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相和三调及相和五调

本文认为相和三调及相和五调、是三种和五种常用并可以互相转犯的关系调,而且指出它们的具体调高和关系等等。文中对楚调、尤其是侧调的调高、名称及特性等等作了较详尽的考察思辨。

从音乐文化交流的规律性看苦音形成问题 2002年6月,以副院长靳学东教授为首的我院考察团应邀赴俄罗斯访问

本文系作者《西北苦音与音乐文化交流》一文的续篇。文中结合运用广泛的材料,注重对民族文化交流深层规律的探索,具体从概念的区分与明确、发展中的吸收与创造、民族音乐体系的稳定性和华夏民族语言的制约性等方面论析总结,揭示了民族音乐文化发展与稳定的一些必然性。文章最后还提出了形态实证的问题,并指出,只要将音乐文化交流关系的研究与音乐自身内在依据的寻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对苦音特殊性的形成得出一个满意的结论来。

唐省试诗影响主流诗歌史的方式之一——苦吟(锻炼)的创作态度

苦吟作为一种创作态度,意味着创作者对诗歌创作的执着、专注,对诗歌艺术完美性的主动、不懈的追求和写作中不轻下一字的谨重,是锻炼发展到极致的状态。苦吟同时也意味着创作者身心甚至生活境况上的苦痛状态。苦吟现象出现于唐,盛行于中晚唐,是诗歌形式发展以及唐代以诗取士制度的产物。苦吟而成的诗歌,其风格往往偏于雕琢刻削,这种风格与省试诗的要求相符,虽然一些诗人并不赞同这种风格,但苦吟的创作态度却为广大诗人所接受,并对中晚唐以及宋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是省试诗对诗歌史产生影响的一种重要方式。

略论《诗人主客图》之“清奇僻苦派”

根据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对部分中晚唐诗人划分为六个派系,而后世学者对这种流派的划分方式多有异议,还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清奇僻苦"一派划分也不合理的状况,结合这一派诗人的生平,对诗人的诗歌进行深入研究,以说明张为《诗人主客图》对这一派划分的合理性。

“苦吟”含义寻绎

"苦吟"是中晚唐时期之重要诗坛现象。对于唐人"苦吟",李嘉言先生认为有"生活苦"、"思想苦"、"态度苦"三个方面的含义。今本于唐代苦吟诗人诗中所论及相关材料,就此三点,寻绎"苦吟"之含义。

何绍基诗歌创作中呈现出的师承渊源

何绍基是晚清宋诗派中最有成就的诗论家和诗人,其诗歌创作中呈现出的师承渊源非常丰富。何绍基一生不论为人、治学还是写诗作文皆服膺苏轼,苏轼忠孝节义的道义心性,旷达乐观、洒落超迈的胸襟,格物致知的进取精神与谐趣睿智的人格魅力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何绍基的诗作中除了对苏轼诗句的借用、比喻手法的吸收以及大量次苏韵等表象外,还在谐趣、理趣、儒者伦理的追求等方面得苏诗之神韵。随着阅历的变化,何绍基寄韵白居易,创作了讽喻诗,语言平易流利,不避口语俗语。晚年的何绍基心境较为黯淡,师法对象再次发生转移,"自将诗心比郊岛",企望"敲诗""苦吟"而达到"人夸奇想自天来",寒瘦之诗成又一风貌。

“峭冷”诗人“清峭”诗——兼论姚合诗歌对中晚唐苦吟诗风的创新

姚合是中晚唐之交的重要诗人,他所开创的"武功体"不仅影响了当时一代诗坛,而且对晚唐五代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到南宋时被大力发扬,形成"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局面。然而姚合历来被认为是"苦吟"派诗人贾岛的后继者,其独特的地位没有得到彰显。本文着重分析姚合诗风的独特性,以及对中晚唐苦吟诗风发展的贡献。

诗僧贯休之诗论

贯休是晚唐时期一位重要的诗僧,著有《禅月集》,其诗风追踪李白,以豪迈、崛奇为特征。同时,贯休的诗歌主张也大可值得注意,其诗论观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极称李白"碧海掣鲸"的诗歌风格;崇尚清澹的诗歌意境;写诗主张"苦吟"。

南唐“苦吟”新变及其审美意义

“苦吟”是中晚唐诗坛上开始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对古典诗歌发展影响重大。唐宋之际诗歌重镇南唐的“苦吟”之风产生了新的变化,“苦吟”诗作语言清丽淡雅、善于描摹物态,对传统诗歌意象的含义和作用进行了显著的再造。这一变化深刻反映了唐宋之际诗歌创作群体及其创作心态的演变,并对后世全新审美范型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三十年苦吟研究述论

苦吟在唐代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风气。作为一种表达行为却很早出现,并且贯穿了古典诗歌发展的整个过程。对于如此独特持久的文学现象,学界并未充分重视和深入挖掘。迄今为止,苦吟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近三十年。本文对近三十年来苦吟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勾勒,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看法,并展望了研究前景,以期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寻求一条新脉络提供借鉴。

苦音记谱与调式辨别——从苦音宫调再谈调式辨别问题之一

文章从苦音记谱问题切入 ,首先指出了调式与记谱关系上的一种绝对化的认识 ,然后重点剖析了苦音调式辨别的多数论、习惯论 ,揭示了这类观点、方法的盲目性的本质 ,表明了在调式辨别和宫调研究中增强理性自觉。

论“为文造情”的历史合理性——兼论“拟代”诗风与“苦吟”精神的文学史意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为情造文"这一范畴。与"为情造文"相比,"为文造情"的影响是负面的。然而,从文学发展历程看,"为文造情"能长期存在,一定有其合理性。魏晋六朝的拟代现象与中晚唐以后盛行的"苦吟"风尚,都与"为文造情"有密切关系。"为文造情"可以使作家不受"以讽其上"政治教化目的约束,自觉追求文学的形式美,从而拓展文学语言的表现力,使文学逐渐摆脱经学的藩篱,朝着纯文学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