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的象征》与中国新文学关系考辨

厨川白村文艺论著自"五四"以来进入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学院文化、社会文化认识或接受的不同,看到鲁迅与周作人截然有别的认识和理解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鲁迅译介《苦闷的象征》等文艺论著具有独立特征,使之在中国新文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并显示出他与厨川之间的差异;他通过与俄国文学的联系,深化了厨川文艺论著蕴含的生存意志论、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体现了中国新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独立形态和意义。

情绪主观:文艺进化的主流——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

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情绪主观是文艺的始终”的主张上 ,他认为 ,不同时代出现的不同流派 ,都是文学的支流 ,尽管在当时风靡盛行 ,但是终不会替代“情绪主观”的主流文学。主流文学也许会在特定的时期 ,由于某种原因沉入河底 ,但那仅仅是暂时现象 ,终究还会容纳纷至而来的各种支流 ,又以崭新的姿态 。

鲁迅的“战士真我”及其译作《出了象牙之塔》

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深刻地影响了1925年前后鲁迅超越生存虚无、回归“战士真我”的重大生命抉择。鲁迅翻译《出了象牙之塔》不仅在时间上与他创作《野草》,“决战虚无”的时间1925年基本同步,而且,在肯定积极的虚无体认以及真正生命价值创造的哲学意味上,在推崇“批判——反抗”现实的“战士”生命方式上,《出了象牙之塔》都与《野草》有着内在的联系。

论厨川白村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对周作人的文学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灵肉一致”的理想人性、个人与人类的统一、“苦闷的象征”以及小品文理论四个方面,周作人受到厨川白村的启发,但也有自己独特的思考。

厨川白村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传播

厨川白村在"五四"时期被翻译过来,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五四"落潮后,厨川白村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达到高潮,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厨川白村的影响;1927年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为文学的主流,厨川白村的影响逐渐式微,但仍不乏知音。厨川白村的文艺观既包括文艺发展史观,也包含具体的文艺问题,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偏颇,但他的影响却是广泛而深远的,贯穿了整部中国新文学史。

聚焦生命:鲁迅与厨川白村

从生命主体性和有限性为本质内涵的“中间物”意识出发,鲁迅直面生命的孤苦并进行“绝望的抗战”;厨川白村也承认生命的主体性和有限性,却以“宇宙人生的大生命”最终消解之并体悟到“生命的共感”,作出“苦闷的象征”的生命抉择。然而两人不同的生命体悟却包孕大致相近的气象,确证生命的“行走”或“动底”状态,在永恒的“当下之行”中展露生命的自由。

在认识中阐释生命本体——鲁迅与厨川白村文艺观比较

文艺本体论和认识论文艺观代表了西方文艺美学发展史上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但在鲁迅和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中却出现了合流的趋势。这既是对二人文艺观的重新解读,揭示出鲁迅接受厨川白村的深层原因,也是对当代文艺学发展趋向的展望。

《苦闷的象征》思想渊源探析

《苦闷的象征》是厨川白村的遗作,也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该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鲁迅的关注。由于鲁迅等人的积极译介,厨川白村及其作品在中国文学领域名声鹊起。他的文学观契合了鲁迅当时的文学思想,也影响了鲁迅的文学创作。学界关于厨川白村与鲁迅的比较研究尚处于一般引述状态,而关于厨川学术思想的渊源方面还有待深入探讨。厨川白村文学思想的显性源头在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之中,而其隐性的渊源则在马克思学说中。马克思的劳动学说是厨川白村改造日本国民性的重要参照,这也是《苦闷的象征》超越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厨川白村与弗洛伊德

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生命力受了压力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主张上,他的这一文艺主张显然有独到之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很大影响,但是他的接受态度还是客观的,他从苦闷产生的原因为性的压抑和消解压抑的途径这两个方面批判并补充了"精神分析学说"。

略论厨川白村与胡风文艺观之异同

胡风文艺观深受厨川白村影响。厨川白村关于文学的主体性、文学的创作规律以及创作主体与现实客体相互关联方面的论述予胡风以重要的启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风格独特的文艺理论家,胡风吸取了厨川白村理论的精华,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严密而精深的文艺理论体系。

鲁迅的革命与政治之“眼”

作为知识人的鲁迅如何理解、阐释并促进中国的革命问题是鲁迅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关于鲁迅与革命文学的研究,或者纠缠于“革命文学能否成立”和“什么人具备资格”(革命人能否成立)的问题,或者引用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中与其言论表达相似的观点作为证据。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生活、文学、政治、革命之间的转换机制问题,而这个问题更多地涉及鲁迅如何形成革命文学观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鲁迅所弃译的厨川白村和鹤见祐辅的几篇关于政治、文学与民众关系的文章则可以作为重要参考。

放不下的苦闷——厨川白村创作论视域下的《弟兄》解读

以鲁迅翻译厨川白村著作前后的生活境遇为基点,将《弟兄》置于白村创作论的框架之下进行观照。以《弟兄》产生的缘由、凸显于其中的鲁迅的生命的力以及象征手法的运用这三个维度来展示该篇小说的创作机制并由此窥探根植于鲁迅内心深处的苦闷与焦灼。

柏格森、厨川白村与胡风

胡风的文艺理论较多地吸收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厨川白村的文艺心理学的影响,柏格森生命哲学中的“绵延”、“直觉”概念及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的文艺观,影响了有“主观战斗精神”的胡风文艺理论。

“文艺是苦闷的象征”——丰子恺与厨川白村文艺观之比较

丰子恺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认同厨川白村"文艺是苦闷的象征"的相关论断,与厨川白村一样关注个体生命的精神世界。但是,情感体验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关系以及对人格自我完善的坚持,使丰子恺对"苦闷"的接受、对"本我"的解读以及对"文艺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认识与厨川白村颇有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决定了丰子恺对厨川白村只能走近而没能融入。

从“白日梦”到“苦闷的象征”——论厨川白村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接受与批判

"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这一思想明显是受到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性意识升华理论的影响,但是,他去除了弗洛伊德理论某些生理学因素,注入社会学因素,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

厨川白村与周作人文学史建构比较

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厨川白村和周作人都很注重文学史理论形态的建构,都偏向于以逻辑形式来反映文学史进程,而不是单纯地描述文学史现象;同时这种建构模式都有它的现实指向性。另外,文学史作为一种对文学现象历史的研究,必然要涉及治史思维。从文学史关注的倾向以及发展的进程来看,他们的治史思维有同也有异。

中国厨川白村研究评述

厨川白村是活跃于日本大正文坛的著名文艺思想家、批评家和理论家。从20世纪初开始,厨川白村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坛译介的重要对象。在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初,他的九部主要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并多层面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坛的一批重要人物,他与中国现代文坛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对象。本文拟对中国的厨川白村研究状况作一梳理和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