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戏剧改良与义务戏

清末北京义务戏深受戏剧改良运动影响,其演进过程呈现出多种新元素,不仅促进戏剧改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风俗改变。一方面,戏剧改良运动促进艺人与报人合作开演义务戏,推动义务戏在传统表演形式中增添许多近代元素,如戏剧内容革新、舞台元素多样化和女性群体加入。另一方面,义务戏受到近代启蒙思想影响,热心助赈的新艺人成为义演主体,成为启蒙与宣教活动的实践者。同时,义务戏也促进社会风俗改良,艺人社会形象得以重塑,其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清末北京义务戏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结果。

清后期笔帖式的发展嬗变及其原因探析

笔帖式是清代官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官职。为保障旗人仕进之路的通畅宽裕,清统治者特意为八旗子弟开辟了笔帖式入仕这一选官路径,以提高旗人的入仕数量,确保旗人群体的政治参与度。清后期,清政府官制改革,改笔帖式为录事,使得笔帖式的设置职掌发生了一定的嬗变,对清代的旗人入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吉同钧清律讲义透视陕派律学的近代转型

随着晚清变法修律活动的展开,新式法律教育也随之兴起。陕派律学代表人物吉同钧兼任京师法律学堂、京师法政学堂、律学馆以及大理院讲习所四处教习,主讲《大清律例》科。由于《大清律例》剧变为《大清现行刑律》及《大清新刑律》,吉同钧遂三易讲义,后称“清律讲义三部曲”。讲义揭示了吉同钧在近代法律转变中的核心观点,即坚守中国传统法律国粹,同时采辑西律之法。他不仅继承陕派律学创始人薛允升的律学研究成果,还打破传统律学同一法系之间横向比较的局限,开创性地将比较视野扩展到不同法系之间,提出“尽用西法”“参用西法”“西法万不能行而仍宜遵守中法”“中律过重亟应改易”四种比较中西律方案。这一中西法律比较分析框架,是近代法律转型的一大突破,也为当前看待中西律之差异提供理论背书。

清末科举改制下的浙闱新变与现实省思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发科举改制谕令,对乡试命题范围、参考书目以及阅卷标准等进行改革。但改革使入闱前浙江士子进退维谷,闱场内乱象也不一而足,考生失范行为频现,仓促条对、敷衍作答、试卷曳白被贴者更不知几何。最终,在考生消极应对与考官素质不足、路径依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新制精神的落实大打折扣,以致科举制度最后的更张未能为自身续命。清末科举改制失败对当前考试制度改革,尤其是高考制度改革,仍具有重要启示。它警示后世在推出重大考试改革之前,务必要系统谋划,充分准备,循序推进。

从乔家大院晋商风貌窥见清末至民国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分析

皇家看故宫,名宅看乔家。晋商作为十大商帮之首,其中山西祁县乔家大院是为晋商之瑰宝,是中国古建大宅院里保存最完整、最经典的一座具有社会性的院落。严谨的家风家规,重义轻利的经商之道,处于时代变革风潮中的乔家大院经历兴衰,是独树一帜的文化代表。该时期晋商女性有其进步性和落后性,本文从三晋服饰文化出发,从政治、思想、地位的转变展开对清末民初女性服装的变革分析。

论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

晚清出版史是中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变革与转型时期,中国出版在这一历史时期逐渐完成其古今之变,开始从传统走向近代,形成具有近代形态的新式出版。变革与转型的因素贯穿和渗透于晚清出版的各个阶段和环节。从宏观上看,印刷技术、出版物形制、出版物内容、出版物类型、出版机构、出版观念、出版管理体制、著作群体、出版交流、出版社会作用等10方面的变革能够充分反映和印证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特征。

端方与清末教育现代化

端方是清末新政时期的重要官员 ,赴欧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 ,具有革新思想。他对清末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在任地方督抚期间 ,他大力兴办新式学校 ,推动了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

晚清筹边改省奏议与治边政策概论

近代以来 ,随着清帝国的衰败和西方列强的入侵 ,中国边疆地区普遍出现危机 ,边疆问题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关注。从近代早期的龚自珍、魏源等著名士人到后来的左宗棠、岑春煊、赵尔巽、张荫棠、徐世昌等廷臣疆吏 ,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 ,提出了筹边改制的种种设想和主张 ,对清朝政府改变传统治边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各方人士关于筹边改制的具体意见虽不尽相同 ,但有一个共同的观点 ,即主张废除边疆地区“因俗而治”的多元化管理体制 ,通过建立行省 ,使边疆与内地“联为一体”。

清末鸦片禁政与新政改革之契合

清代晚期 ,作为英、印、中三角贸易的主要媒介 ,鸦片等毒品被大量准进 ,逐步形成了一种病态的毒品经济形态 ,成为晚清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的重要制约因素。清末新政时期 ,从新闻媒介到清廷大员 ,均将新政改革的成败与鸦片禁政联系起来 ,在禁政与宪政改革、中国外贸事业的振兴以及中国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关系上 ,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认识。因之 ,在清末改革的框架内 ,除宪政等方面的改革之外 ,又融入了禁毒社会改革 。

伍廷芳与清末新政法律改革

伍廷芳精通中外法律,是近代著名法制改革家。在清末担任修订法律大臣时,主持并参与修订法律工作,把近代西方法律思想与实践引入修律的整个活动中,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进行了全面删改与创新,进而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制的固有面貌,在一定意义上宣告了传统法制体系的历史性终结,推动中华法系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

晚清实业教育制度述论

晚清时期(1840-1911年)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促使有识之士认识到军事技术与机器制造对于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性,遂产生学习其先进技术的要求与动力,进而出现学习"西艺"的热潮,促成实业教育制度的萌芽,经由维新运动实业教育机构的演绎,到清末"新政"时期实业教育制度建立,基本构成了此期实业教育制度化脉络或线索,实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现代职业教育之前奏或先导。

晚清议改科举新探

废除科举并非清统治者的初衷。迄道光至光绪,长达半个多世纪,议改科举的主流,多以讲求实学、增广科目、取材标准多样化为基本取向,希望以老树嫁接新枝的方法,激活科举制生机。朝臣疆吏们先后至少有18份以上要求增设科目的改革方案,正式奏呈清廷,最高执政者亦并多次谕令部院大臣讨论议复。由于整个统治集团的观念更新滞后,礼部等机构恪守夷夏之大防,阻挠变制,总理衙门鉴于反对派势大而采取等待姿态,经济特科的举办又一波三折,以虎头蛇尾告终,使得科举制失去了逐步内在更新的最佳时机,后起者不得不考虑除旧布新的彻底变革。

晚清法制变革对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启示

中国法律近代化改革,迄今已经百年。回顾总结百年法制变革的历程,对于正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法制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法律文化的视角,通过对晚清法制变革这一历史进程的分析,提出其对当今中国法律文化建设的启示,即应正确对待中西法律文化、注重制度性法律文化与观念性法律文化的协调发展、实现法律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良性互动。

清末的私塾改良及其成效

清末,新式学堂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仍难以承担起初等教育的重任,由此教育领域里出现了先由民间倡导后由官方推行的一场私塾改良运动。这场运动大致分为调查劝导、召开观摩会设立研究所、甄别改造塾师、认定四个步骤。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来自塾师的抵抗以及私塾根深蒂固的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制约,这场改良运动显得雷声大、雨点小而收效甚微。这表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从清末检察制度的创立谈法制变革的阻力

清末法制变革的倡行者尽管在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上形成普遍共识,但是对司法权是否应当独立于君权这一关键问题的认知却存在歧义。检察制度在清末得以顺利创立的主要原因在于检察制度的相关内容既与权力争夺的重心关联不大,也不触及传统的伦常纲教,同时还有利于君主利用司法权的分散来操控司法。从清末检察制度创立可以看出,法制变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利益相关者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如何协调与平衡法制变革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决定法制变革成败的关键。法制变革的顶层设计必须警惕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纷争对法制变革的阻力,而设计者对自身利益与改革目标两者之间得失权衡所表现出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待访录》在清末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线索

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线索,阐述了《待访录》在清末中国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待访录》作为一个抗议专制皇权的民权寓言出现在清末中国的思想界,以杭州与温州瑞安为中心向广东、上海、四川、湖南等地传播,成为推动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谣言

清末新政期间 ,各地“讹言繁兴” ,谣言蜂起 ,并逐步汇合为强大的反对新政的社会舆论 ,最终以暴力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 ,与清末新政时期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有着相当大的联系。由于当时社会的急剧变动、普通群众的落后意识和清末新政给普通民众带来沉重的捐税负担 ,趋利避害的社会心理驱使普通民众视清末新政为“病民之政” ,因而不断信谣传谣 ,乃至掀起反对新政的武装斗争 ,冲击了新政的深入开展 ,动摇和瓦解了清朝的统治。

从书院到学堂的三重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书院改制,使以书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被近代学堂所取代。从书院到学堂,这不仅仅有教育机构名称的更替,也包括以学习西方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教育内部各要素的近代转化,还包括了从传统松散的、与科举分途的教育组织机构到建立合科举为一途的近代国家教育系统的三重变化。

论清末的刑讯制度改革——以1905-1911年《申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

1905年开始的刑讯制度改革引起了清末朝野的广泛关注。以《申报》、《大公报》为主的社会传媒,针对废止刑讯谕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揭露了刑讯制度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刑讯制度的措施,并对刑讯制度改革执行不力的原因予以剖析。这表明,近代司法理念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人们的认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末刑讯制度的改革并没有在地方州县得以真正贯彻实施,法律改革仍然面临着诸多阻力。

张之洞调停满汉畛域的努力与晚清政局的演变

满汉矛盾始终是支配晚清政局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晚清重臣张之洞鉴于满汉矛盾日益尖锐的严重局面,从稳定满清王朝统治基础出发,呼吁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调整满汉矛盾,尽早将化解满汉畛域问题纳入政治改革纲领。但是,由于皇族擅权、亲贵用事,满汉矛盾不见消解,反而日益尖锐,国事不堪收拾,终至崩溃。张之洞虽身为枢辅重臣,眼见亲贵并出,国事日非,却在专制体制的钳制下谏诤无效,一筹莫展,最终忧郁抱憾而卒。满汉畛域对于晚清政局的演变和张之洞的政治生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