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兰克史学

陈寅恪在日本、美国和德国留学期间接受了兰克史学的熏陶。陈寅恪的史学与兰克史学多有相似之处:史学方法上强调广泛占有资料并严加考证;在史学思想、史学观点方面奉行人文主义、客观主义,注意运用民族(种族)文化观念治史。陈氏归国后又在大学教学中实行了“习明纳尔”这种教学方法。

中国古代趋新派文变观中的时间之维——兼与现代进化论文学史观之比较

中国古代文变观中的趋新派认为,文学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由质而文是时代演变使然,时变而文亦变。因而特别强调艺术的创新,反对因循守旧,盲目崇古。趋新派文变观并不等同于现代进化论文学史观,趋新论虽有线性时间观,但同时还包含了丰富的时变思想,这与进化论所持的线性时间观有很大不同。

地方史研究的思考

地方史的研究是目前史学界方兴未艾的一个领域,在长期的实践中引发了许多问题,文章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1.范式在地方史研究中的作用;2.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3.地方史研究的前景和现实。

毛泽东诗词的哲学意蕴

作为哲学家和诗人的毛泽东,他的诗词具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其哲学底蕴随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而发展,既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又包含了丰富的现代哲学观点。其中概括了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和群众史观,弘扬了人的主体性,实现了对历史的扬弃和超越。

人民史观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设计

把人民史观渗透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课程设计应成为深化专题教学课改的重要取向,这不仅在于人民史观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目标具有高度契合性,同时还是我们把脉历史发展进程与方向的重要视角与依据。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认为通过阶级分析法来厘清民众立场,政策解读来分析民心向背以及制度架构分析来探讨民力积聚作用等三个维度的教学内容安排,不仅能把人民史观契合于教学中,更重要是为我们正确而深刻地理解历史提供了新视角。

论徐文珊的治史特色

徐文珊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普通史家,他的经历则是民国史学的一个缩影。他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圭臬,综合唯物、唯心二家之长,阐释了民生史观的基本内涵与意义,反映了当时史学思想领域的基本格局。他主张以学为用的史学价值观,强调治史当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并以建设民族文化为己任。他倡导历史教育,指出了历史教育的任务、对象、原则、途径与方法,并从理论上做了系统总结。他的治史经历,反映了时代环境对史家治史取向的影响,也反映了民国史家学术性与社会性并重的治史特色。

习近平历史观研究述评——基于整体性的考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无不闪烁着耀眼的历史光芒,这些光芒聚集在一起呈现出一幅习近平历史观的整体性画卷。“习近平历史观”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相继发表,主要从理论来源、形成背景、形成过程、主要内容、构成要素、理论特征和当代价值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然而,已有的成果中只是选取其中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在基础理论建构、研究思路调整、基本概念厘清、研究方法拓展等问题上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以时间整体性、空间整体性、理论整体性和实践整体性四个维度,以及四个维度之间的辨证关系,来探讨习近平历史观的整体性,对于全面把握习近平的历史观具有重要意义。

法与生命的悖论:论章太炎思想的政治性与批判史观

章太炎的核心政治思想前后关联,并且随着不同阶段所面对的不同社会状况与时局难题而逐渐深化。考察章太炎进入民国时期的思想,可以发现章太炎政治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批判史观与他早期的革命思想一脉相承,并衔接了他的国故研究。首先,辛亥革命之后章太炎所响应的政治思想,关键在于国家作为组织的问题,并且针对治理人民的国家机关过高之权力进行批判;其次,章太炎对于国家机构的批判,延续了革命成功前分析国家概念的政治思想,主要探讨的问题便是组织、生命与法之间的张力;第三,章太炎在《齐物论释》中援用老庄与华严宗唯识论的思想以及小学训诂的传统所提出的缘起本体论,透露了他的批判史观,足以检验国家作为体制以及国家作为概念所揭露的生命与法的根本悖论;第四,本文以"史"的政治性批判作为结论。

汉唐之际的“兴亡论”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十分关注国之兴亡,汉唐之际的政治家和史学家的相关论述更具有独到之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从卢卡奇的问题史研究法看其历史总体性辩证法

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中,卢卡奇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将表述方式与研究方法相统一的问题史研究法的分析,渗透着历史总体性辩证法,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统一的整体,应该探寻历史规律并整体地而非孤立地研究各类问题。但其在社会历史何以成为一个总体的论述上存在不足,具有唯心色彩。马克思的实践观认为,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社会历史才得以在时间的延续性和空间的拓展性两个向度上成为一个有机总体。马克思实践观是把握历史总体性辩证法的钥匙,也是卢卡奇历史总体性辩证法修正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库恩与科学史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库恩一直强调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并认为自己"既搞科学史,也搞科学哲学"。库恩强调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既相区别又密切联系并需要进行合作的整体性思想。库恩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上的独到见解,凸显了他从科学史中呈现科学形象的独特的方法论视角和观点;他既不同于他之前的科学哲学家又不同于一般史学家的观点,使得他遭到来自双方的批评并引起诸多争议。库恩看起来部分像历史、部分像哲学的主张,使得他更像是"欧洲派的史学家,美国味的哲学家"。虽然库恩强调社会历史因素对科学发展的重要影响、主张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研究科学发展等思想,已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并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也导致历史主义学派对科学"历史的再现"研究工作的兴起和发展;但是,库恩的科学史学观,在科学史家中并没有真正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也没有实质性的深刻影响。库恩的科学史学观,看似矛盾、实则谨慎而深刻;彰显库恩这方面的思想及其深刻性还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