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住房制度构建

我国现行住房制度与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目标差距显著,症结在于普通商品房结构性过剩,重售轻租、重商品轻保障和供需错配的结构性矛盾突出。系统构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住房制度,需要协同发挥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以普通商品房合理调控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以保障性住房合理建设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以改善性住房合理供给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房地产税改革将从效率、公平和治理三个维度完善合理住房制度构建。在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关系的前提下,流通和保有环节的差异化课税对促进合理住房制度内部循环意义重大,并在远期推动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

税内税外:清代前期的地丁原额与实际税负

清代前期的地丁(田赋)“原额”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它既涉及作为定税基础的亩制、折亩、税率,也直接与清初沿袭的“万历则例”关联。清初沿袭的田赋征收标准是万历四十八年的定例,但在田赋征收货币化的进程中,清初所定的本色折银额过高,事实上增加了人民的负担,是清初田赋税额高出明代万历年间税额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由于在地丁征收过程中存在的银两与铜钱的折算,影响着纳税者和地方政府的实际利益。丁银摊入地亩,从总体上实现了“地丁”的合一,丁银征收标准以及丁银的摊入地亩或未摊入地亩,同样错综复杂。在地丁“原额”之外,预征、加征与差徭银的摊征,也反映出纳税、承差者的实际负担较为沉重。

解读乡村性:中国城乡边界的历史源流、概念迷思与规划政策解析

立足乡村振兴,分析城乡之间高度互嵌的面貌,提出中国城乡边界界定与乡村性溯源的思考,将其概括为“城乡边界在哪里”“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乡村”两个具体问题。结合中国乡村发展历史演进中的过程变迁,认为户籍、税收、治理与土地等4个制度要素是塑造城乡边界的关键。基于此,结合近现代乡村发展制度与政策的分析,引入西方研究中的“乡村性”概念并分析城乡边界在乡村性中的作用与效应;基于历史与理论的对话分析,围绕户籍、税收、治理与土地对中国城乡边界政策展开研究,分别阐释这4个维度在彰显乡村发展本体性、保存乡村风貌原真性中的作用。通过总结城乡边界在乡村规划建设中的效应,以期为中国乡村性的发展提供经验。

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预征政策改革分析——基于应对人口老龄化、防风险稳增长背景

中国经济经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房地产开发行业作为支柱行业贡献可观,但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中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造成商品房需求转弱导致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同时减缓城镇化进程造成房地产开发企业过度竞争面临利润减少问题,高周转、高杠杆生产经营模式和宏观政策调控也使其出现流动性减弱、资金链断链的风险,目前的困境导致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拉动作用放缓。土地增值税是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税率最高的税种,并且具有调节房地产市场的功能,其主要通过预征环节缴纳税金。因此,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预征制度有必要作为调控企业现金流的工具进行相应的改革,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帮助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对当前问题。

减税冲击、土地调控与城投债定价

减税冲击会加大地方财政压力,而地方政府隐性担保能力的下降会导致城投债发行利差上升;然而,城投债是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融资手段,地方政府有动机采取增信措施来抵消减税冲击的影响,甚至促使城投债利差下降。基于2017—2019年的三次增值税税率下调实践,通过产业结构、减税点数和政策时间构造地级市层面的减税冲击变量,分析发现:减税冲击会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但地方政府会采取土地调控措施来为城投公司提供增信,导致城投债的发行利差不升反降;具体而言,面对减税冲击,地方政府并没有调整土地出让结构、提高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出让价格,而是通过向城投公司注入土地资产、提高商服用地出让价格的路径来提升城投公司的融资能力、抵押价值和信用水平,这也反映出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的运作方式已由土地财政转向土地金融。因此,应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破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和出让环节的双垄断格局;划清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界限,促进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改变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调控的局面。

土地房地产税基基准价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为实现在土地房地产交易环节中实行计税基准价数字化、规范化管理的目标,针对土地房地产税基基准价管理中的问题,分析设计了土地房地产税基基准价管理系统主要功能、系统用例图、主要状态图等,并通过轻量级J2EE框架SSH来实现系统。系统主要包括系统管理、数据采集管理、数据运维管理、数据审核管理、应用查询系统等五大部分。该系统易于操作、使用、维护,满足用户的使用习惯,有效提高土地房地产交易环节中计税价格公正合理性,提高信息共享程度,具有较好的示范性及应用推广价值。

政府储备土地涉及的耕地占用税争议探析——以太原市为例

耕地占用税是保护耕地的重要税收调节手段。实践中,对政府储备土地涉及的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主体与缴税时点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从《耕地占用税法》立法目的、纳税主体界定、税收本质及法际交集与融合视角进行了分析,认为政府储备土地的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主体应为实际用地人,缴税时点应在征地阶段。建议通过完善政策条款、优化涉税流程、分类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促进政府储备土地的耕地占用税缴纳工作,从而真正实现耕地占用税的立法目的和价值导向。

基于整体规划建模的公平性区域货运碳税规划方法

针对货运碳税政策影响的公平性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整体规划建模的公平性区域货运碳税规划方法。该方法使用双层规划模型,上层模型使用Dagum基尼系数分析货运碳税政策对不同地区制造业区位影响,并据此优化各地区的货运碳税价格,提升政策影响的公平性;下层模型通过改进土地利用—交通整体规划模型,模拟区域中社会经济活动、交通及货运碳排放之间的交互关系。由于决策变量与目标函数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提出一种贝叶斯优化算法求解模型。拓展所使用的土地利用—交通整体规划模型,改进后的模型不仅能一体化分析货运碳税政策对区域货运减排和产业区位的综合影响,而且能在政策制定中考虑不同地区综合运输网络和产业区位的差异,确保政策影响的公平性。以长江经济带为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80元·t^(-1)的货运碳税政策下,不同地区的制造业区位受到的影响差异显著,区域间净差异对总体基尼系数贡献率为74.63%。相比之下,本方法通过差异化区域货运碳税政策,在同等货运减排目标下,有效降低了区域间净差异,将总体基尼系数由0.180降至0.115,较好地平衡了货运碳税政策对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制造业区位影响的公平性。

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的税务筹划策略

近年来,为了推动房地产行业更加稳定地建设和发展,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减缓了房地产行业持续发展的势头,也促使很多房地产企业的盈利空间逐渐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了扩大自身的收益空间,必须采取精细化管理的策略,精简费用、节约成本,对相关税费进行筹划,就成为一种现实需要。土地增值税作为房地产企业需要投入的一项重要成本,需加强筹划,进而帮助企业在遵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优化内部税负结构、合理管控成本。文章将围绕这一话题进行论述,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筹划方式,以期为广大工作人员提供参考和启示。

房地产限购、企业税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房住不炒”的政策导向下,限购措施已成为各地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手段。然而,该项政策在稳定房市的同时,可能会降低地方“土地财政”收入。基于稳定和扩大财政收入的动机,地方政府可能会增加企业的税负压力,进而对企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本文深入探讨了房地产限购政策如何通过企业税负变动影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细致剖析。研究结果显示,限购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税负压力的增加是其中的关键机制。因此,如何在保障居民住房需求的同时,减轻企业税负压力,提高生产效率,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进一步分析了限购政策导致土地财政压力上升后,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的策略性税费执法现象。这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前经济现状,也为政府制定更为合理的政策措施提供了重要参考。

经济增长目标、策略性财政政策与产业协同集聚

经济增长目标所引致的策略性财政政策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将会产生长远影响。利用200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和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经济增长目标、策略性财政政策与产业协同集聚之间的内在经济逻辑。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压缩社会服务性支出、扭曲税收竞争行为和扩张土地财政等路径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完善金融制度、法律制度、产权制度以及落实宏观经济政策,能够有效降低经济增长目标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负面影响。此外,空间视角下经济增长目标不仅对本地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具有负向影响,对邻近地区也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提出深化政绩考核机制、规范政府财政行为、完善制度环境等推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政策建议。

地方税对区域营商环境影响研究——以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为视角

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持续向好。国内评价机构评估认为,各主要城市的营商环境差距依然较大。从国家赋予地方省级政府出台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收优惠政策的权力视角,横向比较研究环渤海七省区市的两税优惠政策对区域营商环境的不同影响,指出目前七省区市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存在不够充分、不够灵活、不够简化等不足,并提出在税收方面提升区域营商环境应当充分运用国家政策赋予的优惠权力,制定政策时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执行层面要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营造区域良好营商环境。

房产税对金融部门信贷结构的影响研究

房价变动与金融市场稳定、宏观经济波动息息相关。为实现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2011年上海市和重庆市作为首批试点城市,共同实施了房产税政策。本文以该项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倍分法探讨房产税政策的实施是否能够改变金融部门信贷结构,影响金融市场稳定。研究发现:(1)上海市和重庆市房产税政策的实施对当地金融部门信贷结构具有显著影响,能够明显提升当地非房地产业信贷占比;该结论在经过安慰剂检验后仍然成立。(2)房产税政策的实施不仅能够直接影响金融部门信贷结构,同时还能够通过降低住房价格进而提升非房地产业信贷占比,改变金融部门信贷结构。(3)尽管住房价格与土地价格高度相关,但房产税政策的实施未能通过降低土地价格而影响金融部门信贷结构。

城镇土地使用税税负与地方经济发展——基于跨城市的比较

城镇土地使用税作为当前我国土地保有环节唯一税种,采取从量计征方式,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相对其他税种较大。但因其是“小税”,相关研究尚显不足。本文关注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方式和地方自主性对税负的影响。基于依申请公开等渠道获取的2007年至2019年若干城市“地区级”数据,研究发现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实际税率越低,出现“倒挂”现象;若未及时上调幅度税额,随时间推移经济增长越快,“倒挂”现象越明显。本文分析,该税种的从量定额税属性和税额标准调整滞后性,使名义税率较难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实际税率逐渐脱离土地市场价值。地方政府在税权自主性范围内,可能从发展经济或筹集收入等角度,根据实情做出“放水养鱼”或应收尽收的不同策略选择。研究结论对完善我国地方税体系和理解税收竞争现象具有现实意义。

土地金融、房地产税与去杠杆

近年来,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持续上升,对金融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土地金融放大机制的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房地产市场发展对杠杆率的放大作用,并评估房地产税在去杠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发现,地方政府采用土地金融方式进行融资放大了宏观经济波动,造成宏观杠杆上升。无论是对存量房地产还是流量房地产征税,房地产税均可以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和杠杆率。福利分析结果表明:在合理的取值范围内,房地产税税率与消费补偿呈U形关系,当房地产税税率较高时,需要补偿的消费比例较大。

论土地增值税改进:定性、定位、定向与定则

研究目的:探究在我国土地增值税改进过程中,应对和解决税制复杂、税负过重、征管困难问题的可行路径。研究方法:价值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原理证成和演绎法。研究结果:现行的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远无法完全解决我国土地增值税在顶层设计和具体制度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我国土地制度革新、房地产税制改革的背景下,土地增值税改进不仅迎来立法良机,更成为推动土地税制与土地制度改革相衔接、完善税法体系与具体税制、逐步实现税收法治现代化之锁钥。研究结论:需要从定性、定位、定向和定则四个维度推动土地增值税改进:在定性方面,明确土地增值税是一种财产税;在定位方面,要强调土地增值税的税收本质,同时突出其在“中央税—地方税”“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土地增值税”三组纵向、横向和斜向关系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在定向方面,须遵循“发展导向型”税收立法理念;在定则方面,土地增值税改进应落实纳税人中心主义,并服膺税收法定、量能课税、稽征经济等原则。

论明代贵州的田税制度的变迁

明代贵州田税制度的推行,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有至全的变化过程,即从明太祖时期贵州的田亩无尺籍、田税无定额,到明朝中期以后贵州的田亩局部尺籍、田税逐渐有额和田亩全面丈量、田税差别征纳,再到崇祯时期的耕地统一管理、田税统一征收。在这个过程中,明朝对贵州各地的田税实行统一额定标准,最终将贵州的田税由朝廷进行全部直接征纳,并纳入其地方财税管理系统。通过查考相关史料,梳理分析明代贵州的三类田税在不同时期表现的不同特征、产生的不同影响,分析明朝时期贵州田税制度的变化过程及特点。

我国土地财政的演化、困局与应对

土地财政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衍生出产业结构失衡、资源配置效率不高、隐性债务增长等问题,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财政脆弱性不断上升。在当前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及经济下行压力下,土地财政缺口凸显,基于土地信用的地方政府信用体系亟待转变。本文在梳理我国土地财政历史沿革的基础上,对当下面临的困局进行分析,建议从持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大中央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发挥国有资本财政作用和加快基础设施REITS盘活存量资产等四大路径合理弥补土地财政缺口。

1928-1937年江苏田赋积弊与地方整顿论析

1928年,田赋归属下移至地方,成为省、县的重要财源,然而田赋积弊依旧存在。作为国民政府统治核心区域的江苏省,试图建立行政、财政、地政、地价与田赋之间的联系,并于20世纪30年代确定田赋科则、银米改元。不过,田赋附加及摊派常超过田赋正税,农民负担较官方数据多出数倍乃至数十倍。究其原因,与财政制度、征赋人事、征收机制有关。在国民政府推动田赋整理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着力整理地籍、减少附加并建立预算体系,尽量实现直接征缴,尝试使用“田赋税票”以优化缴纳方式。从田赋正附税比例下降、田赋实征率向好的情况可知,1928—1937年间,江苏省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田赋紊乱、中间层盘剥等弊病。与此同时,基层社会中农民、业户、册书、乡长各有考量,对整顿田赋存在顾虑;田赋与地价之间的市场联系始终未得构建;苏南、苏北农村内部结构与社会主要矛盾不尽相同,以上因素均给政府带来了超出其治理能力的现实难题。

浅谈日本房地产泡沫的产生、调控及后果

20世纪80年代,受乐观预期的驱动,在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和薄弱监管环境下,加之不合时宜的土地税收政策,日本大量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深度进入房地产市场,导致东京等大城市地价快速上涨,进而形成房地产泡沫。“广场协议”后,日本政府主动收紧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最终刺破泡沫。后期政策虽有转向但也未能阻止日本经济陷入连续20年的停滞状态。本文梳理了上述日本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原因、实施的政策和相应后果,并总结其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