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对道家思想承启作用的贡献探析

列子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中原核心区诞生的重要思想家,是道家学派从老子到庄子延伸时期的重要人物。列子承继了老子的道论思想。他沿用老子“谷神”“玄牝”等概念,生动地解析了“道”生天地万物的机理。列子下启庄子,为庄子提供了发扬光大道家思想的标尺、富有启发的思想素材、理论创造灵感以及寓言这种表达思想的艺术形式。列子思想的特色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达观且具有人间烟火气的人生观;二是具有现实价值的技艺崇拜思想;三是具有值得重新估量的重要文化地位。列子“郑之圃泽多贤,东里多才”的箴言,足以与湖湘文化中“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相媲美。列子愚公移山的寓言也被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所引用,是革命精神的重要资源,也是中原学人在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为创造培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的贡献的精神动力。

20世纪《列子》及张湛注研究述略

东晋玄学家张湛注《列子》以明己意,而《列子》真伪尚存争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列子》真伪争论颇多;至三四十年代以后学者始对《列子》及张湛注进行学理分析。随着魏晋玄学研究的深入,近20年学界对《列子》真伪的探讨涉及方方面面,张湛融通前代玄学及佛教思想的理论亦得到初步梳理。

《列子》研究综述

对《列子》的研究的形式、阶段和特点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考察,并试图指出《列子》在未来的研究方向。

《列子》中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列子》蕴含着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 .其环境伦理思想包括反对人类中心主义 ;保护自然 ,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认识到人类活动会对自然界产生不良影响 ,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而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的思想。对《列子》环境伦理思想的探讨 ,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看待环境问题 ,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 ,正确的环境保护观和利用观 ,启发人们对保护环境的方法论的思考 。

《列子》撰写时代考——从词汇史角度所作的几点补证

《列子》托名为先秦古籍,实则是晋人的伪作,然而学界从语言史角度提供的证据不多。杨伯峻较早从汉语史的角度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些语词证据,其后刘禾、马振亚、张永言等又多有补益。然而《列子》中仍有不少晚汉魏晋时期的词语有待进一步发掘,如"丁壮"、"家累"、"身意"、"稽度"、"消灭"、"邻居"、"两可"、"巧妙"、"乞儿"、"儿童"等。通过发掘这些词语,可以为从语言学角度证明《列子》的撰写时代提供更多的证据,不乏语言学和文献学价值。

本同末异:列子“贵虚持后”说与杨朱“贵己恣意”说比较研究——重写先秦思想史研究系列

列子和杨朱,分别是战国时期发生很大影响的思想界“十豪”之一。二人思想分别导源于老子,但最终的主张各异。列子秉承老子道德论,主张贵虚持后,成为庄子思想的主要铺垫。杨朱秉承老子的“贵身”主张,发展出“贵己享乐”的学说,走向老子清虚无欲的反面。二人的思想言论集中保留在《列子》一书中。关于《列子》一书的真伪,传统的观点认为是晋人的伪书,但近来的研究认为《列子》属于古本的辑佚补撰,基本上可当做先秦古籍使用。本文依据《列子》,试图在比较研究中揭示列子与杨朱本同而末异的思想状况,补上先秦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林希逸《列子鬳斋口义》知见版本考

南宋末年最后一名理学家林希逸,置身儒学,参引释道,以当时口语所注解的《列子鬳斋口义》,在东亚文化圈影响极大,尤其是在日本。本文经过在国内、中国台湾、日本、美国的搜集,对该书目前所知的十九种版本作了详细考校,包括国内版本十二种,日本版本七种,其中国内版本中明代刊本最多,有七种。

敦煌《列子》残卷整理——兼与杨思范先生商榷

敦煌《列子》是现存最早的《列子》文本,它的文献价值也可想而知。残卷《列子》,与今本《列子》体例不一。从文献角度看,可能是另外一种注本。但综合历代关于《列子》的相关选本,可知其并非新的注本,而是《列子》的一个选本。

异梦:庄子与《列子》哲学比较

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首次对梦予以形上关注。之后,《列子》继承并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庄子以梦隐喻人生虚幻不实的做法,致使其思想与庄子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详细的考察将发现,庄子与《列子》所讲的梦实际上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分别表现在梦与醒觉、与现实、与道等的关系上。

试论《列子》在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上的语料价值

《列子》为魏晋时伪书已成公论,前辈学者多有论述,书中丰富的新词新义具有很高的语料价值,却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就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对《列子》中的词汇现象作一番阐述,或有补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

《庄子》生命语境中的“列子”说

列子与庄子生命哲学的关系可从如下几方面诠释:从《庄子》文本所出现的七处与列子相关的叙事看,内篇《逍遥游》中的列子技能虽然高于众人,但还未最终得道;《应帝王》中的列子在壶子点播下而近于道,与庄子思想是相向而行的。外篇杂篇五处叙事中,《至乐》《让王》中的列子生死观、生命观与庄子相近;《田子方》《达生》《列御寇》中的列子则是被批评揶揄的对象。可以说列子是庄子思想的渊源之一,但不可据此"寓言性"叙事断然说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列子其人其学。

东晋的玄学新义及其对玄言诗的影响

永嘉南渡之后,玄学在东晋时期产生了新的变化。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主要是玄释合流带给玄学原有概念的变化,以及对逍遥论的新解等方面,由此也揭示了东晋时期,玄学开始让位于佛学的趋势;反映在文学发展上,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所谓的佛理玄言诗。士人通过玄言诗这种形式,阐述佛理,其中僧人支遁是杰出的一位。他的佛理玄言诗,不仅宣扬佛理,而且在许多方面出现了诸如山水诗的一些描写特征,对后来谢灵运山水诗革新诗风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湛与愚公移山

张湛是东晋著名玄学家,其《列子注》是《列子》现存最早版本,也是研究愚公移山精神的源头性文献。张湛注愚公移山故事时,是将其纳入到《汤问》篇,乃至整个《列子》阐释体系中,用道家思想阐释了其中所蕴含的愚本智末的主旨。其间相关注文体现了道家抱朴守愚、贵柔重弱、慎终如始、功成弗居的文化精神。

《列子》与佛教文化的早期传播

文化是可融的,又是相互独立的。当一种文化传播至另一地域时,它都要经历一个碰撞冲突、融合接受的过程。文章结合《列子》一书,总结了佛教在中原地区初期传播时的四方面特征:传播地域的层递性,对本土文化的依附性,传播手段的俗易性,传播内容的复合性。

张湛《列子注》玄学论略

张湛《列子注》是东晋玄学的代表之作,是何晏、王弼以来玄学的进一步发展。张湛《列子注》在自然观上以“至虚”为宗,进一步辨析了“有”与“无”的关系;在人生观上主张顺应自然、追求超脱,反对穷奢极欲;在政治观上主张调和儒道、追求和谐,反对把名教和自然彻底对立。张湛玄学的归宿和目的在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因此而独步当时,并在玄学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

内观、自忘、安时与纵欲:《列子》求乐释忧的四种范式——兼论《列子》一书的真伪问题

在构筑无忧无闷的人生之境问题上,《列子》给出的内观、自忘、安时与纵欲四种范式在文化史上展示出有效性和另类风采,对比儒家重人伦、守道义的求乐思想,其求乐释忧的方式显得旷达而近于理想化,与老庄虚无保真思想近于一路。四种范式互为表里、彼此呼应,在本质上呈现精神旨趣的一致性和哲学思理的逻辑性,不仅成为后人取效的对象,也为《列子》真伪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列子》引《诗》的年代及其意义

今本《列子》载有《诗》句一,句中“帝”所指为尧,不同于《诗》中天帝之指,以“帝”为人王的观念不会早于战国中后期,故知其确实引自《诗》;而其中关于尧舜禅让的描写,与“汉为尧后”的观念及《尚书》等经典相异,故知其产生年代当在思想自由的战国时期。《列子》在西汉时期已有成型的多种本子,由刘向校定八篇而定型,后张湛定本虽以刘向为依归,但亦留存有成型阶段的文本特征。由《列子》引《诗》材料中所载政治体制,可推知其记录年代应在孟子晚年至西汉霍光专权之间;之后可能又有文字变异,方成今本面貌。《列子》称《诗》为“古诗”,符合战国以来诗学观念变化及《诗》外之诗渐多的大势。战国之“诗”的诸多变化,展现出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态势,西汉王朝承此态势而采诗,意在建构足以展现鸿业的礼乐文明。

《列子》中所引《黄帝书》与老聃之言考辨——兼谈列子学派在道家的地位

《列子》中所引《黄帝书》,两处又见于今见《老子》,但在《列子》一书中,明显出现了引用《黄帝书》与"老聃之言"两种引言体例。通过与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对读,对所引材料从语言内部逻辑性与外部上下文语境辨析认为,《列子》中所引《黄帝书》为直接引用,其文字又见于《老子》,是《老子》借鉴了《黄帝书》;所引"老聃之言"其文字与今见《老子》虽相似但并不完全一致,似为《老子》经典化之前列子学派口传之物,当时很有可能经过后人荟萃而成的《老子》定本还未形成。厘清这些问题,可以更好地认识《老子》的材料来源、早期形态、传播形式、文献体系等问题。列子学派在道家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前承黄学与老学,向后其贵虚与循名思想为黄老学派先驱。

《庄子》哲学中的自我转化与个体人格——以列子形象的建构为中心

《庄子·应帝王》中壶子对季咸的四次示相深深震撼了列子,使得他从得道之文而未尽道之实因而以道与世相亢,走向了个体人格的饱满状态。这一个体人格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消解个我知解,以浑沌与秩序、文与实的平衡统一,超越世间性意识在人、事、物之间造成的分别,在超越凡俗的同时又融入凡俗的日常生活世界,真正克服了“与世相亢”,这是其人格的“外化”,即在世间彻底融化了与世俗相对待的自我;另一方面,回归性命之本真,尽管外在世界纷繁复杂,但始终保持天真不散,雕琢的工夫是保持其天真的质朴,这是其人格的“内不化”。“外化而内不化”的个体人格能够“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当然,列子的人格与壶子的人格具有显著的不同,后者象征了政治性的明王,它关联着天下人的各得其得,而列子则是个体人格的自得与饱满的象征。

先秦名、字现象与周代称谓制度——从“子列子”称谓的解读谈起

先秦时期人物的称谓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文化现象,有些称谓的解读及其文化内涵至今仍存有争议,如“子列子”“子张子”“子墨子”“子华子”等,对此类称谓的解读不仅关乎古代的姓氏制度,也涉及更为复杂的周代称谓制度、世袭制度等早期文化内容。在梳理探究周代称谓现象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子列子”“子华子”之类的称谓不仅存在于当世,而且符合周代的称谓制度,是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合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