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典章与改制精神——论康有为“今古学”说之立意

康有为对“今古学”理论的理解与应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其思想关怀的转变而产生了极为不同的内涵。写作《教学通义》时期的康有为并未转向今文学派,他虽说接受了廖平“一变”时期的“今古学”观念,但因其将“今古学”视作两种礼制体系,故仅将“今古学”作为可以参考的历史材料。至“二变”时期,廖平宣扬今文学的改制大义,方才令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将“今古学”提升为至关重要的学术问题。但廖平旨在存真,康有为旨在去伪;廖平意求孔子所改具体制度,康有为意求经典背后的改制精神,实截然对立。至于后期,康有为更将“今古学”理解为极为泛化的思想正统性问题,虽借“今文学”之名,实已不切实关注任何具体的今文经文本。

蒙文通经学思想中的“齐鲁之辨”

学界一般认定,近现代蜀学大师蒙文通一生学术经历“三变”:一变为“古史三系说”,二变为周秦之变与儒法斗争,三变为汉初新儒学。然而鲜有人注意到,蒙文通经学思想中始终有齐鲁之辨的问题意识,分辨齐鲁之学是蒙氏早年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他晚年经学研究的高峰。蒙文通早年研究齐鲁之学,依据廖平以礼制、地域分今古的观点,视鲁学为今文学正宗,视齐学杂采法、墨、阴阳各家,当务之急是“屏除阴阳,而一断于礼”。但晚年蒙文通具备了周秦之变的历史运动观,指出齐学杂采各家,反而体现出儒家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对比蒙文通早年与晚年关于齐鲁之辨的不同说法,既有助于学者深入把握蒙氏的学术道路与思想关怀,更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进步性、创新性。

礼制与今古——陈立、邵懿辰影响下的廖平思想

廖平前三变的经学均有着深厚的清学背景,陈立与邵懿辰的理论正是廖平建构“今古学”体系的两大重要支柱。廖平第一变时期以礼制区分今古出于陈立的影响,只是廖平将陈立强调的殷周礼制之别转化为了《周礼》《王制》典籍之别。廖平第二变时期以真伪区分今古的做法完全基于邵懿辰的理论,只是廖平以今古学对立的框架将邵懿辰的“六经完备说”改造成了“今学完备说”。廖平第三变时期强调今古的小大统之别,看似摆脱了陈立、邵懿辰的影响,实则其学说中仍余留了大量陈、邵对礼制问题的认识。

康有为剽窃廖平说质疑

关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思想渊源,学界在是否剽窃了廖平问题上有截然对立的两种看法。此中的不足之处在于,多只局限于从言论的争吵中取得证据以证明此案,少有综观康有为全部著作以求勾勒其思想之流变,如忽略康有为的书学论著《广艺舟双辑》中的今文经学思想就是明证。其实,在著《广艺舟双楫》时期,康有为已经具有今文经学思想,并应用于书学理论研究,且形成完整的书学理论体系,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的形成似与廖平无关。

廖平经学思想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廖平经学六变的学术道路及其变因的研究上。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另外,关于廖平和康有为经学思想师承关系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在这方面出现的研究成果使这一问题越来越明朗,但真正解决仍需时日。只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与学术主体的思想相结合的角度来重新评价廖平的经学思想,我们对廖平的经学思想的认识才会更为客观和全面。

孔子“述而不作”吗?——廖平对今文经学“制作”说的改造与发展

"制作"说是汉代经学"素王"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汉魏以后不断有人对"制作"说提出质疑和批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杜预和朱熹。晚清今文学家廖平试图在回应这些批评和质疑的基础上重建"素王"论。

从廖平的经学看经学在近代的转型

廖平一生学经六变,就其经学理论而言,不脱尊孔尊经的基调。但是,廖平所尊的孔子已经不是传统经学的孔子,而是带有近代色彩的孔子;他所尊的六经也不是传统意义的经学经典,而是带有融合古今中西各种学说的近代时代特征。廖平的经学体现了经学的近代转型。

论廖平1880年并未转向今文经学——“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辨析

廖平入读尊经书院后学思两变,自称第二变是"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学术界据此认为廖平自1880年开始,在王闿运影响下,厌弃汉学考据,转向今文经学。但细检相关史料后发现,研究者推证廖平学思二变的契机发自王闿运入主尊经讲席的证据虚空不实。廖平从1881年至1886年间一直从事文字训诂之业,并且始终强调"治经之道,不能离声音训诂"。廖平"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的真正意蕴,是主张跳出琐碎的名物考订,着力推寻经书条例、解证经典大义,由勤学变为深思会悟,但他的经学立场和治经方法并无明显变化,直到经学二变后才一度转向今文经学。廖平治学在庚辰以后得入新境,既要归功于他对专治小学训诂弊端的自省,又是他不喜记诵、长于悟思的个体特性自然发展的结果,与刚到尊经书院的王闿运没有直接关系。

经学大师廖平评传

经学大师廖平精熟汉师家法,长于礼制,善说"今古",度越前贤伦辈。廖平学经六变,其"一变二变"最可观。其"尊今抑古",具有社会和学术两大效益;其疑古精神、素王改制思想,导致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进而引发了对中国古代文明、古史系统进行重新清理的"古史辩"运动。廖平为学屡变,而不变者是尊孔尊经,"尊孔"是尊"托古改制"之孔,"尊经"是尊为后世制法、因时制宜、为时损益之经,实质是欲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改革的"立足点",因此廖平之学术创见具有振奋民族自尊心之功。但是受时代和地域的限制,廖平接受西方新学说、新理论十分有限,以致六次改变其说,亦未能自安,用心可嘉,而其实功未竟,这正预示了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过渡的必然趋势。

经术与诸子:廖平、蒙文通的经史传承与民国学术

对经学价值的探讨是近代学术史的重要课题,从廖平到蒙文通的学术传承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蒙文通对经学的研究侧重于对学术自身发展与演进轨迹的探讨,他打破了传统经学研究的壁垒,注意到先秦诸子与经学之间的互动,并以此解释经学的周秦之变。基于对儒家经解的研究,他将诸子之学纳入儒学系统中探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学研究方法。蒙文通经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与其师廖平的学术传承密切相关。蒙文通虽然不认同老师廖平晚年的观点,但廖平的"大小"、"天人"学说却打通了诸子间的壁垒,且暗合中国传统学说整体化的时代趋势,从而为蒙文通的经学研究创造了条件。蒙文通在廖平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打破孔子的权威,也就在廖平处解放了诸子。蒙文通通过自己的研究,对清季民初的经学归宿为何的历史性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的发展,但其治学宗旨是强调经学对中国历史、文化之特殊价值,从而为经学正名。

廖平“谷梁学”体系研究初探

《春秋》三传之中,以《谷梁传》发展最为沉寂,虽然代有传授,却终未成为"显学"以行世,晋元帝称其"肤浅",梁启超谓之"微微不足道",历代评价甚低。然揆诸史实,清代中叶以后,"谷梁学"迎来了继西汉、隋唐之后发展的最高峰,在文献类型、种类、数量等方面,清代"谷梁学"呈现出井喷态势,而廖平"谷梁学"作为一种新的经学研究范式,它以遵循鲁学师法、家法为原则,以阐发"微言大义"为旨归,以"尊孔尊经"为基调,以"素王"说作为理论内核,系统总结出了14类书例,是一个内涵清晰,理论完备的经学体系,成功解决了"谷梁学"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问题,使其成为能与"公羊学"、"左传学"比肩的专经之学。无论是从数量和质量,还是从体系完备程度和所涵盖的范围来看,廖平"谷梁学"所取得的成绩在清代谷梁学者之中,无人能出其右,成为谷梁学史上最为耀眼的明珠。

批评今文经学派——刘师培在四川国学院

近世著名国学大师刘师培于1911年9月随端方入蜀,1912年元月受聘于四川国学院任副院长,同时主讲于四川国学学校,至1913年夏离蜀。他在蜀中为时甚短,但学术成果颇丰,讲学的影响尤为深远。他的治学途径与方法基本上属于古文经学派,却超越了门户之见,体现一种纯粹的学术追求,并对以廖平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这为四川学界带来了新的学术风尚,活跃了四川学术,使蜀学丕变,大大促进了四川国学运动的发展。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人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廖平的兼治三传与《三传折中》

廖平《春秋》学的特点,是兼治三传。所谓“三《传》镌后,别为《折中》”。即在兼治三传的基础上,力求三传会通。认为三传同源,所说经义大同小异,而历来治《春秋》者过分夸大三传的区别而忽视三传在经义上的大同,实际上完全蒙蔽了三传的真意。由此,廖平指出:《春秋》三传或文异而义同,或各明一义而皆可通,或须会观三传而《春秋》之义始明。因此,三传同出一源,同为解经之作,大纲宗旨并无不同,甚至最终否定了经学今古的壁垒。廖平会通三传,首先是论证《左传》与《公羊》、《谷梁》二传一样,都是解经之作,二是以三传经义的大同来弥合三传文字的小异。尽管他会通三传的结论仍有待于深入论证,但其兼治三传的学术思想則是值得肯定的。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廖平和王闿运学术异同考

王闿运入蜀主掌尊经书院,不仅是王、廖师生之间的学术互动,也是近代湘学和蜀学的风云际会。王闿运对廖平的影响是在开拓视野、学术转型和治学方法上,而廖平对王闿运虽然不无影响,却是很微弱的。廖平虽然受王闿运影响较大,但从深层学术思想上看,是和王闿运大异其趣的。这是容易为人忽略的地方,明此方可公允地看待这一段湘蜀学术佳话,也能因此更好地了解廖平学术思想的特点。

论薛焕、王闿运创办尊经书院

本文从史实研究的角度,有力驳斥了把尊经书院的创办全部归功于张之洞的观点。王闿运是薛焕聘的,而王在尊经书院的教学指导是尊经书院的黄金时代,人才辈出。张之洞从尊经创办到他提学使任满调京不到三年时间,比较起来,应该是说薛焕对尊经书院的创办有筚路蓝缕之功。

近百年廖平学术思想研究述评

近百年来,国内外对廖平的研究均有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国内对廖平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研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当前对廖平的研究正日益深入与细化;日本与美国学者对廖平的研究也出现了令人注目的成果。但客观来看,这些研究成果都还存在一定的局限。今后对廖平的研究应该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研究目的等方面进行创新与突破。

王闿运、廖平与吴虞:学术与学风的地缘性影响

王闿运开蜀学学风,以其独立性闻名于世;廖平在学术上孜孜以求,因笃信孔子,立说不免局限,但特立独行则是举世公认;吴虞叛逆而大胆,虽受业于廖氏,然其论学,疑六经,非孔子,非孝非礼,在思想上与其祖师王闿运标异。吴虞文章以俪为体,依仿《文选》,兼拾周秦,诋韩愈之抒意立言为不足法,而主李兆洛《骈体文钞》之说,其实亦衍王闿运《八代文粹》之余论。王闿运、廖平与吴虞一脉相承,呈现出学术与学风的地缘性影响,尽管后者在思想上对以往传统一概抹杀,显出自己超拔前人之气概,但学风之影响则实难抹灭。

至圣前知:廖平的大统世界

近代西学的传入,给廖平这样的中国儒生呈现了一个日渐清晰的新世界,作为经学家的廖平该如何应对?儒家经典是否无法解释这个新的世界?廖平努力从经典中阐发新义,使经典与现实世界合拍。廖平的"大统"学说,正是希望通过对孔经的重新阐发,建构一个面向世界的经学思想体系。如果以纯粹学术研究的眼光来看,固然觉得荒唐可笑。但廖平放弃"今古学"而阐发"大小统",事实上已经不是走学问家的道路,而是在进行思想建构了。他试图通过扩大孔经的包容性,来拓展经典适用的范围,寻求孔学的时代价值。我们如果从近代儒学转型的大背景中来观察,应该加以同情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