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地质学的百年学科发展

孙中山先生1924年创办国立广东大学时,理科学系就有地质学科。地质学系成立初期就以高水平建设为起点和聚焦岭南地区为特色,引进了诸多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任教。1927年成立两广地质调查所,极大提高了野外实践能力的培养。高起点的学科设置和一流师资,以及具有国际视野的地质学理论在中国南方的早期应用形成了融入欧洲学派和具有岭南地域特色的学科特点。中山大学地质学高等教育在近代史民主革命时期具有领先地位,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解放后,中山大学地质学科经历了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以及多次艰难的专业复办和调整过程。尽管如此,地质学科结合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先后创办了地质工程、宝玉石与矿物材料、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等新兴学科培养方向。自2002年再次成为独立建制的地球科学系之后,在国家改革开放良好的区位条件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下,地质学科重新走强,目前已建设成地质学、地球物理、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的高等学校专业人才培养基地。现在位于珠海校区的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以崭新的面貌和高水平的科研教学平台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地质学科优秀学子和国内外科学人才。

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

文章是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关系的一项研究。在清末， 清皇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日渐衰落，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早已风雨飘摇的清朝统 治顷刻瓦解。革命党人掌握政权后，作了很大努力，希望把政府的权威贯彻到各个乡村、 街区。但他们既无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控制系统，又不能修复和重建旧的社会控制系统， 所以，在“二次革命”中也迅速失败了。清朝广东政府未能维持其统治秩序，其重要原因 是官吏的腐败和士绅的衰落。而革命党人不能建立新的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同盟会在政权 问题上缺乏理论和干部准备，而且，革命党人在城乡各阶级、各阶层的居民中都没有找到 自己政权的支持力量。文章还认为，由于广州地区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广州地区的 情况当有一定典型性。

走向“统一”的广东省货币金融——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区域性案例分析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国民政府力图在广东推行中央法币、收兑地方性货币毫券,完成法币改革。宋子良、蒋介石、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层先后赴广东主持货币金融改革,1937年6月全面开启统一两广币制的计划,一时成效可观。然而,在紧随而来的战争格局下,国民政府却不得不采取沿用毫券、增发毫券,甚至使毫券国币化的举措,以维持对敌金融作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广东省货币改革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货币变革的区域性特点,也为我们反思法币改革究竟在何种范围、何种程度上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例个案。

《客英词典》及其中外作者

英国长老会差会纪多纳(Donald MacIver)和李威廉(William Riddel),于1879年前后来到粤东客区,成为该会在客家地区宣教的急先锋。为方便在客家人中宣讲基督教教义,纪多纳等人潜心研究客家方言并着手编著《客英词典》,于1905年首版,1926年由玛坚绣(Murdoch C.Mackenzie)主持修订再版。本文根据教会档案等原始文献资料详细讨论了《客英词典》一书的基本情况并考证了《客英词典》的外国作者纪多纳、玛坚绣生平及其来华在客属地区传教的情况;中国合作者彭景高,黄兆衡等人的籍贯、生平以及参与《客英词典》编纂的情况,以期复原《客英词典》一书的编纂历史背景并解决其历史基础方言问题。

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与私营侨批业经营关系研究

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与具有竞争关系的私营侨批业曾走向合作经营。研究表明,战时环境是促成这一转变的诱因,互利互惠则是双方合作能够持续至抗战胜利的深层次原因。在此过程中,广东省银行依托自身的官方背景和地利优势为侨批业提供批路安保、转驳侨款、接济头寸等服务,侨批业则解决了该行在侨汇揽收和解付环节上的短板,并在经营管理方面提供了一些经验借鉴。双方合作卓有成效,为充实正面战场的军备物资、赢取日伪发动的华南经济战乃至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牟利是侨批业的本质属性,抗战时期与政府银行的合作妨碍其实现利益最大化。抗战胜利后,为寻求更大的汇兑利益,侨批业势必要挣脱广东省银行的控制而寻求自主经营,而战后彼此关系的调整又缺乏强有力的机制化保障,由此双方重新走向了竞争和争夺。

慈善“政治化”:抗战前广东仁爱善堂的创立及其活动

民国中期广东民间慈善组织呈现"萎缩"的趋势。此种背景下,1934年陈济棠倡导创办官办型慈善组织——广东仁爱善堂。而官办慈善组织以其特有的公共优势和号召力,充分调动社会各界资源,积极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尤其在施医赠药和救灾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它能够通畅地运转,并最终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重要的原因是官办慈善组织有充足资金保证和救济社会的号召力。

伪满末期的日系中文报与报人研究——以康德新闻社的兴亡为中心

康德新闻社是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实际控制伪满洲国实权的关东军经过三次的新闻整理最终整合而成的舆论侵略机构,它作为关东军言论统治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在伪满后期的言论体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目前中日两国对于伪满后期的中文报刊,特别是康德新闻社的体系探究尚存在极大的空间。解析日本各地发现的相关康德新闻社资料,勾勒康德新闻社的组织构成、主要职员的面貌及最终结局,对伪满时期的东北新闻史研究进行补全。

岭南风土人情对外译介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以《中国丛报》文本为例

美国第一位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旨在向西方译介中国社会状况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1832-1851),其中关于岭南风土人情的专栏与报道采用了"异化"选题、地名/人名/专有名词之"粤语注音+意译"、岭南文化负载词+副文本、讲故事的叙事方法、中西文化比较之评论等跨文化传播策略。对岭南风土人情译介活动及其文本的跨文化传播规律的认知,有助于人们了解19世纪上半叶在华外国人对外译介中华文化与岭南风土人情之史实,进而深入理解在华外国人关于岭南风俗和中国文化认知过程中产生的偏差和误读。

张之洞与清末广东钱局的创建

对广东钱局的规划与营建进行考察,一方面了解该时期西方工业文明进入中国时的发展状况,对研究清末洋务工业、尤其是张之洞在粤、汉等地经办的各类工业建筑有十分重要的帮助;另一方面,有助于正确把握洋务运动时期晚清地方官员的文化心态和调适策略。

博济医院与广州公共卫生事业

博济医院是近代华南最有影响力的教会医院，也是最早把公共卫生的概念和实践方法引入广州的机构。晚清时期，其进行的赠种牛痘、瘟疫救治、卫生宣教等活动，向民众展示了公共卫生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民国时期，其与政府和社会组织广泛合作，举办学校卫生、妇幼保健、传染病防治和流行病调查等，主动服务社会人群。20世纪30年代，博济医院又将公共卫生活动拓展到广州周边农村地区，促进了乡村与城市医疗卫生服务的衔接，其构建的三级医疗系统，为中国乡村医疗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示范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