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其人其事及其文化遗迹遗存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李端棻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近代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为推动变法维新、发展中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应大力弘扬其爱国忧民、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人文精神,加强对其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为地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服务。

论李端棻“承思启行”的学制改革设想

李端棻的学制改革设想产生于急需兴学以济时艰的社会背景下,根据本土国情,结合西方教育制度,对学校设置、师生来源、课程设置进行详细而完备的规划,对中国学制近代化发展具有"承思启行"的重要影响,促成我国学制近代化改革从设想走向实践,为清末新政时期的学制改革提供蓝本。

论清季李端棻教育及图书馆思想——基于《请推广学校摺》一文的考察

作于1896年《请推广学校摺》一文,是维新运动时期深具指导性的重要文献,集中体现了李端棻对于时事政局的观察与对国是民依的思索,也高度概括了这位维新思想家教育及图书馆思想:构建并完善府县、省、京师三级办学体系;有效解决办学经费的途径;选拔优秀人才以充教习;积极创建全国图书馆系统。若按上述构想予以实施则国家崛起、民族复兴之伟业可期!

维新之艰难兮,公缔其始——纪念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一百二十周年

1896年,李端棻上《推广学校折》,面对当时我国"时事多艰,需才孔亟"的现状,通观全局,统筹兼顾,进行了切中时弊的分析,主张"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提出了一整套富有革新意义而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新教育的方案,而且为光绪帝采纳,成为戊戌维新的主要内容之一,并较快地付诸实行,推动了我国教育走向近代化。

李端棻、张之洞与百日维新

李端棻、张之洞两人具有特殊关系,两人在百日维新中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和作用。然而,由于政治目的和政治品质的不同,两人在百日维新中所起的作用迥异。

纵横术对李白思想及行事之影响述论

李白青少年时期跟随赵蕤学习纵横之学,其一生思想及行事皆深受影响。《长短经》乃纵横之学的集大成,李白的帝王师思想,激励其得君行道,经世济民,积极追求建功立业;婚赘于许氏、宗氏及入永王幕也是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李白的政治理想是帝王师,建功立业,其生活理想乃高蹈隐居,问道求仙,因而功成身退乃其人生的最高理想。平交王侯的思想,是对士之才具的自信与肯定,乃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纵横之学以宏阔的视野,通达的知识,秉要执本,颇具辩证性思维,不拘一格,能够认识矛盾的互相转化。因而,李白能够将入世与出世的矛盾统一于一身,对战争有全面客观的认知,对孔子与儒学亦能见其本质,既有赞扬亦有批评;而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得李白怀有强烈的时光流逝而功业无成的焦虑,对现实的昏暗与不公,予以强烈的批判。纵横之学,使李白高迈的情性和疏放的天性,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段皖系当政与北洋派的衰落

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入主北京政府后,北洋派控制下的中央政权明显衰落.究其原因除段皖系本身实力较弱外,与黎元洪、冯国璋等不合作,统治集团内部一再发生争端也大有关系.

《断发记》作者考辨

有关《断发记》的作者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李开先作，一为无名氏作，其中李开先作《断发记》为大多数人的看法。该文分别从版本、音韵等角度逐一加以考辨探析，提出《断发记》的作者不可能为李开先，只能是无名氏。

女性意识的增长与女性词选的出现——宋、明人选录女性词人的定量分析

词选对女性词人的选录在中国女性词史乃至整个女性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宋人词选中,李清照词备受青睐和关注,但女性词人群体整体上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明代中后期,随着女性词坛的活跃与词选家女性意识的增长,女性词人群体受到关注,出现了第一部女性词选《名媛诗纬初编诗余集》,其编者王端淑关注本朝的女性词创作,并且着意提升女性作家的文学地位,这一演进历程颇堪玩味。

论唐大历才子李端的诗歌体式及其美学风格

唐大历才子李端的诗歌各体兼备各具特色:七律明净清丽、浏亮工整;五律锻琢工稳、奇逸清华;五七言绝句体情细腻、含蓄隽永。李端的古风歌行高于大历诸才子,其七言歌行韵调流畅、气势飞动,五言歌行清音古致、婉转惆怅,最得乐府神理。其歌行的韵调气势,情致遣词,在中唐诗坛中占有一定地位和影响。

李俊民、段氏二妙诗词文用韵考

金代山西人李俊民、段成己和段克己诗词文的用韵可归纳为18部,但同时也存在许多不同韵部之间的通叶现象。经过与宋代西北方音等的比较,并联系现代晋语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不少合韵应该就是金代晋语特点的反映。

李端诗人名考

李端是唐代大历年间诗人,学术界对李端生平及创作研究一直没有引起重视。本文在拙作《李端新考》基础上,进一步对李端诗集中所涉及人名进行考析,为进一步研究诗人生平及创作奠定基础。

李端棻家世考

文章针对李端棻家世中存在的诸多空白点进行考证、补充。李端棻父系家族原籍湖南省清泉县,至清乾隆年间始定居贵州贵阳,迄今二百余年。贵阳李氏对入黔始祖及以上家世知之甚少,通过考证得知李氏入黔始祖李之治及家人入黔,与当时国家鼓励向贵州移民有关。李端棻母系家族何氏先祖原籍安徽,明初时随戍边部队入贵州,后定居贵阳,迄今约六百年。何氏家族进入贵州后很快由武转文,自明万历年间何图出中举起,代代有举人、世世为官宦,逐渐成为贵阳有名的书香官宦世家。深厚的家学渊源,亦滋养了李端棻的成长,使其成为提出构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先驱,更使他成为助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人物。

曹元弼《覆段熙仲书》考释

曹元弼、段熙仲为近现代经学大家,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曹元弼覆段熙仲书札一封。本文在校录书札的基础上,就书札所涉及之房室之制、《礼经》校勘、《礼经》之例等三问题及此札撰写时间、曹段二氏经学思想之异同予以考释。

重估北朝对中国科技发展的作用——评李海、段海龙《北朝科技史》

《北朝科技史》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一部论著,填补了北朝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该书不仅全面反映了北朝科技发展状况,包括度量衡、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医学、地理、建筑、手工技术、食品加工技术等领域,而且重点阐述了各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代表人物,如刘徽、贾思勰、郦道元、裴秀、张子信等,也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科学著述,如《孙子算经》、《齐民要术》、《水经注》、《正光历》等做出了系统评述。

太极动静问题比较研究——从朱熹到李滉

太极动静问题是自周敦颐"太极动而生阳"思想提出以来,宋明儒家讨论较多的话题之一。朱熹视太极为至高本体,然而在其广大精微的思想体系中,太极动静问题存在双面性。这也给后儒,尤其是曹端、薛瑄等人造成了理论诠释上的诸多困扰,为此,他们二人提出了"活理"思想,认为理自身可以动静,从而提升了太极或理的能动性。韩国学者李滉提出了"理自会动静"的理动论,在解决了朱熹太极动静思想双面性问题困扰的同时,也为自己"四端""七情"的性理学体系建造了通畅的诠释路径。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注释商榷一则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文选》"郑伯克段于鄢"一则中"郑武公娶于申"中的"申"应指西申,而非邑谢之申。申戎与申国有别。西申与谢申和西周之亡都有关系。又"郑伯克段于鄢"的"鄢"应为"邬"之误。

赵树理的创作生涯与社会政治学模式

历来的赵树理研究,均未能从一个时代文艺模式的兴起与衰落上,来说明赵树理的创作生涯。赵树理的作品和他本人的经历,对于社会政治学模式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赵树理本与民间文艺有深厚的联系,有长期运用民间形式写作的经历。赵树理的小说确实可以看作是雅俗交汇的产物。赵树理是当时新文艺方向的代表。当他上升为整个文艺界学习的榜样时,并且要求他的创作符合于某种文艺理论的全面要求时,赵树理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对他的要求了。一方面赵树理确应提高一步,提高其作品的概括性,但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学模式所要求的典型形象中有着一种观念化的设定,这同赵树理向着实际的、易于吸纳事物复杂性的眼光,又难以协调。还有一个矛盾,即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赵树理主要是在一种民间大众文艺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他所熟悉的是如何适合群众的阅读欣赏习惯来写作的。赵树理遇到此种历史的尴尬,就其实质而言,反映了大众化文艺运动在走向全国后所面临的发展困难。社会政治学模式的观念设定,连像赵树理这样曾在为政治作宣传上获得一片喝彩的作家都难以适应了。与农民自在的文艺有着血缘联系的赵树理,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他应在思想的深刻性及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上,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并愈益具有世界性的艺术眼光才行。赵树理虽集雅俗于一身,却是俗多于雅,因而他应向着雅的方向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他的创作存在三个缺点:一是"重事轻人",二是"旧的多新的少",即"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但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三是"在一个作品中按常规应出现的人和事,本该是应有尽有",但因求速效,而将作品中应该有脑子里却没有的人和事省略了,"结果成了有多少写多少"。对这三个缺点的认识,表明赵树理对于他50年代初强调的"赶任务"写作的主张有了理性上的否定。赵树理的颓势是显然的:一是他的写实作风难以适应社会政治学模式,二是他的艺术上的危机也日益严重。赵树理经历了从社会政治学模式确立到衰亡的全过程。

晚唐“三十六体”到底是指什么

文学界有"三十六体"之说法,但历来有不同理解。刘昫在《旧唐书》中提出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三人齐名,"时号三十六"是"三十六体"这一文学概念产生的前提和因子,宋祁在《新唐书》中"三十六体"之提法是这一问题引起关注的转折,而将其确定在骈文方面实际是对刘昫提法的一种解读,不应看作误读。"三十六体"并称的出现,最大可能是三人在诗文中大量用典和使用艳丽古涩辞藻的文学倾向,而这种倾向在骈文及艳情诗中都有表现。

段力佩与陶行知

段力佩与陶行知,两人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陶行知办教育的精神,"教学做合一"、"小先生"制等教育思想,甚至教育思想的表述方式,都对段力佩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段力佩在借鉴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同时,也能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对教育进行改革发展。两位教育家有不少相似之处:都能对各自所处时代的教育课题作出积极回应和有益探索;都能在继承中发展和创新;都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都有着崇高的品德和风范,毕生献身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