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缴费负担转嫁与高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趋势——理论推断与实际证据

高龄农民工特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50岁及以上劳动者。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大概出现在2010—2014年。与人口结构尤其是年龄结构相对应的刘易斯转折点前后,高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负担和用人单位缴费负担转嫁内在地决定着高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刘易斯转折点之前高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偏低,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高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会增加,实证检验证实了这一理论推断。为了提高高龄农民工未来的养老保障程度,提出以帕累托改进原则推进高龄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督促高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做好高龄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实施多样化的高龄农民工养老保障方式。

平台劳动者劳动关系认定困境及出路

在平台经济背景下,平台劳动者和企业间的用工关系受到去劳动关系化的影响,存在用工主体复杂化、证据收集困难化、劳动关系从属性弱化的特点,这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否定劳动者和平台企业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形较为常见。平台企业相较于劳动者处于强势地位,掌握算法制定权,出于维护弱势群体、和谐劳动关系的目的,有必要借鉴域外优秀法治经验,重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优化举证责任分配,以此破解平台用工模式下的劳动关系认定难题。

从数字负担到主体实践:乡村媒介化治理的数字劳动异化及其应对

“媒介化社会”将乡村治理规定为“媒介化治理”,数字化媒介技术的应用却给乡村基层主体带来“数字负担”。本文针对相关学术研究的有待深究之处,以CW村为田野现场,就“数字负担”问题,一方面梳理归纳了“绝对化数字负担”的核心类型,另一方面补充论证了“相对化数字负担”的客观存在。然后借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和传播学的“创新的扩散”理论,探讨了“数字负担”的具体生成逻辑:数字负担内在产生于数字劳动异化,外在诱发于被动化的创新扩散。其应对之道在于,在思想根源层面回归马克思关于“人—媒”交往的科学界定,诉诸以“职责触达—具身在场—情感联系”为一体的主体实践。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宏观机制分析——中国存在Kuznets倒“U”曲线吗

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决定城乡收入差别的宏观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程度、城乡劳动力负担差异程度与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其中,城镇劳动力负担、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农村劳动力负担与城乡收入距正相关,经济发展程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为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需要在继续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发展中,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与现有人口政策,以规模化、科技化和产业化推动传统农业升级,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

我国劳动力效率对东南亚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构造了"劳动力负荷"相关因子模型,并通过相关数量分析研究,认为东亚经济的蓬勃发展归功于劳动力的释放,然而老年负荷和儿童负荷的影响作用不一样。收入增加因素、劳动力供给因素、公共财政机制等多种因素使得东亚人口劳动力的负荷运转有所减缓;但以后的劳动力负荷是未知数,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也会造成冲击。

劳资关系中劳动者个人信息权的法律救济

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权是指劳动者对由用人单位收集或存储的,能够反映劳动者特征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系统所享有的知悉、控制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其个人信息权受到用人单位知情权的制约,极易受到用人单位的侵害。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权义务主体为用人单位,内容与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或解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由此可将其归属于劳动权范畴。通过劳动权救济模式比一般私权的救济模式更能保护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权。在此框架下,确立遵循利益衡量、最小损害、倾斜保护劳动者为劳动者个人信息权救济三原则。在责任构成要件上,主要考察侵权事实、侵害后果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弱化对用人单位主观过错的要求。同时考虑到劳资双方的地位减轻劳动者的举证责任,完善行政投诉、劳动仲裁及劳动争议等多元救济途径,从实质上保障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权。

农村留守女童劳务负担问题研究

通过对农村留守女童劳动负担问题的实证研究,提出留守女童承担的劳动种类及存在的年龄差异现象。描述和分析了劳动分配中的性别差异,并试从监护人的态度以及经济和文化根源的角度解释这种差异的成因。通过分析劳动负担过重对留守女童身心健康和学习的消极影响,以期唤起社会对留守女童劳动负担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农村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者压力:青壮年与老年的比较

以湖北潜江为例,比较分析了青壮年与老年两个群体的照护者压力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共同性方面,失能等级是导致照护者压力的共同因素和首要因素,而老人其他子女资源与经济资源对两个照护者群体的帮助作用都不大;在差异性方面,生计压力对青壮年照护者压力影响较大,健康与社区资源则对老年照护者压力影响较大。在制定家庭照护者的社会支持政策时,既要考虑青壮年与老年人两个群体之间的共同性,也要考虑两者之间的差异。

家庭负担、性别分工与贫困劳动力就业——基于湖北J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调查

基于湖北省J县易地扶贫搬迁户劳动力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不同类型的家庭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及其影响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整体来看,不同类型的家庭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影响不同,其中,赡养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具有促进作用,疾病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有阻碍作用;分性别来看,家庭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着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家庭负担的阻碍。据此,应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减轻家庭负担对就业的阻碍;增加居家就业机会,减轻就业与家庭的冲突,以此促进贫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中国工业企业的成本结构和降成本——基于劳动力成本和非劳动力成本的比较分析

通过分解中国工业企业的成本结构,研究劳动力成本和非劳动力成本(融资成本、税费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的相对变化。基于中国68万家规模上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分析表明,从2007年至2013年,企业总成本中,劳动力成本的占比明显降低,融资成本和税费成本的占比却明显上升。分行业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占比更高,但降幅最大;分地区看,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压力最大;分所有制看,国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利息支出和税费负担都超过其他性质的企业,利润率最低。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工业企业通过提高资本密集度,可以明显降低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利用资本替代劳动有利于缓解劳动力成本压力。

浅说保护生产力

保护生产力是一项持久的经常性的任务。社会越发展，保护生产力的问题越突出。保护生产力的着眼点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适宜的环境，主要表现为保护劳动者，保护环境和卸掉企业及生产者身上的不合理负担等。

上海服务业“结构奖赏”与“结构惩罚”效应分析

2012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超60%,达到服务经济的国际标准。借助shift-share方法对2003—2012年上海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得出:"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假说并存,且前者效应已高于后者,表明结构转换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但力度有限;各行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才是上海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主体。上海调整第三产业结构的前提是各行业能按自身发展规律协调发展,即须在发展中实现结构转换,而非片面追求结构调整。

市场化进程与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以1997-2009年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市场化进程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是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减少,企业对外税费负担的减轻,是导致市场化程度和劳动收入占比之间整体呈负相关关系的重要原因;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减少和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已呈现出U型关系,表明现阶段部分省份的地方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减少程度已开始对劳动收入占比起正面作用;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呈U型关系,而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是导致这一U型关系的原因之一。据此,我们得到了一些启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多因素动态关系分析——基于1983—2009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1983—2009年的数据,利用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市场化体制改革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动推力、拉力因素的变化及其对劳动力流动的冲击。结果表明,市场化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负担状况与农村劳动力流动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自身冲击的波动幅度最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冲击影响存在时滞,市场化改革的冲击持续为正,农村劳动力负担状况的冲击快但波动幅度较小。这说明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劳动力流动制度性障碍未深入改革之前,以市场机制主导的非国有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蓄水池,发展和壮大此类部门,鼓励其进入部分垄断行业等市场化制度安排是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手段;同时,政府应从统筹城乡的角度,提高农业补贴和加大农村耐用消费品的补贴力度。

劳动权的司法保护若干问题探析

劳动权同其他宪法基本权利一样需要司法程序的保障。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运行和人权事业的发展,我国劳动权司法保护的客体既应当包括所有的个体劳动权,也应当包括集体劳动权。同时,劳动权司法保护的主体应当具有普遍性。应当加强对侵犯劳动权的刑事责任,并改革劳动争议解决机制,重新分配举证责任,既注重了劳动权的安全,又注重劳动权的效益。

劳动过程理论视角下的中小学教师减负审视

为教师减负成为国家决策,需要各利益相关者对此形成科学、合理的社会认知。特别是从政策执行视角来看,更需要各级政府、相关学校、教师以及社会公众把握好为教师减负的核心要义和关键所在。劳动过程理论是从社会学视角专门研究工人劳动过程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控制,对于解释教师工作负担现状以及找准为教师减负的突破口具有极强的贡献力。劳动过程理论视角下,教师工作呈现出专业水平去技能化、工作强度强化和工作任务复杂化的特征,由教师工作复杂化而带来的教师工作去技能化和高强度化均是外在控制的结果。为此,为教师减负的关键在于减少对教师工作的市场控制、管理控制和思想控制。

劳动力流动、人口经济弹性与空间经济差异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对比分析

利用我国31个省份1997年～2009年的人口总抚养负担系数、从业人员比重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构建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总人口中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对经济的影响。鉴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现状,分别对东部12省、中部9省以及西部10省的人口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地区的人口弹性明显不同。未来一段时期,如何更好地引导劳动力流向中西部区域,是促使经济均衡增长、产业顺利转移、解决结构性失业等问题的关键所在。

劳动案件举证责任制度的缺陷及对策

劳动争议案件中,一般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特殊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很多情况下根本无法证明主张的事实,人民法院常以举证不能为由判决劳动者败诉。因而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实现举证责任制度应有的价值,是当今应当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少儿抚养负担与劳动参与率关系研究

利用1990—2014年国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在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少儿抚养负担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少儿抚养负担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低收入国家的少儿抚养负担对劳动参与率呈现正相关;中高收入国家的少儿抚养负担与劳动参与率呈现负相关。少儿抚养负担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机制是由人口转变和劳动参与行为所决定,同时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结构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与当时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转变阶段有关。

“三农”问题分析

“三农”问题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入小康社会的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对其重要性,影 响它的瓶颈问题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