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鑫治疗咳嗽临证经验

刘鑫教授认为,咳嗽发病与肺、脾、肝功能失常密切相关,治疗时应注重调护正气、兼顾主次、因人制宜、治随证出,以止嗽散为主方,常随临床症状合用麻黄汤、三拗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柴朴汤、二陈汤、三子养亲汤、千金苇茎汤、桑贝小陷胸汤、血府逐瘀汤等方,个性化用药,疗效显著。本文总结刘鑫教授治疗咳嗽经验,附验案一则。

陆侃如“龙学”的思想倾向

关于刘勰对现实主义的态度,部分《文心雕龙》研究者浅尝辄止地表述了其肯定倾向,陆侃如则从“情”“志”“物”三者的关系入手进一步阐述了文学创作的主客观统一性与文学作品的认识性。关于刘勰对于浪漫主义的态度,文艺理论界众说纷纭,在此基础上,陆侃如阐述了刘勰对于积极浪漫主义的肯定,同时给出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创作边界,提出形式要依附于内容,文辞要传达真挚的思想。

刘勰与元好问创作观的相似性析微——以《文心雕龙》和《论诗三十首》为考察中心

刘勰与元好问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文心雕龙》与《论诗三十首》亦震古烁今。生逢朝代更迭之际,二人皆有匡正文风之心,创作观亦存在相似之处。一则刘勰“修辞立其诚”观与元好问“以诚为本”观皆对创作者的道德、情感作出要求;二则刘勰重道和宗经,元好问明辨正体和伪体,二人皆推崇合乎中庸的“雅正”风尚;三则刘勰与元好问皆力主骨峻风清、刚劲健直的“风骨”之美。使用联系与比较的方法探讨跨文体、跨时代的文论观,对刘勰研究、元好问研究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皆有参考意义。

清代以来《文心雕龙·通变》研究文献考论

文章通过对清代以来《文心雕龙》译注本的考察,着重研究了纪昀、范文澜、周振甫、牟世金和陆侃如、黄侃、刘永济、马宏山、张长青和张会恩、童庆炳、黄叔琳等人对《文心雕龙·通变》篇所作的解读,对于其中一些观点不一致、不明晰之处进行对比分析,并从当代文学的视域出发,试为当代文学之“通变”作出一个合理的阐释。

刘大新论治嗅觉障碍临床经验

嗅觉障碍又称失嗅,为耳鼻喉科常见疾病,属中医学“鼻聋”“鼻齆”“鼻不闻香臭”范畴,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又因西医治疗嗅觉障碍仍缺乏有效疗法,故中医药治疗具有较高优势。刘大新教授在临床中发现,嗅觉障碍虽表现在鼻部,但与肺、心、肝脾密切相关。不闻香臭当从肺、心、肝脾论治,临床上可取得良好疗效。

论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及其原因

在中国近代,康有为对孔子的极力神化和对立孔教为国教的奔走呼号令人瞩目,而这一切预示着他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从不同维度、方面共同展示出来,原因也颇为复杂。正因为如此,为康有为作传者都浓墨重彩地揭示他对刘歆之学的排斥。有鉴于此,探究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无论对于全面把握康有为的孔学思想还是直观感受刘歆在近代的历史命运都意义非凡。

刘勰的乐府观及其乐府学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是一篇系统全面论述乐府诗的论著,文中明确了乐府诗的定义和界限范围,论述了乐府诗的音乐属性和“诗”“乐”一体两面的形态特征等问题,集中体现了刘勰推尊雅乐而贬抑俗曲、强调“诗”“乐”一体而以“诗”为本的乐府观念。刘勰《乐府》篇首次为“乐府”定义、正名,开乐府诗综合研究之先河,对后代乐府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对张怀瓘的影响——以《书断序》与《文心雕龙·序志》的比较为中心

唐代集大成的书论家张怀瓘,对于唐代书论体系的建立厥功至伟。张怀瓘书论体系的建立主要受前代文学理论著作的影响,其中主要来自齐梁之际以体系完备著称于世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对比《书断序》与《文心雕龙·序志》可发现,二者在创作动机、体系建构、评论方法、论述逻辑、语言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现代文明与技术时代的崇高:刘慈欣的人类美学

面对现代性的危机和当代人类的困境,刘慈欣用科幻小说予以回应。他关注人类困境,歌颂英雄豪情,升华苦难之痛,探索未来道德,为人类规划了重返伊甸园的道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走向给出自己的回答。他选择相信科学与自然的伟大力量,并由此构造了属于现代文明与技术时代的独特的崇高人类美学。在科学技术会带领人类的道德、伦理、文化走向何处的问题上,刘慈欣用自己的人类美学论证了科学乐观主义何以可能。

感物诗学:一个新的诗学类别的诞生

中西方思想史上有许多关于诗人感物作诗过程的诗学理论,虽然这些诗学理论属于同一类别,但至今尚未得到命名和理论总结。本文将其命名为感物诗学,并定义为一种探讨诗人感物作诗过程的诗学类别,由主体和客体两部分构成。为了确定感物诗学的类别范围,必须了解导致这种诗学类别内部差异的变量及其边界所在。因此,本文从客体和主体两个角度对里尔克的物诗诗学、刘勰的心物交融诗学和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进行了比较研究。本文发现,在客体方面,里尔克十分强调剔除客体的偶然性,仅留下必然性,并由此暴露客体的本质,凸显客体的存在性,而刘勰和王国维的诗学并不着意分辨这种偶然性,刘勰十分注重偶然性对物象的作用,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更是着意将诗人主体性加诸客体,使其增加偶然性,即使是他所说的较客观的“无我之境”,也不会着意剔除偶然性;在主体方面,里尔克物诗诗学是眼睛的诗学,而刘勰与王国维的诗学则以心为根本感知器官。四种诗学在主客体上的不同思想都指向了不同的主客观程度,并因此指向了不同的主客体在场地位:里尔克物诗诗学强调凸显客体的本质,用较为客观的眼睛感物,因而是极度客观的感物诗学,里尔克物诗中诗歌主体基本没有在场地位;王国维的“无我之境”虽然“以物观物”较为客观,但是仍旧有“我”的存在,因此是客观程度不及里尔克的客观感物诗学,“无我之境”对应的诗歌中客体处于在场地位;刘勰强调“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对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有要求,因而是较为折衷而偏向主观的感物诗学,而其对应的诗歌中主体处于在场地位;“有我之境”强调以我观物,凸显主体的在场地位,因而是极度主观的感物诗学。本文由此得出结论,四种诗学的理论差异根源在于主客体在场地位的不同。主体在场的感物诗学更加主观,而客体在场的感物诗学更加客观。基于这些结果,本文建立了感物诗学数轴,以具象化的方式体现了这一诗学类别的内部差异和类别范围,并正式确立了感物诗学的诞生。

刘勰的“正变”文学观及其理论价值

“正变”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思想,由来已久且影响深远。刘勰以《周易》“正变”美学思想为基点,提出了“质文代变、变故存正”的文学发展观、“弃邪采正、执正驭奇”的文学创作观,以及“义正辞变、崇正酌变”的文学批评观。这种化用既有思想所建构出的相对稳定且初具系统的“正变”文学观,为我们如何有效实现中国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论作出了很好的示范。为此,刘勰在化用过程中所采取的化繁为简、仅抓核心的取舍方式,以及顺应主流、适时改变的论说方式,于当下而言具有参照价值。

《文心雕龙·总术》论“文笔之辨”的意义

《文心雕龙·总术》相当重视对“文笔之辨”的讨论,却在后代引起不少专家学人的困惑。从时代背景看,“文笔之辨”是六朝文学观念发展特有的产物,此前此后都不曾受到重视,后人读至此处难免会感到陌生与难解;从《文心雕龙》成书体系看,“文笔之辨”既是刘勰结构全书体系的重要原则,也是联结文体论和文术论的关键;从“文笔之辨”对《总术》的意义看,刘勰主要是为了强调“宗经”“正体”两大原则,以达到纠正时弊的功能,为下文谈“晓术”“研术”做好铺垫。

儒家礼容纲目演变与《新书·容经》的生成——以出土竹简为参照

考察《新书·容经》文本结构可知,以制度、轶事、古语立说的后半篇为阐释礼容的“传记”,历叙礼容大纲、细目及禁忌事项的前半篇,才是记录礼容纲目的“容经”。追溯贾谊的礼学师承,此“容经”源于战国晚期的荀子。在荀子之前的七十子后学礼论中,以情境为据而象征国家礼法的《周礼》“六仪”,与以身体为本而蕴含君子德行的《礼记》“九容”,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类礼容纲目。归纳由“六仪”“九容”到“容经”的纲目演变,能够还原“容经”文本的生成过程。《新书·容经》的编纂进而促成了“容经”的经典化。

由经学入文学,其文学可信——谈游志诚教授细读《文心雕龙》

游志诚先生中文本科毕业后,拜在易学家胡自逢门下,以易学为研究对象,获硕士学位;又拜在潘重规门下,以文选学为研究对象,获博士学位。今将《文心雕龙》纳入易学视域下,细读之,见他人所未见,言他人所未言:不仅读出了《文心雕龙》五十篇的排序,是仿《周易》“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原则,也反驳了往昔学界对现行版本排序有误的认识;不仅读出了《文心雕龙》每一篇的易学影响,也指出了每一篇的子学内涵。他读出了《文心雕龙》的子学性质,确定刘勰为子集合一的思想家。

论乐律与历法、度量衡相和合的古代观念

在中国古代,乐律、历法与度量衡被看作是彼此和合的学科。其中,前者是决定后两者的根本。这种观念的产生是基于这三者中具有某种数字对应的关系,甚至乐律的参数可作为历法、度量衡的基本数据。加之,这些数字又与天地、自然和哲学中的某些数字神秘的纠结在一起,从而成为古人崇尚的文化观念并流传几千年。这种文化现象曾分别对这三个学科在古代的进步发展有过一定的影响,但从中也产生了伪科学,即候气说。在对此历史初步探讨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历法和度量衡起于乐律的渊源所在,并解答某些人的质疑。

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史观

刘向刘歆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著《七略》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其中关于十家九流的区分,推尊孔学,视儒道为最高的观念,所提出的《易》为五经之源的哲学观,诸子相反相成说,诸子出于王官说等,都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今人进行古代文化研究,仍然具有理论价值。

为什么说“人性本善”——刘咸炘对传统性善论的现代总结

中国传统学术以重人道而重人性,并以性善论为主流思想。晚清以降,西学东渐,性善之论日趋式微。近儒刘咸炘通古今、贯中西,对传统性善论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与发挥。他把"生"确立为绝对价值和评判善恶的根本尺度,并继承了《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思想传统,认定大自然本善,故人与万物之性皆善;而人得天地理气之粹,故拥有天地间至贵至灵的至善之性。在方法论上,刘咸炘论性善还有一重大突破,就是提出了"自当一体"之论。此论有三个要点:其一,当然(善)本于自然,是对于自然的肯定与实现,不自然者必不当然;其二,不当然(恶)是对于自然的否定与背离,不当然者必非自然;其三,善(当然)与恶(不当然)并非并存之二物,而是一物之二态,即正常之态与负变之态。明乎此,乃能知恶是非自然的,因而也是反人性的。

刘几与花日新的郊游——兼论北宋中期教坊乐和雅乐之改革

雅乐主要负责宫廷祭祠音乐,教坊乐主要负责朝廷宴饮音乐,从北宋初期至中期,二者乐律不同,乐器有别,歌词体制相异,泾渭分明。这一情况至神宗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花日新和刘几,一为教坊副使改造教坊乐,一为太乐修定官改制雅乐。二人一前一后的改乐,体现着雅俗的互动互补。花日新主张教坊乐去噍杀之声,“导中和之气”,俗中求雅,更将新乐施之于雅乐殿堂,另一方面,刘几等人在太乐的改造中也自觉地吸收了当代教坊俗乐成分,将教坊乐主动的“拿来”,以至雅乐中出现“郑卫”之声。而刘几的改乐显然于花日新改乐有着很强的承传关系,其“律主人声”的制乐观与花日新要求的歌者之声与乐律之和协配合前后非常一致,体现着共同的音乐主张。从刘几等人和花日新的交游中,宋代乐工与词人的合作情况亦可略见一般。

《西京杂记》伪托刘歆作补论二则

关于《西京杂记》的作者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为刘歆所撰,葛洪所编集;其二,葛洪所编集,并托名于刘歆。文章赞同第二种观点,对之作了补论:一、葛洪《西京杂记跋》于理不通、疑点重重,不可作为论证《西京杂记》为刘歆撰的依据;二、"辨《尔雅》"条与刘歆的小学观相矛盾,也说明《西京杂记》当为托名于刘歆之所撰。

六味通心颗粒对腹主动脉狭窄诱导心衰模型大鼠心肌重塑的作用

目的探讨六味通心颗粒对腹主动脉狭窄诱导心衰模型大鼠心肌重塑的作用及治疗心力衰竭的作用机制。方法选用Sprague-Dawley(SD)大鼠80只,随机分为空白组、假手术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六味通心颗粒低剂量组、六味通心颗粒中剂量组、六味通心颗粒高剂量组;除空白组外,其余各组采用腹主动脉狭窄法诱导复制心衰大鼠模型,造模后4w开始给药,连续给药8w,测定各组大鼠治疗后血清B-型尿钠肽(BNP)、C反应蛋白、白介素6(IL-6)水平和心脏系数。结果空白组与假手术组相比心脏系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空白组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模型组与六味通心颗粒中、低剂量组相比无差异,与六味通心颗粒高剂量组相比有差异,与阳性对照组相比有差异。心衰模型大鼠血清BNP及IL-6水平明显高于阳性对照组。干预药物能够降低心衰模型大鼠血清BNP、CRP及IL-6水平,与模型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六味通心颗粒可加强心肌收缩力,改善心脏功能,能够减轻腹主动脉狭窄诱导心衰模型大鼠心肌肥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