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游记中的西剧见闻与晚清戏曲改良思潮

晚清时期,梁启超发起的文学界革命由诗界、文界起始,后又拓展到小说、戏曲界。曲界革命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项,其影响来源一直模糊不清。对读《西学书目表》所列域外游记,其中有关西方戏剧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梁启超戏曲改良思想的生成。梁启超选取其中符合读者期待视野的记载加以想象发挥,在遮蔽西方戏剧整体面貌的同时,建构起国人的西剧认知。随后欧榘甲等人的戏曲改良言论亦不同程度受到这批游记影响。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戏剧见闻,实则构成了一道未被发现的戏曲改良风景。

挽救共和之道——1914-1916年间张东荪政治思想论析

"二次革命"后,共和前途岌岌可危。进步党国会派与国民党温和派积极寻求遏制政局倒退的办法。期间,为联络各派力量,共同致力于反袁专制、挽救共和,张东荪到处奔走,穿梭于两党之间,成为政论界的活跃人物。他参与创办了多份杂志报刊,激烈抨击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复辟帝制,同时从学理角度检讨国民、进步两党的政治立场与主张,探讨共和政治建设之路。张东荪所倡导的"有形对抗力"论及"第三者"的联合,成为温和共和派联合维护共和的理论根据;他对"地方分权"及联邦制的论述,在当时也颇受注目,集中反映了共和温和派对挽救共和途径的思考与努力,也由此确立了他在政论界"政学泰斗"的地位。在反袁帝制运动中,张东荪毅然放弃和平改造的立场,以更激烈的态度与袁氏对抗,并成为武力反袁的旗手之一。

论张锡勤先生对梁启超心学思想的研究

张锡勤先生对梁启超心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他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分别从心学之社会作用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两个维度对梁启超的心学思想渊源进行了解释,通过对思想与时代的相互作用考察了梁启超心学思想的发展逻辑与脉络,进而又从宗旨与效果的辩证分析上对梁启超心学思想之历史作用进行评定。对于张锡勤先生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学习,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张锡勤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之问题意识和方法论原则,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梁启超心学思想之时代价值和当代启示。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以清华学人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坛,一批学者顺应"社会科学治史"的国际史学潮流,以社会经济史为研究重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科学派"。这批学者的代表即清华学人。清华学人是"社会科学派"的中坚力量,是"社会科学治史"方法的践行者。清华学人积极倡导"社会科学治史"的学术理念、组织学术团体、致力于会通人才的培养,在近代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个学术群体,这批清华学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学术流派,不仅特点鲜明,而且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清华大学一直秉持的通才培养、自由开放的育人理念是会通人才成长的重要保障,而与美国学界保持密切联系则是关键的学源优势,这是清华学人在当时能够引领学术潮流的重要原因。

“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

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有相因相似之处 ,都以“救亡”和“启蒙”为主题 ,但是两者在侧重点、具体内容、思想资料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 ,梁启超等突出救亡 ,力图中西结合培养出具有现代政治、社会意识的国民 ,以挽救民族危机 ;陈独秀等鼓吹个人主义 ,个性解放 ,希望造就一代和传统完全决裂的新青年使社会走向现代。两个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相异 。

“梁启超宪草”与民国初期宪政模式的选择

本文对“梁启超宪草”的主要内容作了具体的分析 ,并同时阐述了民国初期中国宪政实践中移植西方宪政模式的艰难与反复。

从操纵论的角度看梁启超译《哀希腊》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第一个将拜伦的诗歌《哀希腊》引入中国,他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在当时都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利用操纵论,对梁译《哀希腊》进行分析,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了宣扬爱国精神和反抗意识,梁启超有意识有目的地超越当时主流封建意识形态,充分利用中华民族的文化潜能,对《哀希腊》进行改写、操纵,说明了文学翻译是对原文有目的的"创造性叛逆"。

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

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归根结蒂,乃是指他体察了欧洲战后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并最终服膺反省现代性。因是之故,梁启超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思想解放的原则,应同样运用于对待西方文化;反对“科学万能”论,科学当与人文并重;“吾国人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且其新文化的主张表现了突出的个性。梁启超的文化自觉富有合理性与前瞻性,大大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代表其时国人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的向度。

论梁启超“趣味教育”的思想内涵及历史意义

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以趣味即美感为逻辑起点,论述了美育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尤其强调文艺的审美价值和情感特征,旨在构建真善美相统一的"趣味生活"和理想的人生境界。这一理论内涵丰富且独具创见,对于美育的内在本质和特殊规律进行了全新的探索,促进了中国近代美育的诞生,即使是到了近百年后的今天,他所倡导的"吸收趣味的营养"、"增进自己生活的康健"的美育理念和人生理想,仍具鲜活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启迪性。

近百年来“小说界革命”研究述评

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小说界革命"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从"小说界革命"是否是一场革命、梁启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态度、梁启超倡导的政治小说、"小说界革命"理论及其特点和影响等方面看,学界在纵向研究上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存在成果差异,横向研究上则既有不足也有潜力。

文明史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兴起与变异——以田口卯吉、梁启超为重点

文明史学起源于西欧,19世纪70年代初传至日本,20世纪初进入中国。经田口卯吉、梁启超等人的提倡和实践,文明史学在日、中两国兴起。一方面,中日早期的文明史学拥有共同的理论特征,主张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观念,以民众心理、社会风俗等为研究重点,以历史的因果关系、演化规律及公理公例为追求目标,以文明之精神为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中日早期文明史家在接受和传播西欧文明史学现代性理念的同时,又因应时势,予以改造与发挥。西方史家认定文明史合于自然科学的性质,中日史家则主要是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理解文明史;日本史家通过文明史学确立民族自信,中国则出现了明显否定民族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日本早期的文明史学带有较严重的国家主义色彩,中国的文明史家则强调本民族的团结与自救。循流溯源,观同析异,这对于深刻认识中日两国史学现代性的发生大有裨益。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

论梁启超晚年清代学术史研究之特色

梁启超晚年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代表作。二书相较 ,前者篇幅较少 ,言简意赅 ,是清代学术的鸟瞰图 ,侧重于“论”;后者篇幅较多 ,内容充实 ,是清代学术思想的展览馆 ,侧重于“史”。这两部书堪称是藏山传世的学术经典 。

宪政理想的地方实验——再论梁启超与湖南自治运动

在20世纪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扮演了一个急先锋的角色,而且是唯一在实践中实行省治的省份,故而备受关注。当时的名流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到这一运动中来,梁启超亦不例外,他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梁启超并非如前人所论是一个坚定支持地方分权的联省自治派,他支持湖南自治,最终是为实践其宪政理想,而非为联省自治本身。梁启超不过是以湖南自治运动为契机,打着联省自治的招牌,以支持湖南自治为手段,为其宪政理想特别是国民制宪理想的实现寻一个实验用地而已。

金泽荣和中国文化名人的诗文交往

1905年朝鲜李朝王廷弘文馆纂辑所正三品通政大夫金泽荣流亡中国,在张謇的帮助下寓居南通,任翰墨林书局编校。金泽荣在南通出版了30余部著作,为保存祖国文化,同时也为翰墨林书局出版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案牍之余,金氏广泛结交中国文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人中有被胡适列举应该作传记的中国文化名人俞樾、张謇、严复、梁启超,屠寄、郑孝胥等。他们意气相投,诗文酬唱,书信往返,雅集宴饮,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值得纪念的篇章。

卢梭民约论的一份中国遗产——略论梁启超的国民国家思想及其历史价值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 ,通过研习和接受卢梭的民约论 ,确立了“国民主体”论。以此为逻辑基点 ,围绕着争取民族独立与自强的思想主旨 ,他从多个路向建构起独具特色的国民国家思想。这一思想凸显了世纪之交前后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现实诉求 ,对实现中国人国家观念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世纪公德问题探讨中的几个误区

20世纪的公德探讨开始于梁启超,他在中西横向比较的背景下形成对道德的二重分划,又以公德之"公"与"新"作为道德发展的方向。本来,道德既无所谓公私,也无所谓新旧,但由于梁启超的划分带有明显的价值评价意味,所以衍生了此后"古今"、"公私"长期对立的格局,并且也衍生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热"中的极左思潮。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腾飞与社会的发展,人们又将对私德的讨伐和对"基督之爱"的仰慕作为公德建设的动力,其实这都是在"公私"、"新旧"对立的基础上继续走入误区的表现。实际上,真正的公德必须以私德为精神基础,而以公民社会性地位的自觉及其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为实现条件。

从“新民”之利器到“情感教育”之利器——梁启超文学功能观的发展轨迹

从"三界革命"时代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对于文学功能的认识在不断做出调整。早期他将文学视作传播文明和改造"国民性"的有力工具,而随着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他又注意到文学在传承和发扬积极的"国民性"和"国性"中的特殊的文化功能,而这正是对其文学观中作为主导的启蒙向度的修正。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梁启超认识到情感与理性的均衡发展在现代文化中的重要性,他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强调发挥文学的"情感教育"作用,这是其对文学革命中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功能观的校正。目前学界对于梁启超文学功能观的发展线索及诸种促成因素的研究尚不充分。

梁启超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附会”现象

梁启超一生既不断地以中学比附西学 ,又对此作法多次提出批评。这既可视为近代学人在中西文化交流、融会中的一种宣传策略 ,又证明了人类文化的精神相通性 ,但是 ,它往往不能传达西学的精神实质 。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理欲观的评析

理欲观是戴震义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戴震义理学区别于程、朱正统理学的关键 所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大力阐扬戴氏义理学,力图恢复戴震的完整形 象,促使戴学成为显学。他们所共同关注者即为戴震的理欲观。由于阐释角度不一,所作的评析 差异较大。章太炎从政治视角理解戴震理欲观,认为戴震与程、朱并无根本冲突,双方是在政治 和伦理的不同层面上阐发各自观念。刘师培则分别用中、西学两种标准衡量戴震理欲观,既赞赏 其义理基于训诂,从而能超越宋儒的长处,又点明其不及西学严密的瑕疵所在。梁启超以哲学概 念评判戴震义理学,认为戴氏之理欲观是用“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本 质上“绝相类”。这些评析,皆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规范戴震研究 的某种“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