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主体”和“学生主体”的双向奔赴——百年前两场学生本位应用文教学实验的批判性分析

在新文化运动中,刘半农和潘文安先后开展了学生本位主导的现代应用文写作教学实验。刘氏教学法绵延至今,得到传承和发展,潘氏教学法却随实验结束而终止。对比分析可见,潘文安沿袭的原教旨实用主义设计教学法把学生放在合作学习者的位置上,这对师生双方的职业素养要求都很高,以致超出了他们的实际承载能力,最终难以为继;刘半农采用“学科主体+学生主体”的教学法,把学生放在受教育者的位置上,让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取得一致,让教师本位、学生本位和知识本位有效融通,适时转换,达成趋于理想的教学效果,泽被后世。时移世异,曾在中国短暂流行过的学生本位教学理念和设计教学法等,在21世纪前后强势回归。批判性反思教学设计可否以学生本位为目标,可否以满足学生兴趣、事半功倍为目的,有助于我们在教学改革中理清思路,让“学科主体”和“学生主体”双向奔赴,助力解决好课程的本体问题。

论20世纪20年代歌谣的民间表达与方言新诗的生成

国语运动对“国语文学”概念的建设中,民间文艺成为被发现的资源从而进入概念的核心位置。从刘半农、沈从文等人自觉的歌谣收集到方言诗歌的创作来看,歌谣运动对民间童谣、山歌、唱本的收集影响到了新文学家诗歌语言及诗体的试验。从江阴民歌与婉转细腻的吴语诗、北京童谣与爽朗粗疏的京话诗、凤凰山歌与蛮野活泼的镇筸土话诗的关联看,方言及作为口语韵文的歌谣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新诗的语言、结构及风格。作为诗人诗体及语言试验的成果,“说话”的诗在新诗史上数量虽不多,但对初期诗苑“百花齐放”的丰富及“言文一致”可能性的探索而言无疑意义重大。这个一直为文学史家忽略的事实只有在“国语”建设及语言发展的聚焦下才能被打捞、发现并细致地辨析。

中国最早的大学语文实验报告——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新论

1904年"癸卯学制"实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学预科都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民国大一国文的前身,"大学预科国文"即代表着大学语文的早期形态。而刘半农在1917年完成、1918年发表之《应用文之教授》可谓中国现代语文学科最早的一篇大学语文论文和实验报告。若将其放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这篇报告更能凸显刘半农及其同仁的语文教育观念;其中关于"通人"和"普通人"的培养目标之辨析,对于当下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研究尤具参考价值。

刘半农的译诗与“五四”前的诗歌翻译规范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文学改良思想的提出,刘半农提出增多诗体的诗学追求,对部分译诗又采取充分性翻译策略和运用白话语体,从而造成其诗歌翻译体式的杂合。这种"杂合"的译诗倾向表明了译者对诗歌语体与形式的探索,亦反映出了翻译规范的矛盾性和不稳定性。运用图瑞的翻译规范理论对刘半农"五四"前的诗歌翻译进行探讨,总的来说刘半农遵守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在翻译过程中套用传统的诗歌形式,采用浅近文言的语体、可接受性的翻译策略。

从“民族的诗”到“民族志诗学”——从歌谣运动的两个细节说起

北大歌谣运动中的两个细节虽然并不引人注意,却又彼此密切联系,构成了一条隐含的文艺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分界线。"民族的诗"和"民族志诗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笔者为探讨的方便而采取的话语策略,但它们基本上能够代表刘半农和周作人的歌谣观念。二者无所谓优劣,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对于特定的群体和研究对象而言,哪一种更加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而已。

时间意识的审美意味——刘半农诗歌《叫我如何不想她》赏析

《叫我如何不想她》是诗人刘半农留下的一首传世之作,诗歌感物起兴,借景抒情,情景妙和交融,十分自然妥帖。时间的精致捕捉与表达极大地强化了诗情,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才能。

摄影这个新瓶子——论刘半农与陶冷月的摄影实践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刘半农与陶冷月对于摄影的不同认识和实践具有意味深长的意义。刘半农的画意摄影根植于传统文人情趣,追求传统绘画效果与意趣表达;陶冷月遵从摄影的观看法则与成像原理,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的摄影实践,具体表现手法上或有所不同,但都是通过与传统的对话来取得与现代的某种平衡。他们对摄影的不同认识及探索,赋予摄影新的生命与活力,并对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出更多启示。

风尘倦客苏曼殊与新文化运动

苏曼殊一生短暂,行色匆匆,生逢风云变幻时代的他带着旧时代的印记,向往着新时代的曙光。他貌似沉沦,却一心革命。他独行踽踽,却并不孤单。他一方面和政治人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和文坛上的精英分子过从甚密。当然政治与文化,乃至文学时有瓜葛,很难分清。他和新文化运动发起人陈独秀过从甚密,和刘半农时有往来,曾参加过周氏兄弟为成员的组织,亦曾写信给陈独秀、蔡元培,拟申请公费去意大利学习绘画,这是他去世前一年的事,由此可见其短暂的红尘往事中紧紧联系着新文化运动。

刘半农译诗对其作诗的影响——以译诗的主题为例

刘半农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诗人兼译家。在翻译外国诗歌的过程中,他积极地吸取外国诗歌的营养,将其用之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从而促进了新诗的发展。刘半农对其译诗主题的借鉴是其译诗对其作诗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他所创作的一些抒情诗、叙事诗等诗歌中都可以读到外国诗歌的影子。

论刘半农新诗中民间立场的价值坚守

作为中国新诗尝试期的拓荒者,刘半农坚守朴素的民间立场,为白话新诗开拓了地方化、生动化的创作途径。诗人既客观地挖掘落后愚昧的乡土社会阴郁暗淡的现实,真诚地展示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存苦难,也热情地描摹地方风物、人情世态,赞颂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存韧性和美好爱情,还直接取法于民歌民谣,以方言和口语入诗,借助民间语言构筑了新诗的美学价值。

论“初期白话三诗人”对新诗的贡献

胡适、沈尹默、刘半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从事新诗创作并发表诗作的诗人,可称为“初期白话三诗人”。在中国现代新诗的草创期,“初期白话三诗人”的新诗理论和新诗创作都是很有探索意义的,对现代白话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文学作家笔下的“旧”小说述论

清末民初是我国文言小说的变革期,虽然文言小说受到白话小说倡导者的批判和攻击,但直到"五四"之前,都几乎与白话小说分庭抗礼。甚至一些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作家,如鲁迅、叶圣陶、刘半农等人都曾经创作过文言小说。这些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小说的存在也证明白话和文言并不是区别进步与落后文学的最佳标准。

译者主体性视域下的周瘦鹃、刘半农译作个案比较研究

通过比较分析周瘦鹃和刘半农各自译本中The Pride of the Village的少女形象,发现两份译作有着迥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和风格,周译对原文做大幅度增删改,把原作中的异域少女变身为中国特色的古典美女,语言华丽煽情,风格哀伤,侧重渲染男女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爱情;而刘译则直译为主,很好地保留原文意义,语言清新朴实。根据译者主体性视域的体验认知理论,这些差异源于两位译者迥异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审美,是译者个体身体学和意识形态身体学两者糅合的结果。

交换隐喻:20世纪汉语散文诗与文学史再分期

当前通行的"现代/当代"的历史分期法应用于中国大陆散文诗研究有较强的效用和解释力,但也存在诸多局限,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或阻碍了我们对中国现代散文诗的理解。应将文学史分期视为一种组织性隐喻,并以参与一种"图式和矫正的节律"(a rhythm of schema and correction)方式进行文学史再分期;进而将文学史分期理解为一种可以交换的隐喻,在置换分期或分类的过程中,不断地认同艺术作品,并试图创造出周期性和文类的划分,以丰富我们对诗歌、散文和散文诗的理解。

刘半农应用文教学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五四时期的刘半农勇于匡正时弊,锐意改革,在国文教学中强化应用文的重要地位,确立应用文教学文体的选取标准,创新应用写作指导的原则,改革应用文的批改方法,这都是对中国古代文论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的语文教育教学改革主张和实践是比较科学、比较全面的,这不仅是对当时腐朽文化和落后的的国文教学所进行的猛烈冲击,而且也应当成为我们当今语文教育教学改革的宝贵借鉴。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刘半农的通俗小说理论和创作(1913-1917)

围绕刘半农在民国初年(约为1913-1917年)的小说理论和创作,可以看出其对通俗文学理论的理解及不同于鸳鸯蝴蝶派的创作特点。刘半农着力从启发民智、提升小说艺术品格等方面展开了他的通俗小说创作及相关的理论探讨,他对文学形式的兴趣及其对通俗文学艺术表达方式的自觉,为他其后转向民间文学寻求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半农对新文学理论的独特贡献

刘半农是五四时期一位实事求是的战斗者,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作了最适合自己亦契合时代的选择——"文学改良",对新文学的理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是刘半农在新文学初创期重要的理论实绩。刘半农首先从"形式"的角度,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力求实现文学的变革;其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文言与白话,对文学语言变革形成自己的观点;第三,为推进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统一的语言,作出了创立新式标点等具体而又切实的努力。

论五四时期“她”字的出现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中,刘半农在诗作中创造了"她"字之后,逐渐被社会所认同和接受。文章进一步通过"她"与"伊"、"她"与"那个女人"的比较,分析"她"字诞生的原因。

关于刘半农的评价问题

刘半农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考查他后期的思想轨迹和生活道路 ,发现与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中所批评的情形不符合。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予公允的评价。

现代民间文艺学源起歌谣探因——以刘半农为考察中心

文章以刘半农为考察中心,结合当时国内外政治、文化、学术背景,中国的文学传统和歌谣的特点,对现代民间文艺学发端于歌谣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刘半农的成长环境、个性、人生经历和文学生涯等,共同塑造了他诗人的心态基础,养成了他偏爱歌谣、重视语言本身的审美特性和追求自然、率真、写实的审美风格。这对歌谣运动的发起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