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牛僧孺、裴度、李德裕唱和诗的多维互动考释

刘禹锡于永贞新政受挫后,二十多年间处于贬谪之中,虽然他积极进取,以唱和诗为政治交往工具,但终究未获得多大的实效。他与牛僧孺、裴度、李德裕的唱和,并不仅仅是诗人间的艺术观照。刘禹锡对三者的不同情感态度,在唱和诗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他与三人的唱和在题材方面可以说无所不涉,在艺术手法方面则强化了用典的特征。刘禹锡与三人的唱和是政治交往的手段,因此对刘禹锡的诗风有一定的影响。

魏晋南朝时期沛国相县刘氏家族的世系和迁徙

魏晋南朝时期,沛国相县刘氏是一个活跃于政坛、极有影响力的家族。以曹魏时期的刘邠为第一世算起,魏晋南朝时期的刘氏家族历经十三世而绵延不衰。尤其是在东晋和南朝时期涌现出的刘惔、刘瓛、刘显、刘臻等代表人物,在政坛和文坛均取得了耀眼的成就,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着战争的频发、南北割据的形成,沛国相县刘氏在两晋之际历经了由北至南的迁徙,于刘惔之时寓居京口。

西方近代民族观念和“华夷之辨”的交汇——再论刘师培对拉克伯里“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接受与阐发

清末,以刘师培为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热衷于传播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所以如此,在于刘师培关注政治行动的学理依据,西方"一民族一国家"的近代民族观念为其"排满建国"理想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拉克伯里学说则提供了史实上的支持。不过刘氏对拉克伯里学说的接受,虽以具有西方近代特质的民族观念为支撑,但中国固有的"华夷之辨"的民族意识也深深浸染着他,从而使他的民族观念呈现中西交汇的特色。此一交汇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在当时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理欲观的评析

理欲观是戴震义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戴震义理学区别于程、朱正统理学的关键 所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大力阐扬戴氏义理学,力图恢复戴震的完整形 象,促使戴学成为显学。他们所共同关注者即为戴震的理欲观。由于阐释角度不一,所作的评析 差异较大。章太炎从政治视角理解戴震理欲观,认为戴震与程、朱并无根本冲突,双方是在政治 和伦理的不同层面上阐发各自观念。刘师培则分别用中、西学两种标准衡量戴震理欲观,既赞赏 其义理基于训诂,从而能超越宋儒的长处,又点明其不及西学严密的瑕疵所在。梁启超以哲学概 念评判戴震义理学,认为戴氏之理欲观是用“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本 质上“绝相类”。这些评析,皆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规范戴震研究 的某种“范式”。

刘师培戏曲观研究

从戏曲的起源——古之乐舞与祀神,戏曲的发展与成熟——戏与曲剧的关系,刘师培戏曲观对王国维乃至后来戏曲史学者的影响,刘师培戏曲观的形成与戏曲改良思潮之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考察了刘师培的戏曲观,认为刘师培的戏曲观具有开拓性、系统性、完整性和现实性等特点,应充分认识其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信仰支撑的崩坍——刘师培堕落原因再探

对于刘师培叛变的原因,人们已经作了不少分析。信仰支撑的崩坍,是导致刘师培堕落的又一重要原因。这种支撑,既来自理念,也来自力量;这种力量,既来自组织、同志,也来自朋友、亲人。理论上的简单比附、随意多变导致了他的民主共和理念的破灭。卷入同盟会的纷争,导致他远离了团体和同志;彼此间的龃龉,导致他与最亲密的朋友章炳麟、苏曼殊反目;妻子率先叛变,离他而去。信仰的力量支撑也崩坍了,这一切,最终加速了这个名利欲极旺而又好走极端的青年革命家的堕落。

刘师培的民族史研究及对蒙文通的影响

晚清时期有关民族问题的大讨论热烈而持久,这种现象,实为政治上“革命”之需要的产物。晚清革命派以民族问题的探讨为欠,吹响了倒清的号角,刘师培正是有力的吹鼓手。刘的民族学研究,既有政治的意蕴,同时也有一定的学术含金量,对于现代史学中民族史和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刘师培对传统楚辞研究的继承与突破

刘师培是近代楚辞学史中比较突出的一位学者。他的楚辞研究有三个特色:第一,针对"宗经",提出"宗骚"的观点,打破传统楚辞批评对经学的依附关系,提高了楚辞独立审美价值和历史地位。第二,援引西学中的"文学地理论",分析南北文学不同的成因,肯定楚辞是南方之文的代表。第三,植根小学,考订楚辞异文,但在校雠过程中又综合运用多种考证方法,体现了西方人文科学中的实证精神。刘师培的楚辞研究显示出综合融通的趋势,体现了楚辞研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转型,在楚辞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刘师培与中国民族史研究——以《中国民族志》为中心

《中国民族志》出版于1904年,是一部系统研究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关系的民族史著作,在书中,刘师培探讨了什么是"民族","民族"是怎样形成的,并以汉族作为全书的主线,把汉族与各民族之间所发生的关系作了全面的研究和概述,并提出了较早的民族史分期方法。因此,刘师培也就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经学潜流:夏曾佑、刘师培编纂历史教科书的学源探析

清代道咸以降,学术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经学相对于乾嘉时期总体上渐趋式微,而史学有所更新和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民国的经学不仅论著繁多,而且对史学、子学乃至文学领域的影响并未消退。夏曾佑、刘师培是清末“新史学”的主要实践者,而经学渊源不同,史学观点也多差异。其所撰历史教科书尤为典型地体现了经学传统的深层影响,反映了清末经、史之学的复杂关联。

刘师培对《晏子春秋》研究的贡献

刘师培对《晏子春秋》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校释了《晏子春秋》的文本,考证了《晏子春秋》的篇目,并对《晏子春秋》著作的学派归属进行了论争,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晏子春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师培的地理学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 ,刘师培的地理学研究成为鼓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他满腔热情地歌颂祖国山河的壮丽 ,激励人们的爱国思想和反抗精神 ;科学地揭示地球和生物的起源 ,解释自然现象 ,批判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说 ;按照近代西方地理学理论、体系、体裁 ,编写《中国地理教科书》 。

《史通·补注》与史注

《史通》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史学理论名著,它在诸多方面为我国的史学批评开辟了道路。在《史通·补注》篇中,刘知几总结了唐朝以前史注的主要成就,划分了史注的种类。他褒扬训解式史注而贬低补阙式史注,鄙弃自注。这些观点引发了后代史学家许多争议,开创了史注研究的议题,客观上推动了史注批评的发展。

论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虽然创作目的主要出于交际应酬,却不仅显示出圆熟老到的艺术技巧,而且也有真情实感流转于其间。他们唱和的黄金期是大和二年。在刘禹锡对裴度连篇累牍的称颂之辞中,往往不动声色地寄寓着其用世渴望。他们联袂出游时创作的"曲江联句"虽属游戏笔墨,却可借以观照早已远逝的时代面影。大和三年以后,他们的酬唱并没有因各自辗转多地而中断。在刘禹锡此时的唱和诗中,可以察见其心灵曲线的波动和色彩斑驳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论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

为了深入探讨刘师培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贡献,从学术史的视角反映刘师培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地位和影响,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20世纪初期,刘师培在章太炎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时间、空间等不同角度对清代学术史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对其中许多重要问题,如汉学的描述和清代汉学的变迁、戴震的研究、扬州学术、清代学术的评价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同代学人中造成了很大影响,对此后的清学史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绅士的分裂:咸同之际山东乡绅刘德培的抗官之路

淄川绅士刘德培在咸同之际的抗官行动经历了从个人挑战到不断联合与吸纳当地绅士的过程。尽管性格中"好趋小利"的一面为一些绅士所不齿,其在"尚义"意识作用下的为民争利之举又能博得不少绅士的同情。1861年淄川四乡团练的兴起不但造成了"官弱民强"的社会氛围,还为刘德培等人的抗官行动提供了合法工具,从而对官府的利益和权威构成了严重威胁。借助信和团的力量,刘德培等人在乡村中攫取资源并积极增强自身影响力,在征税与司法方面均形成与官府强势竞争的局面。在成功地入城并压制了城内绅士的敌意后,刘德培等信和团领袖成为淄川城乡的实际控制者,而对博山团练首领的杀戮使得信和团完成了从团练到"团匪"、从"国家的朋友"到"国家的敌人"的转变。"刘德培事件"中多达二十余位绅士参与抗官,且不乏同情者,这反映出咸同之际官府权威严重削弱和清廷团练战略所激发的地方主义倾向共同导致了绅士阶层的分裂。

辞赋史研究领域里的一朵奇葩——读刘培《北宋辞赋研究》

刘培是目前辞赋研究界和宋代文学研究界比较活跃的青年学者,他的宋代辞赋研究颇具特色,引人注目。其《北宋辞赋研究》是一部立足于对北宋辞赋文献的全面整理和对北宋文化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一部力作。该书以辞赋为着眼点,对辞赋文献以及与辞赋相关的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对与北宋文学相关的学术文化思潮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力求在宋代文化发展的具体背景下,在辞赋发展的广阔背景下勾勒宋代辞赋演变的脉络。该书以学术文化的视野来关注文体发展,以文体发展的着眼点来反观学术文化的具体演进轨迹,对文体史的书写方法做了打通文史哲学的有益探索。

刘师培编撰的国学教科书及其文化意蕴

1905-1906年，国学巨子刘师培编撰了中国第一套也是至今唯一的一套中小学国学教科书，有经学、伦理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五种。这套国学教科书在价值取向、内容选择、形式体例方面有着独特之处。它弘扬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根性和正当性，彰显了主体性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会通中西并融入现代精神，具有文化传承和文化推展的作用；积极指向现实，涌动着文化复兴的民族情感。它是国学自我更新的尝试，标志着国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沛谯英雄的两次崛起与汉王朝的兴亡

"沛谯"又称"谯沛","汉魏二祖"和自己的功臣集团两次从这一地区崛起,于400年间,一首一尾,书写了汉王朝从建国到终结的历史。沛谯地方位于黄淮海平原。这里自战国晚期起,已经拥有富足的经济基础和充备的文化资源。楚文化的长期积累,在这里形成了新的重心。汉初梁国的文化优势,也对这里的人才形势有所影响。刘邦集团和曹操集团虽然都崛起于沛谯,而前者多"布衣"、"白徒"、"亡命无赖",往往只是以个人身份追随刘邦,后者则以"诸夏侯曹"为代表,以宗族势力参与政治军事争搏,且其中颇有豪富。这一情形与东汉豪族势力的兴起有关。

刘文静之死与初唐党争之关系

刘文静被杀是初唐政治中的一件大事,由于史官对武德朝历史多有篡改,因此旧史对这一事件的记载非常含混。刘文静作为李世民集团的核心人物,他的被杀是李世民集团与李建成集团斗争即将公开化的标志,以后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如玄武门之变等,均和此事有一定的联系。武德朝的党争从刘文静被杀逐渐开始,至贞观三年裴寂罢卒结束。两党的斗争只是为了拥立谁为未来的皇帝,没有阶级本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