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自我拯救及其学术史意义--以李元春为中心的探讨

清代中晚期是朱子学趋于势微、日渐羸弱的时期,以李元春为代表的朱子学者以道自担,奋力自救,力图从卫朱子之道、辨心学之偏和斥考据学之僻三个维度展开对朱子学的拯救,呈现尊朱而不佞朱、谴取心学和考据学的学术取向,并仰赖其在中晚清朱子学营垒中的学术地位,相应地涵具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提振了朱子学的地位,推动学术思潮由汉学独大向汉宋(朱子学)兼采转进;二是促使关中地区成为中晚清朱子学研究的重镇;三是力促关学的学术形态由崇尚阳明学向尊奉朱子学转进。以李元春这一典范学者为切入口,不仅可以具体而微地呈现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学术样态,更可以弥缝以往学界研究的缺漏之处,进一步完善清代朱子学演进、发展的学术图谱,从而呼应和落实“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的学术主张。

“私意”与“私欲”之间:张栻、朱熹解《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之异同

朱熹《论语集注》解“克己复礼为仁”,将“己”解为“身之私欲”,“克己”解为克胜私欲,受到阳明后学以及不少清儒的反对。与朱熹多有交往的张栻解“克己复礼为仁”,讲“克尽己私,一由于礼”,主要就克尽私意而言,并没有直接讲克胜私欲,显示出与朱熹强调克胜私欲不一样的解读。与此同时,朱熹虽然批评胡宏讲“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而强调克胜私欲,但又与张栻一样接受胡宏所言“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并非完全拒斥人的欲望;晚年还较多把“克己”解为克尽私意,与张栻的解读多有一致。可见,朱熹的解读与张栻又是相通的,而各有侧重,其中还包括他们对于“公”“私”的不同理解,体现了二者不同的价值取向。

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朱子“理”的多维诠释与翻译

“理”是朱子学最为关键的术语,也是理解朱子学、宋明理学的关键。自朱子学向外译介时起,“理”就有多种译法,但是每一种译法都会有不同的声音。进入新世纪以后,“理”的诠释和翻译也变得多样,其中主要有pattern, coherence, pattern-principle等。每一种译法实际都体现出英语世界对朱子学认识的演进,也表明西方理解和诠释朱子学核心思想路径和翻译实践的变化。

用行舍藏:朱子哲学中命限的消解

朱熹通过理气结构延续和完成了宋代道学诸儒对“命”概念的改造,将经典传统中“命”概念的“命限”与“使命”二义内在地整合,并将“命”概念的核心确立为“使命”,以“使命”收束“命限”,削弱“命”概念之中不测而阻碍人道德实践的面向。他将“命限”义落实在气层面,将“命”的本质归为“使命”义并落实在理层面,将气层面上的命限解释为天理(同时亦是天命,用“命”的“使命”义)展开所带来的限制。从而,朱熹认为对于能够充分展现性理的圣人而言“不消得言命”,即没有命的限制可言。对朱熹来说,即使从历史情形来看,圣人有所不能为,这也并非命限带来的无可奈何。这是基于朱熹对命限的特殊解释。命限被解释为理本身展开为气的过程中落入具体之“时”,从而不得不有的自然限制。而圣人之心的展开与天理的展开同一,圣人不是被命所限制而未能实现自身事业,而只是展现出天理在具体时遇之中最好的可能,这种可能所包含的一切限定都只是天理在具体时空之中的自然限制。朱熹坚持在一个极度理想化的圣人身上,应然之理终能充分、自如地展现,作为道德应然的天理亦是自洽的。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试论上博简中“孝”字的一种特殊写法

上博简第二册《昔者君老》简4之“ ”字,当隶定为“ ”,分析为从学省声、从丂声的双声省声字,在此应读为“孝”。从字形上看,“ ”字上部与常见的“学”字上部一致,下部与古文字中某些“丂”字写法相同;从语音上看,学、丂、孝三者声韵地位相近,可通假;从文意上看,《昔者君老》与《内礼》为同一篇简文,内容为曾子学派讨论“孝”,读为“唯邦之大孝是敬”契合简文主旨;从辞例上看,虽然“大孝”、“大务”二者文献中均常见,但简文相关的“悲思”、“哀思”、“孝敬”等辞例文献中常见,而“务敬”则不辞。从各方面考虑,此字学者一般认为读为“务”字,很可能是不对的。

《离骚》“朝……夕……”句式与文本逻辑探源

现有《离骚》研究多侧重于情感意涵与文本结构划分研究,而对于以文本转换关键词分析文本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离骚》中“朝……夕……”句式呈现为重章反复之样态值得进一步探析。此句式于屈原笔下反复陈说自然有其超越文本直译的深意,即可归纳为以情感为线索发现其对于《离骚》整体文章结构与文本层次化划分的突出作用。其一方面展现了屈原对于人生道路的追寻与思考,另一方面贯穿着“时空意识”之于“生命意识”的辅车相依,也正是在“朝……夕……”句式的循环往复之中,更能深入理解先秦典籍中的时空意识与生命意识。

论朱子对“格物”工夫的分说与会通——以“穷理”“择善”“致知”为考察中心

在不同的情境下,朱子对“格物”工夫有不同的诠释方式。当立足于形下世界时,他认为“格物”便是“穷理”,其目的在于明事物“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当立足于形上本体时,他认为“格物”便是“择善”,其目的在于明自身禀赋于天的“仁义礼智”之性;当立足于本体之发用时,他认为“格物”便是“致知”,其目的在于确立“应接事物”的光明“主宰”之心。在朱子看来,“致知格物,便是择善”。因此,“穷理”“择善”“致知”三者之间名异而实同,皆可会通于“格物”。由此可以澄清朱子的“格物”工夫,既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又具有修养论的意义。

牟宗三对朱子的认识历程

牟宗三对朱子的独特见解并非一蹴而就,反而有着长时间的发展历程。牟宗三早年其实对朱子不吝赞美,还将他比作康德,认为朱子决发出万事万物所以然之故的理,教人做即物穷理的圣贤工夫,建立了道德之基础,使道德成为哲学。20世纪40—50年代,牟宗三对陆王心学一脉进行了更深入探索,他以心理关系重新衡定朱子的思想,认为朱子系统理大而心小,心力显外用之智力,其工夫只是与道德实践无本质关系的外在工夫。到六十年代,牟宗三从头疏解中国传统哲学,由朱子的中和说入手厘定其心性关系。《心体与性体》出版前,牟宗三即将朱子定为认知静摄形态,判其落入第二义的他律道德,有别于宋明儒正统的创生直贯形态和自律道德。

评耿云志先生的《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

《安徽史学》2 0 0 3年第 1期所刊登的耿云志先生《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 ,明显存在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偏离文章主题与中心 ,意在维护胡适 ;二是以己意曲解、推测史实而为胡适辩解 ;三是有不符合学术规范之处。

论《独立评论》的另一个核心——黎昔非主持的发行所

一个成功的刊物,编辑部尤其是名家编辑固然非常重要,但社务工作也同样不可或缺。事实上,《独立评论》社除了以胡适为首的编辑部外,还存在着以黎昔非为首的社务部——发行所。编辑部和发行所组成了《独立评论》社的两翼两轮,共同推动《独立评论》取得了成功。

中国近代新闻史视野下的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兼论学人论政期刊的经营特色

《独立评论》是近代中国成功的政论周刊之一。该刊创办人是以胡适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因其学人论政的言论风格,在近现代中国思想界影响颇大。本文从《独立评论》的出版与经营特色为视角,探讨其经理人黎昔非对《独立评论》的独特贡献;通过分析《独立评论》成功的内在因素,以期为世人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文人政论期刊的生存境遇与发展状态提供新思考与新角度。

不迷其所同而不失其所以异——论黎锦熙先生的汉语修辞学研究

黎锦熙先生的汉语修辞学研究卓然有成,也颇富特色,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善于将语法与修辞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地阐释了汉语中种种不易解释的语言现象;二是对修辞学的研究具有全局观,较早地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汉语修辞学学科理论体系,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三是善于概括归纳相关修辞原则,重视修辞理论对语言实践的指导作用;四是重视在继承与借鉴中融古今中外于一炉,从而建立起自己独到的修辞理论体系;五是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修辞现象,为后人开展汉语修辞史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向。

息痛颗粒对小鼠出凝血时间及血瘀型大鼠血小板聚集的影响

目的:观察息痛颗粒对小鼠出凝血时间及对血瘀型大鼠血小板聚集的影响。方法:小鼠50只,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阳性对照组,息痛颗粒大、中、小剂量组,每组10只,分别以生理盐水,丹参滴丸0.1g/(kg·d),息痛颗粒6.26g/(kg·d)、3.13g/(kg·d)、1.25g/(kg·d)灌胃给药,1次/d,连续3d。于末次灌胃后断尾法测出血时间,用毛细玻管法和玻片法测凝血时间。大鼠60只,随机分成6组,每组10只。血瘀模型组、阳性对照组、息痛颗粒大、中、小剂量组分别以生理盐水,丹参滴丸37.5mg/(kg·d),息痛颗粒5g/(kg·d)、2.5g/(kg·d)、1.25g/(kg·d)灌胃给药,1次/d,连续3d。以上5组均于末次给药后1h用肾上腺素加冷刺激形成大鼠急性“血瘀”模型。以正常大鼠灌服生理盐水作空白对照。第2d各组分别自颈动脉取血,以比浊法测二磷酸腺苷(ADP)、胶原(COL)、花生四烯酸(AA)诱导的血小板最大聚集率。结果: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息痛颗粒大、中剂量组小鼠出、凝血时间均延长(P均<0.05);息痛颗粒各组血瘀型大鼠ADP、COL、AA诱导的血小板最大聚集率均降低(P均<0.05)。结论:息痛颗粒有抗血小板聚集的功能。

气体粘度测量的低频振动法研究

介绍了作者自行研制的低频振动粘度计，阐述了其工作原理和测量理论，并用其对６０～１００℃、２．

朱熹“理同气异”与“气近理异”说辨析

朱熹在答黄商伯书中提出了"理同气异"与"气近理异"的重要观点。"理同气异"中"理同"是从本然处而言,人物皆同出一理,现实世界中人和物纷繁万相的善恶表现皆因"气异"而为。"气近理异"说中的"气近"是从实然处而言,万物皆由气所生。人物之气禀形质的不同,使本然的天理之性受到不同程度的遮蔽而没有得到完全的显现,从而使天理外在地表现出"不同的理",这些不同的理并非天理的一部分,其实也是天理的全体,只不过是没有显现完全的天理。此种人性论观点的提出,为宋明理学的人性论从本然和实然两个层面提供了更为完备的论证。

朱熹的“理”:“所以然”还是“所当然”——以李相显、唐君毅的观点为中心

民国时期出版的李相显《朱子哲学》对朱熹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分别作了阐述,尤其强调在朱熹那里,所当然之则比所以然之故更为重要。同一时期唐君毅发表的《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更是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并且认为,只有从当然之理入手才能说明朱熹的"理先气后"和仁之理以及生生之理。这些观点既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逻辑的所以然之理入手诠释朱熹的"理",但又认为朱熹的"理"实际上混同于伦理的当然之理,也不同于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主要是所以然之理,因而减杀了其道德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李相显、唐君毅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对于今天深入研究朱熹的"理"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建构朱熹的哲学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地月三体问题下L1-地球低能转移轨道设计

针对地月拉格朗日L1点流形无法到达地球附近的问题,介绍了基于扰动流形的L1-地球转移轨道设计方法,首先构造了扰动流形的参数化形式,通过搜索四维参数空间,给出了多种经过数值优化的转移轨道,在总结数值仿真结果的基础上提出采用轨道角动量定性分析轨道转移机理的方法,明确了L1-地球转移轨道的设计应以降低轨道角动量为目标,克服了以往优化方法搜索的盲目性,揭示了转移轨道所依据的动力学特征,最后给出了基于轨道转移机理设计的低能转移轨道,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朱熹的“理一分殊”及其认识论指向

朱熹的“理一分殊”作为一种理学的本体论模式,具有多重思想逻辑层次的关系和内涵。从普遍的“理一分殊”本体论模式到一般的“分殊”体认的方法论,到具体的敬知双修的认识论,构成了朱熹的一种独特的东方有机整体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除具有德知合一、修养与认识合一的基本特点外,还具有有机直觉体认、系统整体把握和主客一体这样几个特点。

朱熹围绕《西铭》展开的论战

在朱熹的学术和人生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都不容忽视。为了维护《西铭》的道学史地位,朱熹曾与汪应辰、陆子美、林栗、郭雍等人进行论战,这不仅确立了《西铭》的理学地位,同时还将《西铭》"理一分殊"之旨传播到更为广泛的学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