",同为苏联人的国民党高等顾问鲍罗廷表示反对意见,对国民党右派持进攻立场。依据俄方解密档案,从分析吴廷康、鲍罗廷的思想入手,可以得出结论:"上海谈判"并不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不重视。之所以愿意和中共合作,与其对社会主义理论、苏俄的认识密切相关。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并受到普遍重视,许多国民党人也积极进行了研究和宣传。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各异、对联俄容共的政策有怀疑、对中共也有疑惧,但苏俄革命的成功与对华宣言的发表使国民党人普遍对苏俄抱有好感;希望以俄为师及苏俄对国民党的巨大援助坚定了孙中山与苏俄结盟的决心;而与苏俄结盟的意愿及对具有革命积极性的中共党员的欣赏更促进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革命运动的发展与中共奉天党组织的创建

中共奉天党组织是在奉天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国共合作的良好氛围下,共产党员于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在奉天进行革命活动。在共产党员的宣传和鼓动下,奉天爆发了支援五卅运动的"六十"运动,这为中共奉天支部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随即成立的"暑假大学",锻炼了一大批爱国进步青年,进一步宣传了马列主义思想,直接促成了中共奉天支部的成立。

“黄埔精神”及其近代实践论析

“黄埔精神”实指革命军人的爱国主义情操,其近代实践主要是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作指导,以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和国共精诚团结合作为保证,以武力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由于国共两党对三民主义各有不同的解读,并牵涉到对革命领导权的潜在争夺,由此而引起党争日趋激烈,“黄埔精神”在当时的实践中遭受磨损。“黄埔精神”与孙中山的革命遗志一脉相传,对于当今“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伟业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1980年代以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述评

1980年代以来,学界对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了多维度、深层次和全方位的理论探讨与实证考察,并聚焦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缘起、发展过程、破裂原因、重要意义和相关人物等几个方面。不难发现,关于1980年代以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研究,呈现出研究渐趋深入、创新意识引领和理性心态关照等显著特点。当然,若要继续深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研究,既要跳出传统的思维框架,还要具备新的问题意识,挖掘新的文献资料,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期获得新的学术进展。

“平型关大捷”散论

平型关大捷是全面抗战初期华北战场对日作战取得的重要战果，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国人士气，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显示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巨大力量，是国共合作抗战的典型。平型关大捷所彰显的中华民族不畏强敌顽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抗争精神，国共配合、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研究平型关大捷，挖掘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两支军队合作抗战的史实，对于凝聚民族向心力，发扬抗战精神，实现祖国统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与三民主义论战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确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关系。但由于两党各自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是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国共双方发生了一场关于三民主义的激烈论战,共产党人就真假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激烈的辩论。这次论战对国共两党未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动员对中国国家认同的影响

国家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条件之一,国家认同感是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心理基础。基于外争主权内争民主的抗日战争对推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的政治动员,也在增强中国人民的国家主权观念和"我者"与"他者"身份概念的民族意识、培育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确立与发展的公民主体意识,以及促进人们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形式的认同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正面影响。

中共从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变及原因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采取何种方式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经历了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变,其转变的原因:革命斗争的需要;孙中山坚持党内合作;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马林的主张。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思想演变探析

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先后历经临潼兵变、应对南京方面武力讨伐、送蒋还京三个重要阶段,由此面临着三次重大思想抉择,形成了从扣蒋、释蒋到送蒋的思想演变历程。引起张学良思想剧烈演变的原因,固然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以及"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有莫大关系,但也不能忽视当时错综复杂历史背景下的非常动因。具体而言,西安事变后国内外近乎"一边倒"的舆论压力与谴责、南京方面武力讨伐派的军事进攻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空前严重的内战危机、西安内部在"释蒋"问题上的纷争与严重歧见,都是促成张学良采取断然措施、实现从扣蒋转向释蒋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张学良而言,无论扣蒋、释蒋还是亲自送蒋,都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张治中国共合作思想研究

张治中因其炽热的爱国情怀、践行三民主义的理性需要和对中共国际背景的考量,坚决主张国共合作。其国共合作主张历经"拥蒋和共""弃蒋和共"和"在海峡两岸之间穿针引线"三个发展阶段。他先后提出容共、多党制和容于共三种国共合作形式。张治中的国共合作思想与实践是推动新疆和平解放的重要因素,但无法阻止整个国共内战的爆发。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抗战指向

毛泽东之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急迫的现实需要和明确的针对性,可以说其直接指向抗日战争。概而言之,其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出于中国共产党实现战略转变的理论需要;二是出于国共合作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理论需要;三是为了回应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力量"提出的所谓"中间路线"、"中间道路"的政治主张;四是为了回应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社会舆论对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怀疑和责难。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思考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抗战指向,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和民族精神,继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仍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试论毛泽东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贡献

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为两次国共合作作出重要贡献,他是国共合作的积极倡导者、有力推动者和坚定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