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不挖角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

互不挖角协议发生于劳动力市场,是用人单位之间达成的不招揽或雇佣对方员工的合意。互不挖角协议具有降低生产成本、稳定劳动力竞争秩序的价值,但同时也会产生减损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竞争、扭曲竞争和交易公平、降低市场效率的垄断后果,并最终损害消费者福利和社会公共利益。基于对互不挖角协议的竞争损害和反垄断法适用性的不确定,大多数法域对以反垄断法规制互不挖角协议尚持慎重态度。实际上,互不挖角协议对竞争的损害确有规制必要。反垄断法存在规制互不挖角协议的现实需求,且相较于其他规制手段更具效益优势,因而是互不挖角协议最适当的规制手段。在我国之后可能的制度设计中,还可以考虑对互不挖角协议分类设计具体规则,并引入相关性分析手段,以提升反垄断法规制互不挖角协议的实效。

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劳动条款的制度性供给及借鉴

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纳入劳动条款是欧盟对内、对外经济发展的需求。欧盟的劳动条款倾向于把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的内容融为可持续发展条款,内容比较全面,约束机制灵活,督促伙伴国履行国际劳工保护的义务,强调各方的对话与合作。我国应当对欧美劳工标准的国际保护战略有所警惕,同时也应当注意借鉴欧盟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纳入劳工条款的做法,积极主张自己履行国际劳工保护义务的立场。

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的冲突及其解决办法

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在法律依据、订立主体、签订时间、内容、发生纠纷的处理部门等方面存在不同。两者的冲突表现在就业协议中有关见习期、违约金的规定常与劳动合同中试用期的规定相互矛盾;另外,两者在福利待遇等具体内容的规定方面经常不一致。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将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合二为一。

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及其制度设计

本文对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形成、使用配置及其特征进行了分析 ,从交易 -协约关系、规制结构、内部劳动力市场、激励等方面探讨了针对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制度设计问题。

船员就业协议展期问题探讨

2017年巴黎备忘录发布的PSC年报显示,SEA(船员就业协议)方面的缺陷数量在所有MLC缺陷数量中位居第一;由SEA导致的滞留缺陷数量在所有MLC滞留缺陷数量中位列第二.文中以2起港口国监督检查中发现的SEA展期问题为出发点,详细分析了MLC公约对SEA展期方面的要求,为船旗国、船公司和船员提供履约对策.

美国自贸协定劳工权利保护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主张将贸易规则同劳工标准挂钩,其主导的13个自贸协定(FTA)中均有劳工标准条款。但是,以上述FTA中除美国外的19个签约国为样本开展定性比较分析发现,有关劳工标准条款对签约国劳工权利保护的影响是有限的,除非满足其他条件。这表明美国力推贸易协定同劳工标准挂钩并非为了改善签约国的劳工权利保护水平,而有主导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政治考量。中国在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区网络过程中,应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和策略,妥善应对FTA谈判中的劳工议题。

劳务派遣工和正式工员工-组织关系的比较研究--来自汽车企业一线员工的数据

劳务派遣工的滥用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被称之为劳动关系领域的一个"毒瘤",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文章基于对6省市、12家汽车乘用车整车厂的1091名派遣工与正式工进行调查所得的数据,分析了劳务派遣工与正式工员工—组织关系的差异。结果表明:劳务派遣工的员工—组织关系劣于正式工,得到的物质性投入和发展性投入均低于正式工,其组织承诺及其各要素得分均低于正式工,且其工作满意度各项得分也低于正式工。

FTA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工标准的影响与我国应对策略——以越南2021年《劳动法》为视角

为加快融入全球供应链,越南近些年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但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与劳工标准挂钩比较明显,对越南的国内劳工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兑现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承诺,越南加快了劳动立法的变革进程。CPTPP和EVFTA的签署推动了越南于2019年再次修订《劳动法》,在劳动合同、延长工作时间、女性劳动者保护、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等方面加强了对劳动者的保护。我国政府和企业应从加强风险预警、健全企业用工合规体系、事后积极应对与加强监管三方面,积极回应越南快速提高劳工标准带来的投资风险,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在越南的顺利推进。

析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的国际法律争端及解决路径

日本在其非法占领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时期强征劳工和施行“慰安妇”制度,严重侵犯了受害者的人权。自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受害者开始向日本法院提起索赔诉讼,并在用尽日本法律救济措施后转向韩国法院寻求救济。2011年韩国宪法法院就个人请求权问题作出了支持韩国受害者的判决,此后韩国不同法院相继审判了若干相关案件。对此,韩国与日本各执一词纷争不断,其论争的关键法律问题是1965年《韩日关于解决财产和请求权问题及经济合作的协定》(简称《韩日请求权协定》)所放弃的请求权的范围。该问题关系到韩国受害者的个人索赔问题是否已经通过该条约“得到解决”,其核心是国家权力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处分作为基本人权的个人权利。根据条约解释的一般规范,不能认定韩国受害者的个人索赔请求权已被韩国政府根据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所放弃。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的效力范围不可抵触国际强行法、不可超越缔约主体的权限。虽然韩国受害者具有个人索赔请求权,但由于国家主权豁免和韩国地方法院对日本的司法管辖权等问题,韩国受害者追究日本的责任仍然存在困难和障碍。

劳动合同无法履行时的工资风险负担制度研究:以德美短工补贴制度为镜鉴

依据传统的雇主经营风险理论,因雇主方面发生了不可归责于劳动者的事由而致劳动合同无法履行时,雇主仍承担继续支付工资的义务。这种风险内化的方式,在遭遇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势时,非常容易导致雇主以裁员的方式将其经营风险转嫁给劳动者承担。鉴于内化解决方式的不足,域外很多国家往往透过风险外化的解决方式—短工补贴,依据社会连带思维与保险原理,移转分散劳动者工时减少期间的收入损失风险,从而有效化解劳资内部冲突,进而实现劳资政共赢之局面。我国现有的稳岗补贴法律制度并不足以有效应对经济不景气下的经营危机,参照当下及未来的经济现实,有必要在突破劳资双方内部消化风险的基础上,借鉴域外经验,构筑一套适合我国的短工补贴制度。

国际经贸协定中劳工条款的解读——以欧韩劳工分歧处理案为例

近年来,将劳工条款纳入国际经贸协定的做法日益普遍。2021年1月,欧盟经贸协定下劳工争端解决第一案即欧韩劳工分歧处理案的专家组报告公布。该报告重点探讨了《欧韩贸易协定》中劳工规则的边界以及缔约国承担的劳工保护义务,这为解读我国与欧盟缔结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的劳工规则提供了重要参考。相较于《欧韩贸易协定》《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的劳工保护要求更为具体细致。就此,建议我国在劳工争端解决方面,合理使用该投资协定下的分歧处理机制,并建立劳工问题的预处理程序;对于劳工保护实体规则,进一步明确协定下劳工条款的范围,与此同时不断提高自身劳工保护水平,积极向国际劳工标准靠拢。

航运强国背景下船员集体合同制度的适用困境与优化路径——兼评《中国船员集体协议》

航运业发展离不开船员的辛劳付出,但海上劳动关系较为特殊,加之我国相关法律规范不完善,致使船员劳动权益未能获得有效保障。国际上普遍接受由海员工会和船东组织通过开展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方式来调整海上劳动关系。国内船员行业工会目前签订有《中国船员集体协议》,以贯彻《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树立全行业劳动保障标准。但就目前而言,其内容仍有不足之处,且我国还存有工会职能不清、集体合同争议解决途径不明等问题,导致船员维权之路困难重重。对此,我国应构建专门法律规范体系,尽快完善《中国船员集体协议》,同时重新定位工会职能,明确争议解决方式,使船员集体合同制度得以优化,更好地保护船员合法权益,吸引航运人才,助推航运强国建设。

欧盟新一代经贸协定劳工保护条款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以“欧韩劳工权利争端案”为例

谈判签署可持续发展友好型的经贸协定已成为国际共识。《欧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欧韩FTA)首次设置可持续发展章节并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沿用,成为欧盟在经贸合作领域关注环境和劳工保护议题的典例。“欧韩劳工权利争端案”的实践表明,经贸协定项下的可持续发展劳工保护条款具有法律效力,缔约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可能引起国家间争端。该案体现的劳工保护条款审查和适用规则,对我国批准和实施CAI具有启示意义。我国应认识和理解劳工保护条款的义务,重视可持续发展分歧解决机制,促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有效联动,从而更好适应国际规则,实现高水平、深层次、制度型对外开放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