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植胶区割胶劳动力年龄结构及空间分布特征

割胶作为当前获取天然橡胶这一重要工业原料的唯一手段,其劳动力供应的稳定性对天然橡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目前,割胶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现象已引起高度关注,但相关研究缺乏详细空间信息的转换估算,不利于宏观调控。文章基于2020年海南岛天然橡胶林分布图、Dynamic World土地利用分类产品和WorldPop人口分布数据集,分析了海南岛植胶区潜在割胶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和年龄结构特征,并进行转换估算和缺乏程度分级,利用空间统计分析揭示割胶劳动力亏缺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1)海南植胶区潜在割胶劳动力总数为156.74万人,空间分布呈现“北高南低”的态势,且45~59岁年龄占比达34%,老龄化趋势明显。2)劳动力缺乏程度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一级缺乏区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与中东部市县的交界区域,呈带状分布;而二、三级缺乏广泛分布于中西部、中部及部分中东部市县交界区,中部尤为严重,呈连片状分布。3)儋州市、白沙县和琼中县一级缺乏面积位居前三,累计面积达到5.05×10~4 hm2;白沙县、琼中县、澄迈县和乐东县在二、三级缺乏面积上同样突出,总面积达到2.33×10~4 hm2。

城镇化发展中后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年龄模式研究——基于迁移次序和队列差异视角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中后期,农村劳动力迁移呈现增速放缓以及回流趋势,在当前农村人口总量依然庞大、农业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仍存在较大差距的背景下,上述变化趋势显然有悖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框架下的劳动力迁移规律。基于迁移次序和队列差异视角,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二元选择模型和多层次APC—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理论探讨并实证检验我国农村劳动力初次迁移与回流再迁移、不同出生队列劳动力初次迁移的年龄模式差异,以期深入理解劳动力迁移规律并准确研判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第一,回流劳动力的再迁移意愿显著大于从未迁移劳动力的初次迁移意愿,在20—45岁的中青年劳动力群体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第二,我国农村劳动力初次迁移行为具有典型的年龄特征且存在明显的队列差异,越晚出生队列初次迁移率与年龄倒“U”型关系越显著,尖峰态势越明显。为推动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促进城乡统一劳动力大市场形成,建议应重点围绕提升农村人口自然增长水平、加强中青年劳动力迁移稳定性以及挖掘农村中老年劳动力迁移潜力制定适应性政策。

中国文明进程视野下的“生活革命”

在中华文明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结构性和全方位的深刻变革。因此,中国民俗学探索着面向当下的学术转型。其中,周星提出了“生活革命”研究,分析普通国民日常生活的样貌和诞生过程。“生活革命”研究检讨了“民的主体性”和“日常生活”,考察了在衣食住用行等生活方式革命过程中,民众的行动逻辑、思维观念、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变革。但是,“生活革命”研究主要面向消费领域、物质层面的现象,较少关注劳作模式和交往关系等更深层次领域的变革。这些领域共同构成了文明进程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是民俗学应该面向的当下。因此,“生活革命”研究有着较强的学术潜力,重视考察理解民众的生活实践和行动意义,有助于推动民俗学的实践转向,更好地认知中华文明的当代进程,是中国民俗学开展文明进程研究的必然课题。

上海市双职工育儿家庭的时间压力与分工特征

双职工家庭在育儿阶段遭遇的多重时间压力,是我国城市居民家庭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然而,针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仍十分匮乏。基于上海2018年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双职工育儿夫妻的时间利用特征,剖析了夫妻的时间压力类型及其日常活动特征,并探讨了不同时间压力类型的家庭分工方案。研究发现,双职工家庭在育儿阶段遭遇家务照料与通勤时间增加的双重压力;识别出超高家庭压力型、家庭压力型、通勤压力型、一般压力型4种时间压力类型等。以期揭示我国大城市典型家庭的生活困境,为家庭与育儿友好的政策制定提供研究基础与启示。

企业数字创新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测度企业数字创新对共同富裕所要求的“财富积累”与“公平惠及”的双重影响,选择制造业行业上市公司2009—2022年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就企业数字创新与共同富裕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创新将促进共同富裕,进一步就其作用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创新的积极推进将提高自身劳动收入份额;就“共同”要求来看,企业进行数字创新之初可显著缩小高管与员工间的平均薪酬差,但伴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持续提升,高管与员工间的平均薪酬差距反而会逐渐扩大,且这一关系主要存在于大规模企业和低科技化程度企业中;从同一行业内企业间劳动收入份额差的变化来看,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深度与效度将显著影响成员劳动收入,呈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两端集聚效应。

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研究

新经济业态催生了新就业形态。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是新时代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具有前沿性、复杂性的重大课题。平台经济的兴起及劳动者工作理念的转变等因素促成了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产生,这也导致传统用工关系中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二元论”划分模式不合时宜。劳动关系归属模糊、劳动风险加大、缺乏社会保障支持等问题,让该类群体劳动权益面临“保护网络的缝隙跌落”困境。大部分灵活就业群体实际上处于企业和社会“双重体制保障”之外的状态,现实中既被“经济性接纳”,又被“社会性排斥”,主要表现为他们实际上是平台企业的“核心”资源,却被企业挡在“外环”。同时,他们也是享受城市公共产品资源的体制外群体,与标准劳动关系形式上的差异性和劳动权益保障力度的不均衡性等引发数量较多、案情复杂化的劳动争议,从而影响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也不利于“稳就业”“保民生”等重要目标的稳步推进。为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应重新厘定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对不同类型的灵活就业群体采取分类别差异化保护措施,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综合应对举措。

国内国际双循环就业依存度的测度与分析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如何根据自身禀赋和定位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因地制宜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各地区面临的共同课题。文章利用2012年和201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31个省份的双循环就业依存度,并分别从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发捕捉其行业和区域异质性,得到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发现,拓展了双循环测度分析的研究视角,为因地制宜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量化依据和决策参考。主要研究结论如下:总体上国际循环和省际循环此消彼长,区域间产业间存在异质性;区域间联系紧密化,区域重要节点引领作用显著,但部分节点建设仍待加强;消费在经济循环中的主引擎地位逐步增强。基于以上结论,文章从因地制宜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视循环的重要节点建设、促进消费市场健康发展和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新农保政策、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与养老模式

随着我国老龄化、高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养老成为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在新农保政策实施的准自然条件下,运用断点回归设计方法研究了新农保政策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和养老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农保政策显著降低了农村参保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水平,提高了其与成年子女分开居住和预期依靠养老金收入养老的概率,对家庭内部代际转移支付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进一步研究显示,新农保政策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和养老模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新农保政策对健康状况较差、中西部地区弱势老年群体的劳动供给降低程度更高,有助于提升弱势群体福利水平。建议提高新农保政策保障水平,对弱势老年群体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推进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均等化建设。

分工、双循环格局与共同富裕——超边际一般均衡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逐步从国际大循环主导的传统发展格局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研究国内大循环主导的双循环格局演进的内在机理,揭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将经济发展格局演进放在劳动分工结构变迁的框架中,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和数值模拟分析方法,对经济格局演进过程与共同富裕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单向外循环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逼迫外循环需要与内循环高效融合,国内市场交易效率的持续改进以及国内相对生产优势的改进将扩大内循环规模和强化内循环格局的地位,从而有利于形成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外循环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有利于提升具有区位优势地区的富裕水平,而内循环主导的双循环发展格局不仅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也能缩小经济个体贫富差距,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主导的双循环格局对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促进效应。研究表明,通过构建模型分析双循环发展格局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提出了全新的经济发展格局演进理论分析框架和视角,同时对如何加快构建双循环格局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社会建设也具有丰富的宏观政策启示价值。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伴随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出现,依托互联网平台获得就业机会,从事劳动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一类劳动者。调查显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呈现去雇主化特征,劳动样态呈现平台化、灵活化、高强度等特征,职业待遇和保障呈现整体收入水平较高、内部收入分化明显、参保率相对较低等特征,职业生涯呈现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较高等特征。建议从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建立职业技能认定和职称评定制度、健全就业优先政策体系等方面入手,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论数字平台企业对消费过程的嵌入式改造——基于马克思的消费费用理论

众多数字平台主要是在非生产领域发挥作用,应考察数字平台在非生产领域兴起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就消费环节而言,为完成相关消费活动发生的支撑性耗费属于消费费用。大量数字平台嵌入传统的消费过程,使人们的消费行为突破物理时空的限制,须承担的消费费用得以降低,促进“消费革命”的实现。消费型数字平台的广泛应用,让平台本身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一种“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型平台企业在减少消费者所承担的消费费用的同时,利用自身的市场地位来索取价值补偿,其相当一部分营收本质上属于消费费用范畴。平台企业发展不仅重塑了消费过程,而且带来了经济系统重构效应,集中表现为劳动分工体系以及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

技术变革时代劳动治理的新转向:基于新技术工人的演生分析

现代科技发展不断带给人类劳动与社会生产以挑战。伴随技术变革下的产业转型升级,智能技术的应用催生了新技术工人群体的涌现,这给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劳动治理议题提出了新的转向。现有研究较为集中考察了新时期劳动者个体层面的现象问题,而较少从劳动治理视角探讨技术革新对于当前劳动者群体产生的整体性影响及其演化过程。基于对技术范式与劳动关系互动的理论辨析,从建构新技术工人的理想类型出发,通过对互构型、协助型、控制型和灵活型共四类技术工人的演生分析,分别从工作自由度与工作自发性的维度来探讨技术进步对当代劳动者的变迁影响,具体体现为新技术影响下的科技行业、智能制造业与平台经济等新兴行业。新技术的引进创造了许多新兴职业与工作岗位,不断促进劳动者技能发展的变迁与工作实践的创新,但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职业风险与劳动保障问题。因此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语境下,相关政府部门在地方实践与劳动治理层面,应当充分重视并针对不同类型技术工人特点,建立相应的技能更新与社会保护机制,完善技术监管与劳动治理政策,促进新技术更好地赋能劳动者,推动制定新劳动业态的法律法规政策,以积极应对技术变革时代带来的诸多挑战,从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可行的路径。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

新就业形态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运用而兴起,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就业方式。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争议也成为当前社会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研究认为,当前新业态劳动者面临的现实困境在于: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弱契约与高监管关系、劳动风险畸高与社会保障力度不足、司法实践中救济诉求高与工伤认定难。现实之困源于制度之不足,表现在:新就业形态用工关系认定模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未受社会保险制度保护、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缺乏必要的监管。为保障新业态劳动者劳动权益,要恰当定位新就业形态的法律关系、试点推行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障制度、规范互联网平台用工治理。

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变局演化及中国应对

当前,以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为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正在发生减弱的趋势,甚至出现了可能瓦解的苗头,这必然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带来难以忽略的风险和挑战。面对美国针对中国正在实施的全局性“脱钩”行为,欧盟针对中国试图实施的局部性“脱钩”行为等变化,如何主动应对和积极化解,成为当前中国的核心战略之一。在全面分析当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重大变化的基础上,重点解构其驱动机制,由此识别和提炼其发展趋势及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研判中国在其中的新定位和新优势,深入探究中国面对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新变化格局和新驱动机制的应对策略,并提出相应的具体政策建议。

西方高端人才跨国流动研究述评

基于文献分析法,对西方高端人才跨国流动研究进行述评,探讨其跨国流动的空间特征、动力机制和社会影响。跨国人才主要的流动方向为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人才交换,以及发达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回流,在空间上高度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世界城市。其流动机制包括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转型、跨国流动渠道、政府管制以及流动者个体决策。其为流出地带来人才流失的困扰以及人才回流的红利,为流入地带来社会分化、居住隔离和种族排斥等社会问题。最后,就国内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出一些建议。

初产妇应用拉玛泽减痛分娩法效果观察

目的观察拉玛泽减痛分娩法在初产妇分娩中的效果。方法选取初产妇181例为对照组，在孕5～9月期间不接受拉玛泽减痛分娩法训练，分娩时通过产程常规护理并施用导乐陪伴来助产；另选取228例为观察组，在孕5～9月期间，在丈夫陪伴下，每天用20～30分钟，共同进行拉玛泽减痛分娩法，主要包括神经肌肉控制、呼吸力量技巧、注意力转移的专项训练，分娩时除导乐陪伴外，严格执行拉玛泽减痛分娩法护理技术规范。对两组阴道分娩产程时间、分娩方式、分娩疼痛分级进行比较。结果两组第一产程、总产程时间比较差异有极显著性（u值分别为27．54、21．14，P均〈0．01）；分娩方式中顺产、剖宫产差异有极显著性（χ^2值分别为22．76、18．83，P均〈0．01）；疼痛分级中0～3级差异均有及显著性（χ^2值分别为14．11、17．14、43．12、15．44，P均〈0．01）。结论初产妇应用拉玛泽减痛分娩法，可以缩短产程时间，较好地减轻分娩疼痛程度，有力地促进自然分娩，是一种值得优先推荐的分娩法。

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杭州市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

近年来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民工荒"现象,一方面表明了过去对劳动力供给总量和结构在认识上的不全面,为"劳动力无限供给论"敲了警钟;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的现状。劳动市场的分割,使得劳动者无法形成稳定的制度预期,缺乏加强自身劳动技能、完善人力资本积累的意愿,并采取"候鸟式"的流动就业模式;同时,企业在面对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就业人群时,同样缺乏投入资源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的动力和可能性。两者合力,造成依靠低成本、低技能劳动力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过度发展、过度竞争,强烈的劳动力需求和有限的劳动工资提升空间这一对矛盾由此而生。文章从对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出发,利用对杭州市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调查数据,探讨这些因素在构成劳动迁移成本、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上的不同作用程度,以期为能从制度安排上实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促进城乡劳动力永久性迁移提供参考借鉴。

九华山旅游劳工转移模式及从业感知研究

本文以九华山旅游劳工为实证研究对象,探讨了九华山旅游劳工的产业、空间转移模式及从业感知.研究发现九华山旅游劳工转移产业分布较为均衡宽广,农业和制造业位于转移行业的前两位;旅游劳工多数来自外地,空间转移总体符合距离衰减规律;旅游劳工的从业感知评价十分积极,旅游职业本身及其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工作环境改善等职业优势能够使九华山旅游劳工克服工作时间较差、学历过剩等消极因素,保持较高的职业满意度.

基于综合城镇化视角的省际人口迁移格局空间分析

采用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基于流出、流入"双向"视角解析人口迁移格局及演变过程;采用空间计量模型,阐释综合城镇化及各城镇化分量值对省际人口迁移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0年省际人口迁移量成倍增长,人口迁出区域空间不断扩散,迁入区域空间虽无明显变化,但内部差异性变化明显;(2)省际人口迁移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特征,省际人口净迁入率变化明显受周边地区的正向影响;(3)综合城镇化率变化对省际人口迁入有着重要作用。(4)人口、经济和土地城镇化率变化对人口净迁入率变化具有显著影响,且经济城镇化仍为影响省际人口迁移变化的主导因素;社会城镇化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80后”农民工择偶模式研究

本文通过对528份有效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得知:80后农民工由于特殊的成长环境和成长经历,他们在择偶上出现了年龄偏早化、择偶观念逆传统化、婚期选择集中化等趋势。针对这种变化,笔者认为构建科学合理的择偶模式势在必行,政府、家庭、社会和个人应各尽其责,协调合作,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择偶观,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